
                     草 原 文 化 与 人 类 历 史  
  
                            作者：孟驰北     


    孟驰北----内蒙古苏尼特旗人，1926年生，1948年到苏北解放区，过了长江以后在苏
南日报和新华日报工作，1957年划为为右派，在天山脚下劳动20年，现在离休，专门研究
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前言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在想：世界有好几个大洲，为什么只有欧亚大陆创造了一次又一
次的文化辉煌而又长久不衰?在欧亚大陆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在历史上走着各自不同的路?为
什么欧洲和亚洲在文化上有这样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仅仪表现在历史的哪一个方面，而是
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各个方面，是整体的差异。为什么欧洲文化一直处在发展
中，表现为不断有质变的动势，而亚洲竟在农业文化圈画上了句号?为什么在十字军东征以
前，东方文明远远高于西方文明，而在十字军东征以后东方渐渐落后于西方?……这些问题
并非无足轻重，这关系到对人类历史发展能否作出正确的解释。对这些问题，世界上有一些
史学家、文化学家作过探讨，有着各种各样的见解和观点，但都未能抓住问题的根本，而且
远离历史的真实。我的这本书为解释这些问题找到了我自信最符令历史真实的视角。每一个
社会都要建构适合它需要的文化内蕴，对社会文化内蕴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样式。从远
古到现在，大致上可区分出这样几种社会样式：原始狩猎生产样式、原始采集生产样式、牧
业生产样式、农业生产样式、商业生产样式、工业生产样式。与这几种生产样式相关联，人
类历史长河出现过6种文化形态：原始狩猎文化、原始采集文化、牧业文化、农业文化、商
业文化、工业文化。要解释清楚人类历史必须要研究这6种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从研究这6
种文化着手解释历史就是本书的一条红线。

　　6种文化是从人类历史整体说的，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并非都要经历这6种文化。
但是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差别来看，凡是完完全全经历了
这6种文化的民族在认识上与社会生活上就比较成熟，就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而没有完全接
受这6种文化的民族就表现出先天不足，只好尾随历史之后。

　　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每一种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几
千年、几百年。在这个跨度内可以改朝换代，可以有政治权力交接的大变动。只要社会生产
样式不变，文化形态的经纬网络就不会变，生存方式的构架也不会变。人的生命在一定的轨
迹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形成一个常数，它对人就不能不留下心理积淀，形成集体无意识。
这种无意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中介和对外部世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范式，在价值判
断、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上就表现出一种定向性，这种定向性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从
一种文化形态骤然投入到另一种文化形态，人马上会感到不自在、不舒适，甚至予以排斥，
不到顺化或被同化，这种感觉始终消失不了，这是因为有旧的范式在作梗。

　　本书从欧亚各国民族形成史中去追寻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书中叙述了西亚各民族的形
成过程，认定他们是闪含游牧民族和当地农业土著民族的混血儿。欧洲除了保加利亚、匈牙
利、芬兰、俄罗斯有属于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后裔和混血外，其它几乎都是和雅利安游牧
民族的混血。公元300年到800年，日耳曼游牧民族整部落整部落地向欧洲纵深推进，建立
了许许多多王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牧业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大融合，时间延续了
500年，这就形成了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雅利安游牧民族和印度当
地农业土著达罗毗茶人混合，后来又有白匈权和蒙古人混进，这就构成了今天的印度人。雅
利安游牧民族和伊朗的土著混合的结果，成了今天的伊朗人。北非的含米特游牧民族和尼罗
河三角洲务农的土著民族混合就成了埃及人，后来西亚的闪米特游牧民族又侵入埃及，埃及
人又有了一次新的混合。铁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同样是游牧民族和农业土著民族混合而咸
的。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炎黄两大部落就来自西域。根据现有史料推断，最早出现在新
疆和甘肃的游牧民族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兰州的塞种人和进入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都是
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说中华民族是雅利安游牧民族和华夏农业土著民族的混血，是符合
历史真实的。和4世纪日耳曼游牧民族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一样，公元4世纪，西域雅利安游
牧民族和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大举入侵晋王朝，造成长达300年的混血。

　　以上事实证明，欧亚大陆所有民族几乎都是游牧民族和农业土著民族的混合。

　　解释欧亚大陆的历史，忽略这个民族成囚，那是说不明白的。

　　虽然欧洲和亚洲的民族都是两种民族的混合，但混合的结果不同。游牧民族带着草原文
化，农业民族带着农业文化，两种民族混合的过程也是两种文化的混合过程。在欧洲，因为
农业文化很脆弱，不能构成对草原文化强有力的同化，再加上草原民族不停地进入欧洲，直
到13世纪，这种混合还在进行着，因此，草原文化就以强劲之势保持着它的存在，形成欧
洲自始至终的传统。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长江、黄河珠江、渭河，适宜于发展农业，农业人口很多，都
创造了良好的农业文化，因此有很强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在军事进攻中能取胜，而在文化上
则被同化，虽然每次大的混合之后，农业文化都能获得一定的活力，政治上出现新的局面，
像埃及，在喜克索斯人入侵以后出现过强大的王朝；中国在春秋战国，各种民族混合以后出
现了强大的秦与汉，南北朝混合300年之后，出现了强大的隋唐，但草原文化最终还是被同
化了。

　　在欧洲形成了草原传统，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则形成农业文化传统。

　　占有是生命本质的特点，因为占有，生命才能维持其存在，“种”的绵延也才能成为可
能。占有是求生存的前提，从猿人到新石器时代的数百万年，为了占有，开发出多种优良心
理品质，如冒险、进取、拼搏、抗争、坚持、创新、对抗、勇敢、无畏，这些都构成生命的
活性精神元素。与这些元素相配合，也开发出忍耐、退却、调和、妥协、屈从，这些构成生
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人类在和万物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主要依靠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
素，惰性精神元素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原始初民的精神元素是统一的，自从发生了牧农业分
工后，对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精神元素和惰性精神元素的继承、选择上就有了各自的侧重点。
因为牧业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原始初民相比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了生命中
的活性精神元素，而农民比牧民的优越处在于可以利用植物的生长产出粮食，尽管农业生产
力的水平还很低，但被大自然摆布的程度已比牧民大大减轻。农业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比牧业
社会高得多。宝塔形的多层社会网络已经能在最大范围内把众多的人调动起来，用社会的合
力对付自然灾祸，于是农业文化更多地发扬了原始初民的惰性精神元素。

　　从此，世界上就形成两个系列的文化：一是高扬人的活性精神元素的文化(单原文化—
—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一是以高扬人的惰性

　　精神元素的文化：农业文化，这就造成了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的根本分野，也是东方文
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分野。  ?

　　本书用两章篇幅讨论了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特点：

　　草原文化是动态文化，不停地变动。牧业文化是尚力的，游牧民族形成力崇拜，特别是
追求暴力。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娱乐，有战争的时候参与战争，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参加体
育，体育是假想的战争，是在假想的战场±与假想的敌人较量，使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激
励人身上的活性精神元素。牧业民族着重发展人的阳刚之力，具体表现为爆发力、搏斗力、
攻击力、冒险力：冲击力。牧业民族对力的追求除了开拓力的形式，还要增进力的强度，提
高力的技巧。于是，如何把力和自然力结合起来使用就成了人的最大向往，于是就有了武器
的发明。

　　农业文化是静态文化，它千方百计要守住祖宗的经验，孔予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最简约地表述了农业文化的思维框架。静才能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静才能积累整理前
人的经验，静可使各种制度日趋规范化、合理化，静把人的注意力收拢在生产技术上，使原
始人的力转化为技术形态，可以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破天慌的大事，语
言可以在流动中形成，文字则必须在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才能形成。

　　社会的静态给A类带来过巨大的贡献，但当静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走向反面，会成
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障碍。维持静态要扼杀创新，这样就会形成顽固的保守心理。当保守
观念渗入到人的骨髓时，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排异心理，对异质文化采取排斥态度，把自己
牢牢"闭起来。在动势中，人的固定关系不容易形成，今天形成的关系在流动中容易破散。
农业社会的稳定状态使宗法血亲制度得到了枝蔓纠结的发展，使封建社会有了牢靠的根基；
静态意味着权力行使系统不会停止、中辍，这样就会使权力不断膨胀起来，使庶民百姓承受
越来越大的权力重压；静也使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定型化，富贵的总是富贵，贫贱的总是贫贱；
静态也能使一个民族变得愚昧起来。

　　牧业文化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接替并予以发扬，日久天长自会淡化下去。在欧洲有着独
特的发展商业的条件，游牧民族大批大批定居下来以后，对于在一个小天地内从事沉重而又
乏味的农业劳动，他们从本能上是抗拒的，游动已经形成他们的本性，固定在土地上当农民，
他们承受不了，由牧民转为商人就是合情合理的事。牧民的生活是游动，商人的生活也是流
动的；牧民需要冒险，商人也要冒险；欧洲的商人，半是商人半是强盗，牧民也是如此，因
此，由草原文化发展为商业文化，这是很自然的。牧业文化继承了原始文化的精髓，商业文
化又继承了牧业文化的精髓。也因为欧洲草原文化影响太强大，在代表农业文化的封建专制
国家中，又出现了商业共和国，就在这些商业城市中酿造出完全适合商人需要的商业文化。
高度发达的商业又为工业社会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由商业文化发展为工业文化就咸了顺理成
章的。因为有竞争机制和利益驱动，工业文化是更高层次上的动态文化，它最大限度地消化
了牧业文化的精髓，成为最富有创造性的文化。　　

　　原始文化——牧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在欧洲形成一个发展系列。这些文
化有一脉相承之处，高扬人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唯其如此，它就能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农业文化的根本之点是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态，因此，它就要千方百计扼制人的生命中的
活性精神元素，发扬人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它尚德而不尚力。所谓尚德，就是对人的生
命本性进行特殊的文化塑造，实际是一种扭曲。农业文化对人的塑造不外两种途径：一是运
用宗教；一是运用伦理道德。埃及、印度是用宗教改造了人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中国则
用伦理道德教化人的本性。在东方，这两种方式都运用得很成功，人，隆被扭曲，惰性精神
元素占了主导，人变得老实、驯服、忍耐、屈从，生命失去爆发力，象被阉割过一样，大大
强化了人的奴性。农业文化就成了终极文化，再没向新的文化形态转型。学者们在探讨东方
特别是中国何以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问题时都未抓住问题的根本。

　　在欧洲中世纪，当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并日趋完善时，也曾运用基督教来贬压人生命中的
活性精神元素，塑造“一仆二主’’的奴性。但毕竟因为草原文化在欧洲过于强大，特别因
为欧洲的地理条件极适宜商业的发展，草原文化又以新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出现了，原
始人几百万年发展了的优良心理禀赋得以保存下来，很快就出现了历史的质的飞跃——文艺
复兴。

　　学者们都忽略了理想人格模式塑造在历史中起的作用，在欧洲经历了神话人物塑造——
史诗英雄塑造——骑士的塑造——绅士的塑造，这些理想人格模式都尚力，尚自由，珍视爱
情，珍视人的尊严，贯穿着草原民族的精神气质。

　　而在中国则是清官——君子——名士一隐士——才子，这些理想人格模式都恪守封建伦
理道德规范，都要严格遵守三纲五常，人的本性严重被扭曲，显露不出人的本真。

　　本书也分章讨论了草原文化和宗教、草原文化和文学艺术、草原文化和政治、草原文化
和法律。这些章节都论证一点：在今天欧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草原文化的影子。譬如
法治，原始社会是依靠习惯法进行管理的社会，牧业社会继承了这个传统，它并不强调建立
宝塔式的权力系统，而是强调依习惯法管理社会。当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后，他们就要制定
法典。闪米特游牧民族统治了两河流域后，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雅利安游牧民族到了
印度后，就出现了《乔达摩法经》、《阿巴檀巴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摩奴法典》。雅利
安人到了希腊半岛，法文化成了希腊文化的光辉组成部分，《德拉古法典》就是著名的法  典。
雅利安人到了罗马，法文化成了罗马最为骄傲的精神财富，最早的《十二铜表法》和后来的
《罗马法编纂》都是法的经典著作。日耳曼人入侵欧洲后，也都制定各个王国的法典：东哥
特法典、尤列克法典、耿多伯德法典、撒利克法典、里普发法典。在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中
也有自己的法典，成吉思汗时就制订了《扎撒》，16世纪西蒙古制定了《蒙古大法典》。哈
萨克游牧民族则有《哈斯木法典》和《头可汗法典》。正是草原民族的法治传统使今天的欧
荚各国成为法治社会。

　　中国因为一直是农业社会，从来没有过法治传统，只有律没有法，今天建设法治社会就
非常困难。

　　在政治方面，原始社会是民主社会，头人是全氏族选举的，遇有大事就召开全氏族大会
讨论表决，平时，就由长老、巫师帮助头人管理氏族大事。牧业社会把这种原始民主制一改
造就是后来雅典和罗马的民主制。现代的选举制、议会制都可从这里找到源头。

　　在东方特别在中国，从农业社会抛弃了原始民主制后，一直推行着封建专制主义，对民
主制度一直是排斥的。

　　本书的原稿中曾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欧洲大陆的3次文化辉煌。第一次草原文化和农业
文化的结合出现了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古代文明，最终出现了经典的农
业文化；第二次草原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大混合，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东方出现了阿拉伯文
明和隋唐文明，这次辉煌结果是欧洲出现了商业文化；欧亚大陆的第三次文化辉煌是启蒙运
动，这次辉煌的结果，草原丈化升华到更高层面，形成了工业文化。在这次辉煌中，东方落
后了，仍停留在农业文化圈内裹足不前。这一部分因为文字较多，采纳编辑的意见删减了。

                                             1997年5月于乌鲁木齐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第一章  人类的六种文化

　　历史是一个多姿多色内蕴极为丰富而且在不断增大体积和容量的巨大板块。人可以从不
同的视点和视角去寻找贯穿历史始终的红线。这种红线像人身上的经络一样，粗的细的形成
纵的束和横的束，人们可用不同的红线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因果链。红线的粗细不同，因果链
对历史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也不同。

　　认识历史与认识自然是相同的。认识自然需要分渠道、分切点地探入，才能把握它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对历史也应如此。把一种因果链绝对化，看成是唯一的，并断定它是历史的
前后因，这是和历史的丰富性相悖的。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等于对历史认识的短路。对自然的
认识没有终极，对历史的认识也没有终极。历史并非是一个静止的过去，它不停地把现在、
未来转换为过去，纳入它的范围，不停地延伸它的领域。再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人身上就
存在着永远解决不尽的未知数，它是一个谜，你可以一步一步去接近它，却不能完全占有它。
想想看，人类从猿人到完全的人已有三百万年历史。在坦桑尼亚发现的十三块早期人类化石，

　　经测定其年代在370万年至395万年之间。要弄清在  这个悠悠岁月中人的全部活动，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多视角去认识历史就是非常必要的，从草原文化学的角度去探索历
史发展的红线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文化有上百种定义。这些定义的正确性有多少，要从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化这个根本问题
去评定。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要改造自身，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身是为了充实自己的
本质力量以便更好地去利用自然；改造外部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无论是改造
自身还是改造外部世界，其手段就靠自身体力和智力发展出来的文化。

　　改造，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塑造。一部人类历史就是用文化塑造主客观世界的历史。社会
就是一种文化氛围，人生活在这种氛围里，既接受这种氛围的陶冶，也为这种氛围增添新的
内涵。如果只是坐等被动地接受陶冶，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去创新，文化氛围的密度就要降低。
社会文化含量一旦稀薄，人的智能体能就得不到开发，人在客观自然面前就会变得低能无力，
人的自然驾驭能力也会削弱，人的生命能量就浪费在无用功上。

　　每一个社会都要建构适合它需要的文化内蕴。对社会文化内蕴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
样式。从远古到现在，大致上可区分出这样几种社会生产样式：原始狩猎生产样式、原始采
集生产样式、牧业生产样式、农业生产样式、商业样式、工业生产样式。与这几种生产样式
相关联，人类历史长河出现过六种文化形态：原始狩猎文化、原始采集文化、牧业文化(或
称草原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这是从人类历史整体说的。作为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并非都要经历这六种文化。

　　但是，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差别，凡是完完全全经历
了这六种文化的民族在认识上就比较成熟，有很强的生命活力和创新力；而没有完全接受这
六种文化洗礼的就表现出先天不足。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全部成果。文化的全部功能在于改造客观世界
和主观世界。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文化的客观效果却改造了原始自然的蛮
荒。这种改造的积累就造成了今天地球上繁华富丽的人工自然；精神教化和精神生产是满足

　　人的精神需要，它的客观效果却是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扫荡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蛮荒。
今天，人能变成万物的灵长，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就是这种改造积累的结果。文化从概念上
可以明确地划分成物质与精神两大门类。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的。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促动、互相丰富、互相提高的。这两个门类的轴心是人，是人决
定着它们的质与量。这并非说人只能决定它们而不接受它们的影响。人和文化是双向塑造的，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人。文化对人的创造是在两方面见功效的：一方面是开发人的心
智；一方面是调教人的野性。这二者的相加便是人的文明程度。任何文化形态塑造人的基本
着力点都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文化形态在着力点的走向上产生了歧异，有时会是很大的歧异。

　　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每一种文化都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几百年、几
千年，在这跨度内可以改朝换代，可以有政治权力交换的大变动，只要社会生产样式不变，
生存方式的构架不变，文化形态的经纬网络也就不会变，人的心理内涵也就不会有质的变化。
人的生命在一定的轨迹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形成一个常数。它对人就不能不留下心理积淀，
形成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中介和对外部世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
范式。因为有这种范式存在，在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上就表现出一种定向性。这
种定向性形成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世界上所有文化差异都是这样形成的。从一种
文化形态骤然投入到另一种文化形态，人会马上感到不自在、不舒适，甚至排斥，不到顺化
或被同化，这种感觉始终消失不了，这是因为有旧的心理范式在作梗。消除这种范式不是一
朝一夕能做到的，这是旷日持久的事。

　　 从历史纵向上看，人的心理范式能多建构一层，人的智力土壤上就等于多打了一眼深
井，人的生命也会出现新的模样。人经历的文化形态越多，开发智力的钻井也多，人的生命
原貌的变形也越大。少几个文化形态的陶冶，对人本身的开发就贫乏多了。如果一个民族在
漫长时间跨度中喜始终稳定在一两个文化形态内，没有新的发展，又没有异文化的渗入，用
现代语汇来说，就会出现熵增大的局面。如果地理环境又是封闭的，这个民族就有可能出现
衰落，直至从地球上消失。即或存在到现在，智力发育准不够成熟，生命还有可能出现畸形。
不但那些处在落后状态的民族如非洲、澳洲；大洋洲的一些土著民族和美洲的印地安部落是
如此，连历史上曾一度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古老民族的身上也能找到这种缺陷。当工业文化还
没有在地球上出现时，这些古老民族因为没有先进的参照系数作比较，还可以借祖宗的伟业
傲视四邻、脾睨八方；及至工业文化出现后，那些古老民族心理深层的缺陷就映照得一清    
二楚，显出很大的落后性。因此，研究六种文化对人类精神塑造所起的作用、对认识今天人
类已达到的认识水平和文明水平及各民族之间在这两方面存在的差别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
草原文化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那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把研究的聚焦点放在草原
文化上，弥补这个空白就是本书的出发点。

　　前面所列举的六种文化形态是人类历史曾经有过的全部文化形态。在西方，这六种文化
形态几乎形成一个发展的阶梯；而在东方，六种只经历了两种：原始文化和农业文化，农业
文化成了东方文化的顶峰，到此就划上了句号。除了日本，其他东方国家只是到近半个世纪，
才在西方枪炮的袭击、商品的冲击和各种文化思潮冲刷下，相继发展出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发展红线，要区别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就要对比这两条红线。

　　不论是西方文化或是东方文化都滥觞于原始文化。人文学科，特别是人类文化学的专家
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过于鄙薄原始文化，都以落后野蛮视之。以为文化只是在有史以来
才崭露头角，而在有史以前的文化是苍白、贫乏、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他们把文化仅仅理
解为器物、制度、典章、文献这些有形的层面，而忽略了对原始初民内心世界的文化含量的
研究。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文化塑造和对主观世界的文化塑造几乎是同步的，原始初民既然在
石器、青铜器、陶器方面作出那样辉煌的成就，他们的精神世界一定也有丰富的文化含量。
这里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猿人到完全的人的几百万年时间中，人能成为最出类拔萃的动
物，能主宰万物而不为万物主宰，难道是简单的吗?人的这个主宰地位是在有史以前当人能
用工具生产，能用武器狩猎的时代就确定了的。原始初民能把人类推到这个光荣的宝座，真
是功绩显赫，既然原始初民能取得这个成就，难道能用野蛮落后这样的字眼表述他们吗?原
始初民内心世界是几百万年中锤炼成的活性和惰性精神元素构成的。

　　正是这些精神元素日益壮大了人的主观力量，支撑着人和大自然作殊死的斗争，鼓舞着
人在一次又一次悲壮的牺牲中不消沉、不颓废、不丧气，而能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再接
再厉，按着自己的既定目标，继续探索。强调原始初民的精神因素，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捏
造，只要看看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能不为原始初民的创造天才而惊叹吗?

　　从辉煌的器物中不正映现了原始初民璀璨的内心世界，不着眼于这个世界，又怎能说清
历史的源头?不研究原始初民的心理文化含量就无法说明人类如何与自然分离进而成为万物
主宰这一事实。有人会这样说：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是无形的，原始初民的文化含量早已被
渺远的历史埋葬得无影无踪，现在去追踪这个问题，不是捕风捉影吗?不!原始初民的存在虽
属遥远事，但它在历史上留下了照影，留下了替身。这个照影、这个替身就是游牧民族。游
牧民族虽然有了驯化的动物，但是基本生存环境和原始初民并没有质的变化，大自然的威胁
并未减轻，部落间的战争又时有发生，因此他们还得像原始初民那样不懈怠地和多  种迫害
生存的力量进行奋勇抗争，于是就把原始初民的活性精神元素全部继承下来。千百年中他们
成了欧亚大陆上的天兵天将，来如风，去如电，攻必克,战必胜。世界上三大游牧民族都入
侵过欧洲；尤其是雅利安游牧民族以及后来的日耳曼民族对欧洲的土著农业民族简直如摧  
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一般。十五世纪以前，马背民族实际上是欧亚大陆的主宰。这和原始初
民在漫长的年月中取得对万物的主宰一样，是了不得的成就。他们凭着什么能如此叱咤风云
呢?关键是他们继承了原始初民心理层次上的文化含量的精粹：这是人类历史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它由游牧民族保存下来成为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不研究草原文化，就把握不住这个
历史的驱动力。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源就在于草原文化有没有起重要作用。在东方，因为农
业人口众多，农业文化缜密完善，具有极强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可以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甚
至夺取政权建立帝国，但在文化上却是彻底的失败者。再强大的游牧民族进入东方农业文化
网络后，如果不迅速撤离；过上一段时间就会被同化掉。同化游牧民族，就意味着把游牧民
族从原始初民身上承传下来的、人类在数百年时间锤炼出来的能保证和大自然抗争的心理层
次的文化含量化为乌有，用农业民族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去代替。而在欧洲，农业人口稀少，
农业文化底子本来就稀薄，又受到游牧民族的频频破坏，一直建立不起像中国那样包罗万象
的农业文化体系，所以同化力非常差，牧业文化就不至于受到粉碎性的摧残；那份从原始初
民接受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就得以保存，它就使欧洲韵历史保持了创造的活力。

　　农业文化是静态文化；一个相对稳定的静态社会对人类历史妁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但当
静态中的文化塑造已经形成沉甸甸的积累，给历史背上重负，产生了巨大的惯性时，如果投
有一种异质文化抵消这种惯性，静态的优势就会转化成劣势。牧业文化是动态文化，正好给
农业社会的静态形成撞击。西方因为不断地受到撞击，农业文化静态就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
地步。中世纪基督教千方百计想给农业文化的静态拧上螺丝钉，对草原文化形成过巨大的遏
制，但终因有游牧民族带来的原始初民心理层次的文化内涵存在，农业文化的静态一直受着
挑战。形不成君临一切的霸主地位。从十字军东征爆发出的嗜动性使东西方文化在全方位上
接触，从而从非常成熟的东方异质文化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营养获得了新的参照，反使西方
的农业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在人民面前无法形成至善至美的偶像形象，人们不去顶礼膜拜
它，而是用怀疑的甚至是鄙夷的眼光去看待它，这就使草原文化的活动有了更宽松的环境，
终于有了在更高层次上表现草原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出现。

　　草原文化因为继承了原始初民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它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能给人一种禀
赋、一种气质和复合型的精神元素。草原文化本身没有什么深奥复杂，但它传导给人的那些
精神因素却能使人的内心世界永葆青春的绿色，永远保持创造的勇气和活力。，因为草原文
化是动态文化，它必然要向新的文化形态过渡。历史上的千个伟大事件是草原文化转型为商
业文化，而商业文化是从古典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过渡的重要中介。原来落后于东方的
西方历史能大步前进，而东方胶着在原有水平上的文明再也突不破农业文化这个硬壳。因为
东方没有强劲的草原文化，因而无法向商业文化转型，因此在向现代社会挺进时，东方就落
后了。

　　草原文化向商业文化转型的最后完成是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但游牧民族转变为商人的
事，游牧民族由绿色海洋走向蓝色海洋的事件则从很古很古的时代就发生了。到了中世纪，
这种转型几乎是成批成批，有了规模声势。当然，欧洲有一个地理优势，他们靠近一个适合
于航行而又四通八达的地中海。正是这个大海把欧洲的游牧民族培训成航海民族，从而有了
具有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没有航海贸易就不可能有兴盛的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独具特色的商
业文化也就无法形成。中国的商人或者是来自农村的地主、农民，或者来自城市的市民，在
他们的骨髓中渗透着农业文化，所以他们只能在农业文化的框架中活动，势单力薄，具有很
强的依附性，因此无法形成自己的文化。中国虽然有很长的海岸线，零星的海上贸易也曾有
过，但也没有形成能撼动农业经济的规模，对形成商业文化自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商业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重要的，它为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它在古
典社会内部酿造了现代社会需要的各类观念，培训了建构现代社会的各类社会角色，探索和
积累了供现代社会参照和采用的经验，建立起组成现代社会的组织、团体机构，培养起作为
现代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一步步建立起区别于古典社会的价值观、审美观、
道德观……没有这一系列的准备，人类是无法从农业社会跃进现代工业社会的。而商业文化
的精髓还是承传于草原文化，把商业文化说成升华了的草原文化亦未尝不可。所以说，商业
文化和现代工业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合理发展，正是草原文化把现代工业和原始初民心理层次
的文化含量衔接起来，使这种文化含量在很高层面上起到了补充、丰富、充实、修正的作用，
使其能显露更灿烂的光华。从农业文化的角度观察原始初民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会被看作
是蛮荒时期的人的野性，是对社会静态最具有挑战性的东西，农业文化的中心就    是要使
人摆脱这种文化含量的影响。它的伦理道德就是对这种文化含量最严密的防范和压制，农业
社会中的宗教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当农业文化对人进行的这种改造一旦完成，人都换上温良恭俭让的心理禀赋，尽可能地
让惰性精神因素在人身上起主导作用，人就会萎蔫下来，失去创新冒险的能力。这时农业文
化就给农业社会的发展划上句号。

　　马背民族极富想象力。浪漫主义遐想是草原文化的明显特色，它的音乐、舞蹈、神话故
事、英雄史诗、说唱都有这个特色。想象的箭头总是朝前的，是指向未来的，他们也眷恋祖
先的业绩和遗芳，但并不被祖先的有限经验束缚。游牧民族的一个永恒追求是寻找流奶流蜜
的地方。耶和华嘱咐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要他们到流奶流蜜的地方去。岂
止是犹太人寻找流奶流蜜的地方，这是所有游牧民族翘盼的理想国。在蒙古史诗《江格尔》
中，也是把追求流奶流蜜之地当作他们最大的愿望，这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初民那儿继承来的
美好愿望。原始初民因为改造生存环境的能力很差，他们日夜盼望着能有一个理想的地方。
于是他们在大地上走啊!走啊!一心想寻找这种美好的地方。游牧民族也把希望寄托于此。他
们也不停地走啊!找啊!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来的乌托邦、太阳国都是游牧民族流奶流蜜地
方的理性升华。而在东方农业社会只有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很少有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
中国儒家有过大同世界的提法。《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是这个社会
的主要特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个理想世界的具体设计只不过
是社会福利事务，而它的出发点则是一个吞没私字的公。这自然对人没有吸引力，它在中国
社会就没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很少人真把它当作一种理想为之奋斗。因为农业文化的一个特
点总是缅怀过去，是从祖先的成就中去找兴奋点，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就述的尧舜文
武周公的业绩，一般庶民百姓也都以祖先风范为行动依归。草原文化总是眼望着明天。眼望
明天，人就会去设想、去实践，向自己的未来理想目标接近。农业文化的视线总是聚焦在昨
天，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已在历史上展现过倩影，今人的崇高任务是向过去看齐。这儿表现的
不仅是两种思维方法也是两种人生态度。这自然对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
草原文化面向未来，由此引出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发展，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出现就是实证；
农业文化因为面向过去，无意创造具有新的特征的未来，因此只能是固步自封，自己给自己
划上句号。

第二章 草原文化和人类关系

　　一、草原民族和西亚各民族的关系

　　根据可信的史料证实，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最早创立了文明的是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是怎样形成的无稽可考，但可以推测属于游牧民族。而苏美尔人以后的历史是清楚
的，他们定居在两河下游，离波斯湾不远的地方，和当地的农业土著混合渐渐成为农业民族。
他们创造了很高的文明，用砖筑屋，用陶片写字，后来，一支被称为阿卡德人的游牧部落在
他们的西方边境上出现了。这个部落对苏美尔人又贸易、又抢劫，时间继续了好几百年。公
元前2750年，在萨尔贡的领导下，阿卡德人团结了闪米特游牧民族，征服了苏美尔人。这
个征服只是军事上的征服，因为苏美尔人的文明要高于阿卡德人，阿卡德人反而被苏美尔人
的文明征服了，也就是同化了。在这个地区，这种融合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当阿卡德人在
这儿建立王国以后，游牧的亚摩利人又侵入进来，牧民和农民又一次实行融合。这种融合后
的民族必将出现活力，这就是汉谟拉比建立的后一个巴比仑王国。当这个王国走向衰亡的时
候，又一支游牧民族即加喜特人从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山丛里冲了出来，和汉谟拉比的后代争
斗了155年，他们终于突入了巴比伦，这又出现了强大的加喜特王朝。但是，加喜特人也没
有逃脱历史的规律，尽管他们在军事上是征服者。公元前1595—1593年，他们的加喜特王
阿古姆二世自称为“天下四方之王”，但是经过500多年的融合，在文化上还是被巴比伦征
服了，连语言也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再后来又来了更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即亚述人，他
们已经跨上了马背，有了战马和战车，这些新武器在当时是不可抗御的。他们以摧枯拉朽之
势，把加喜特人的王国打得落花流水，建立了军事上咄咄逼人的亚述帝国，使两河流域的农
牧民又一次实行了大融合。和当地的土著相混合，这就成了以后的叙利亚人。过了150年，
又一支属于闪米特人的游牧民族迦勒底人和操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米地人打垮了亚述帝国，
这一次当然不是和真正的亚述人的混合，因为到这个时候，不仅早先的苏美尔人和伊拉姆人
已经被完全同化了，连语言都不存在了。亚述人也未能逃脱这个命运，它也同化在迦勒底人
和叙利亚人中。另一支游牧民族赫梯人也褪去了游牧民族的本色。还有其他的游牧民族如斯
基太人、萨尔马列提人都在这儿驰骋过，但是，后来都消失了。他们哪里去了?都被融合了。
谈到西亚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混合又不能不提到犹太人。这个民族由于强烈的内聚力，在
漫长的年月中都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一部《圣经》最完美地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生活。
他们从埃及回到迦南时，还是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和当地的农业民族渐渐混合，吸收了农业
文化，从而建立起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这期间，犹太人曾先后被摩押人、迦南人和
腓利斯人所征服，其中有游牧民族，也有农业民族，当然又是一次次的混合。公元前586
年，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掠到巴比伦，经受了50年的农业文化的陶治，去的时候带着游牧
民族的野蛮，回来时却带着农业民族的文明，所以说，现在的犹太人也是一个混合民族，不
过它更多地保留了草原民族的气质。

　　到公元7世纪时，西亚广大土地上，农业文明已经占了统治优势， 但在阿拉伯半岛上，
依旧是游牧者的天堂。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说，阿拉伯半岛虽然有些较为进步的地区如
也门等地，但是游牧生活遍及全岛。少年时放过羊、成年时从事经商的穆罕默德出身于贝都
因部落，后来在他掌教之后，有人说他还是“贝都因气”。当伊斯兰大军进攻伊拉克、叙利
亚后，西亚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又是一次大融合。这次融合之后，出现了强大的阿拉伯帝
国。13世纪，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崛起在东方，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攻入巴格
达后建立了伊尔汗国，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又是两种民族的融合。1388年，灭掉伊儿
汗国的是崛起在中亚的由窝阔台的后裔帖木尔建立起的蒙古大帝国，自然这是蒙古人与当地
民族更深层次的融合。

　　就在蒙古人扩充版图的时候，却为突厥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当成吉思汗的大军进逼的
时候，奥斯曼突厥人赶着牛羊，从中亚越过沙漠和山脉寻找栖身之地。以后在小亚细亚的台
地上找到了落脚点，这儿住着塞尔柱突厥人，他们很容易联合在一起，后来他们征服了西亚，
建立了奥斯曼大帝国。这是西亚民族和游牧民族最后一次融合。纵观西亚的历史，数千年中，
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混合就未停止过，今天西亚人民的好斗性格都因为保存了太多的游牧
民族的性格。

　　二、草原民族和欧洲各民族的关系

　　今天的欧洲除了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俄罗斯有属于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后裔和
混血外，其它几乎都是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后裔和混血，这就是雅利安民族。这个民族在史前
时代能把欧亚大陆那么多土著民族征服下去，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况且他们当时还未
跨上马背，他们主要是驯牛，是随着牛车以慢速游动，直到他们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利亚人
相遇混血后才学会了驯马，当他们到希腊时，已经威风凛凛地跨在游牧马背上，当然这是以
后的事。

　　欧洲原先遍布着和埃及人非常相似的伊比利亚种族。最先进入欧洲的雅利安人是克尔特
人，他们身材较高，皮肤白皙，习性剽悍，文化较高，很快把伊比利亚人征服并同化了。他
们不断地向大西洋推进，能够不被同化的土著民族极少，只有近代的葡萄牙人大部分还属于
伊比利亚血统。克尔特人就成了现在法国的先民。雅利安人因为有游牧民族的游动性，即使
再美好的土地，也挽留不住他们好动的脚步。他们不停地游动，那时世界上没有国界的限制，
正好满足牧人的性格。北欧的克尔特人一部分向西扩展，另一部分则进入意大利和希腊，再
渡海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他们就成了挪威、瑞典、丹麦、冰岛人的先民。在喀尔巴山和
黑海以北，雅利安人和当地土著民族混合的结果，又产生了俄罗斯、波兰、捷克、塞尔维亚
人。古希腊的爱琴地区因为吸收了埃及文化和两河流域的文化，因此产生了以克里特和迈锡
尼为代表的爱琴文化。

　　公元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希腊半岛，摧毁了爱琴文化，它们和当地土著民族混
合后，因而创造了更高的文化。

　　古罗马的情况也是如此，最初住在意大利的是伊比利亚人，到公元前1000年，南下的
雅利安人已经在意大利的中部、北部住了下来，他们和当地的土著结婚，这样，很快就和土
著民族融合了。在拉提乌姆有一个部落，他们被称作拉丁人，住在台伯河畔的一群山丘的顶
上和四周，后来他们在欧亚大陆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到公元前900年，一支被称为伊
特拉斯坎人的部落从海上到了意大利，有人说他们是海盗，从他们留下的画像看，他们是非
常健壮的。许多史学家认为，他们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游牧民族。他们经过台伯河口在更北的
地方登陆，从雅利安人手中夺走了台伯河以北的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和当地的人又一次融
合。伊特拉斯坎人带来了东方的文明，又来带了商业活动，在台伯河畔的一块作为贸易集市
的河滩地就成了以后的罗马。

　　谈到欧洲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融合，又不能不提到匈奴人。东  方的民族进入西方一
定是很早的，但是有史料作证的是匈奴。匈奴原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一支，最早见于中国的史
料，原在中国的西北部。商周人把他们叫做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战国时
称胡或匈奴。从西周到东周的数百年间，不停地向周朝发动进攻，周幽王就是被犬戎杀死。
后来，又逼得宣王东迁。到了秦朝，秦始皇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又建筑了长城，这才把匈奴
的进攻挡住。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大举进攻晋阳，汉高祖亲率大军迎战，被包围在白登。
到了汉武帝，此人雄才大略，他派人到西域购买良马，建立了强大的骑兵，这才改变了战略，
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几百年中，匈奴节节败退，相当多的人定居在中原的土地上，和从事
农业的汉族人混合了。另有一部分人开始了伟大的进军。到了公元一世纪，他们已经推进到
欧洲的东部边界，并且和属于雅利安人的诺迪克游牧民族混合起来。根据韦尔斯的著述，匈
奴人决不像后世西方史学家描写的那样野蛮，因为他们带去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他们对被
征服者不是杀戮而是编人兵籍，甚至互通婚姻，这样他们便成功地把多瑙河的游牧民族都混
合起来。他们具有一切注定要在政治上支配别的民族所必需的天赋才能，有很强的同化力。

　　到了四世纪，匈奴更加壮大，他征服了在他们西边的阿兰人，东哥德人也臣服于他。后
来匈奴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军事都非常杰出的领袖吾提拉，他统治着匈奴和日耳曼诸部落
组成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罗马帝国十多年间一直受他的欺凌，他甚至娶了罗马帝国皇帝的
孙女。风流的他和他的铁骑是这样的可怕，以致日耳曼人、罗马人都一致称他为“上帝之鞭”，
连罗马帝国也不得不纳贡。有一次他侵入希腊逼索额外的赔款，直到温泉关和色腊基，长驱
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451年，吾提拉向西罗马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有50万人。他们从
匈牙利出发，渡过莱茵河，攻人高卢，但在马河夏龙附近遭到失败。次年他又打到罗马城下。
公元453年，吾提拉和一个日耳曼少女结婚，举行婚礼时不幸死去了。从此匈奴便消失了，
东方游牧民族的血便流在欧洲人的血管里。

　　在欧洲，公元300年到800年，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有了更大的融合。这个时间里起主
导作用的是日耳曼人。公元前5世纪，他们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日德兰半岛、波罗底
海和北海南岸，主要从事游牧、打猎，操着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克尔特语。他们被希腊人
和罗马人统称为蛮族。像中国称马背民族为夷狄一样。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他们零零星星
渡过莱茵河，向罗马境内渗透，到第五世纪，整部落整部落地过了莱茵河。法兰克人进入高
卢，盎格鲁、萨克森人渡过北海到了不列颠。勃艮第人到了德国南部。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
平原地区，有汪达尔人。在汪达尔人后面有苏维汇人、兰哥巴德人和伦巴德人。在今天称为
罗马尼亚的地方，有西哥德人；在黑海的北边，有东哥德人。从公元300年到800年，欧洲
大陆正是这些游牧民族大迁移、大动荡的时候，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游牧民族与农
业民族的大融合，时间延续了500年。这就形成了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
人… 欧洲农牧民族的融合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说现在的欧洲人比其它的民族更多地保留
了草原文化的传统，能说是夸张吗?许多欧洲学者不去研究雅利安人代表的草原文化对欧洲
人产生了何种影响，而是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场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以此来提高欧洲人的
身价，贬低别的民族的文化成就，其实，雅利安人带给欧洲人的是草原文化的精髓，希特勒
鼓吹雅利安人的高贵血统是为了煽起本国人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个立竿见影的
手段就是鼓吹种族优越论，挑起本国人民歧视、卑视、仇视别的民族。

　　三、草原民族和印度人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看，印度和中国一样，也是个自然封闭体，只有西北方  向可以和世界沟通。
而在古代，驰骋在西北方向的多是游牧民族，因此就不能不和游牧民族发生关系。印度最古
的土著人民，可由矮小、长着尼格罗的鼻子的黑人所代表，被称为达罗毗荼人。根据考古学
的资料，在公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的时候，在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已经有很高的文明。在公元
前二千年中叶，征服了北印度的雅利安部落从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下来，涌主旁遮普和恒河
上游盆地的肥沃平原，他们和当地的土著进行了缓慢的融合，他们自视高贵而把被征服者当
作贱民。在《黎俱吠陀》里，被征服的土著部落被称为“蔑利车”和“达萨”，意即“野  蛮
人”和“敌人”。他们给印度带来了草原文化。雅利安人是驯牛的民族，后来的印度人也尊
重牛。在古代印度语言中，部落的领袖被称为“瞿波堤”，主要的食品是乳类、黄油和肉类，
直到今天这些食品仍然是印度人的饮食结构。饮酒是草原民族的极大的嗜好，这个风气带到
了印度，当地的人也喝起苏摩酒来。自然雅利安人也接受了当地土著民族的文化，学会了农
业，过起了定居的生活。但是在印度这块土地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融合却出现了畸形，
产生了种姓制度，他们把人分为四个瓦尔纳，即(1)祭司(婆罗门)瓦尔纳；(2)战土(刹地利)瓦
尔纳；(3)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吠舍)瓦尔纳；(4)首陀罗瓦尔纳，这是包括奴隶在内的贫民
阶层。前三个瓦尔纳被称为“再生的雅利安人”，是征服者；最后一个瓦尔纳是被征服者。
出现这种现象实在是一个例外，据推测是和印度的地理气候有关。有一名叫杜包亚的，他在
印度生活了几十年，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以为该地的气候有一种普遍使人虚弱的效力，人
的身体结构相当脆弱。不仅人如此，野兽中除了大象和虎外也都表现出有气无力的样子。游
牧民族是非常强壮的，他崇尚的是力，他蔑视弱者，尊重强者，种姓制度也许是强壮的雅利
安人对缺乏强力的土著民族的蔑视。从欧洲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混合，可以得到反证，日
耳曼人遇到的是已经和农业民族融合过的凯尔特人，他们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强壮，因此这
两种民族的融合就是平等的融合；而在印度却是不平等的融合。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也确使
印度人强壮起来。在公元前324—187年，出生刹地利的旃陀罗笈多建立了强大的孔雀王朝，
到他的孙子阿育王时，版图北起喜马拉雅山麓，南起迈索尔，东达阿萨姆，西抵兴都库什山，
这是印度历史上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这当然是传进了草原文化的结果。雅利安人
的强力后来在印度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渐渐消失了。在孔雀王朝时期曾有过的那种勇武精神几
乎再没有出现过。公元前187—75年，普士亚米多罗建立了巽伽王朝，其统治范围也只限在
恒河中下游地区，雅利安人的勇武进一步淡化。雅利安人原先嗜酒嗜肉，但是印度特殊的气
候逼得他们不得不改吃素食，这就使原来的游牧民族的生命冲力大大减弱。公元100年左右，
游牧民族萨迦人冲了进来，在西北部建立了帕提亚王朝。公元120年，被匈奴从新疆赶出去
的月氏人进入印度西北边境，建立起贵霜王朝，统治了大部分北印度，这是游牧民族的又一
次侵入，这时印度已经四分五裂，出现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小邦。公元四世纪，建立了笈多王
朝，应该说，萨迦和月氏两个游牧民族给印度人的血管里注入了新的血液。笈多王朝把阿育
王国相当大的部分统一了，曾被誉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到了公元6世纪，被称为
白匈奴的游牧民族冲了进来，白匈奴曾经是强悍的，但在进入印度虚弱的气候染缸里，也虚
弱下去。从六世纪到十四世纪的800年中，战乱频仍，印度处在痛苦和虚弱、富庶而毫无防
御能力之中。15世纪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尔在中亚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大帝国，他是游牧民
族中最凶暴的。他曾远征到印度河，他的逝世也宣告帝国的消亡。50年后他的后代巴贝尔
在喀布尔聚集起军队，以少胜多，打败了德里的苏丹，从此成为印度的主人，这就是史称莫
卧尔王朝。他远征到孟加拉，他的孙子阿克巴登统一了全印度。这个王朝是印度历史上最为
辉煌的。

　　纵观历史，在印度这块自然封闭体上，也是多次发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融合，但因
它特殊的气候条件，很少有过别处发生过数次的民族融合之后必有的民族或国家振兴，但是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印度历史上几个强大的王朝都是和游牧民族有关的。

　　四、草原民族和伊朗人的关系

　　伊朗是一个四面闭塞、高山环绕的高台地，也是一个自然封闭体。在伊朗的土地上，最
早的部落在铭文里被称为帕尔苏阿人，据说，是伊朗人最早的祖先。这些部落大部分都是游
牧者，其中著名的有加喜特人、路贝人、伊兰人、斯提亚人、玛萨盖特人、萨迦人。斯大林
不承认伊朗是一个民族，这当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伊朗人是多种游牧民族和少量农业民族的
混血。前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在《古代东方史》中写道：伊朗最古老的诸部落在自己的黎明
时期都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大量地繁育牲畜。在米地亚非常普遍的养马。在圣书《阿维斯塔》
里便保存着反映在宗教和神话里的关于古代畜牧生活的余响，牝牛和狗被认为是神圣的动
物。在《阿维斯塔》最古的部分《伽耸赫》里，常常提到古代神话的形象：牝牛的精灵和牝
牛的创者。在《阿维斯塔》较晚的部分，在《维弄打提》里，整章都是谈狗的。居鲁士建立
的帝国之所以那样强大，能统率大军直冲欧洲，就因为他们聚集了草原民族的勇武。后来在
游牧民族阿萨契人建立的帕提亚(即安息)统治了250年之久，也保持了相当时期的强大，后
来衰落下去。这期间，又有游牧部落渗入进来，又激起了伊朗人的阳刚之气。公元226年，
强有力的萨珊王朝代替了阿萨契王朝，在科斯洛埃斯二世当政时，他攻占了安提俄克、大马
士革和耶路撒冷，进军直到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加尔西顿。再以后，游牧的阿拉伯人、蒙古人、
突厥人相继占领过伊朗，当然每一次这种占领都是民族的大融合。

　　五、草原民族和埃及人的关系

　　埃及是一个罕见的自然封闭体，东面是红海，与红海相联的是阿拉伯沙漠，南部是撒哈
拉大沙漠，西部是利比亚沙丘，北边是地中海，唯有东北的西奈半岛和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
相联接，这个岛上沙漠占了90％以上，不仅在古代，就在今天，人们依然把涉足沙漠视为
畏途，所以沙漠是断绝人迹的最好屏障。正是这个自然环境阻止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古埃
及人可以在相当稳定的环境中发展它们的农业文化，修他们的巨大的金字塔，正是这个自然
优势变成了埃及的历史劣势。因为缺乏游牧民族输入新血液，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征服。

　　由于古代气候的变化，北非植物消失，那些靠狩猎和游牧为生的东非和北非人便移到尼
罗河三角洲定居，后来东非和北非的含米特游牧民族冲了进来，和当地的土著民族混合，这
就构成了埃及的先民。尼罗河三角洲和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一样，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地带。
在这里可以从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方面建构精美的文化体系，
造成高密度的农业文化氛围，和中国一样，有很强的同化力。从语言来分析，古埃及语和游
牧的腓尼基、阿卡德、亚述、希伯来人的语言有近似之处，这说明古埃及人是受到过这些民
族的影响的。《圣经》中就清楚地记载了犹太人进入埃及的史实。雅格的儿子约瑟还做了埃
及的宰相，但这都不足以撼动农业文化的根基。公元前18世纪末叶，游牧民族喜克索斯人
冲了进来，他们是骑着马、驾着战车冲进来的。在这些新式武装、新式武器面前，埃及人吓
得目瞪口呆。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埃及遍布着喜克索斯人的部落。这次融合对埃及的农
业文化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埃及人变得强悍了，埃及人学会了用箭袋和驾战车，他们开始攻
城掠地。雅赫摩斯一世和三世都创立了辉煌的武功，逼使被占领土地的人民承认法老为太上
君王。由于这些征服，埃及文明向南传人利比亚，向北传人叙利亚。埃及也从封闭状态中清
醒过来，接受了许多新观念。喜克索斯人被驱逐后，埃及还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强大，公元
前1200年以后就衰弱下去。

　　六、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和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的关系

　　雅利安民族原来就活跃在南俄和中亚大草原上。在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以北，操雅利安
语的部落使用的是一种称为斯拉夫语的独特的方言。游牧部落总是不断地分解成许多小部
落，又不断组合成大的部落联盟。所以斯拉夫部落又分解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
捷克人……。俄罗斯人是来自东、西、北三个方向的游牧民族的大混合。

　　英国赫?乔?威尔斯先生说：“南苏格兰、英格兰、东爱尔兰、费朗德勒、诺曼底和俄罗
斯等地的居民所具有的共同成份比我们惯常认识到的要多一些。他们基本上都是哥特族和诺
迪克族人。俄国人和英国人的亲属关系，在他们的度量衡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两国都用斯
堪的那维亚人的英尺英寸”(《世界史纲》)。斯拉夫人这支游牧民族和新疆西蒙古人很相似，
西蒙古被称为卫拉特蒙古人。卫拉特人原来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大森林中，又称为“林中百姓”。
除了放牧，狩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来源。俄罗斯也有大片大片的森林，斯拉夫人除了放牧，
狩猎也是主要职业。古斯拉夫人没有货币，像中国古代用贝壳作交换手段一样，斯拉夫人用
兽皮特别是貂皮和松鼠皮。俄语货币“基尼”就是从貂皮“基尼格”得来的。最早的斯拉夫
人是牧人、猎人、养蜂人、商人。在黑海大草原上，居住着一支有突厥血缘的阿尔泰语系的
游牧民族叫喀扎儿人。

　　早在八世纪，君士坦丁五世就曾娶过喀扎儿人的一位公主当皇后。喀扎儿人的领土从高
加索起向北到伏尔加河并远抵该河的下游。它包括顿河盆地，西至第聂伯河两岸。喀扎儿人
成了斯拉夫人在第聂伯河贸易的保护人。后来这支游牧民族也深入俄罗斯民族中。公元六世
纪，东方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柔然人)相当强大，但被查里曼大帝的几次重大进攻，变衰弱
了，大部分人都混入斯拉夫人中。还有一部分人混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人中。匈牙利最近发
现的文物证实：这些文物与中国河套地区鄂尔多斯所发现的同一类型的青铜器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亲属关系。七世纪初年，俄罗斯草原的东南部分出现了一个迦萨帝国，属于突厥游牧民
族，非常强大，查士丁尼二世皇帝流亡时，娶了迦萨可汗的一个妹妹，康斯坦丁五世也娶了
可汗的一个女儿，后来汗国衰亡，这一支游牧民族自然融人斯拉夫人中。这以后，又一支突
厥人被称为佩彻涅格人，活动在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再往后，又有游牧的乌护人、钦
察人进入俄罗斯大草原，他们或迟或早地变为俄罗斯人。元帝国时，在俄罗斯建立了钦察汗
国，相当多的蒙古人又融合进去。明末清初，原在新疆草原上游牧的卫拉特四部之——土尔
扈特转移到伏尔加河流域，十八世纪，一部分回到伊犁，另一部分留在俄罗斯，现在的卡尔
玛克自治共和国就是原来的土著与蒙古的混合。当然融入俄罗斯民族中的游牧民族还有很
多，说俄罗斯人是游牧民族混合成的民族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九世纪时，与匈奴和阿瓦尔人同种的马扎儿人侵入欧洲。他们先在台斯河两岸定居，遍
布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大草原上。他们带着东方游牧民族的性格，对东德意志和北意大利进行
掠夺。还在法国丕平一世时代，法兰克政权就和从东方来的游牧民族如阿瓦尔人和马扎人有
过冲突。查里曼用武力遏制了他们的西进，并且在喀尔巴阡山脉建立了他的权威。但查里曼
逝世以后，马扎儿人又活跃起来，又向西欧劫掠，最大的一次劫掠是在公元938年至939
年，他们经过德意志进入法兰西，从那里翻越阿尔卑斯山取道北意大利返回故地，十一世纪
受到亨利和奥托一世的打击，只好定居在匈牙利，成为现在的匈牙利人，并且接受了基督教，
到今天他们还保持他们的突厥芬兰语(马扎儿语)。

　　保加利亚人本来就是突厥族，当他们在俄罗斯东部定居下来后，一再混合，完全斯拉夫
化了，现在在他们身上很难找出突厥文化的影子。从芬兰人的语言分析，他们也属于马扎儿
人。

　　七、草原民族和华夏民族的关系

　　二十四史的观点就是中国的传统的史学观点，这个观点迄今还在史学界产生着影响。这
个观点的内涵是浓厚的封闭意识，唯华夏独尊，四邻被视作夷狄，异民族在他们眼里都是卑
微低劣的。吸收异民族的文化无异是耻辱，即使吸收了也采取不承认主义。尽管中国的史料
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但是，极少有关于异质文化融汇的记载。铁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同样
是农业土著和游牧民族混合而成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两大部落就是来自西域
的游牧民族。《史记?五帝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居轩辕之丘”。《庄子?天地篇》
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庄子?至乐篇》说：“昆仑之虚，黄 帝之
所休”。郭璞注《西山经》云：“叶日辛酉，天子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昆仑见于庄
周、屈原等书，《庄子?大宗师》“堪坯得之，以袭昆仑”。《屈原?九歌?山鬼》说：“登昆仑兮
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屈原? 离骚》说：“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屈原?天问》
说：“昆仑悬圃，其居安在?”《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记》“河出昆仑，其高二万五千余
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昆仑之虚，……
面有九井，以玉为槛”。《淮南子》说：“禹掘昆仑虚以下地…．．．珠树、玉树、旋树在其西”。
看起来，这绝非是纯粹的神话，确有地理根据，昆仑山就是出玉之山，这肯定是从西域进入
中原的游牧民族带去的，否则不会把玉和昆仑联系在一起的，而黄帝又和昆仑  有联系，这
证明黄帝是从西域去的游牧部落。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向，据传说，黄帝曾居住
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九黎和炎帝族，逐渐在
中部地区定居下来”。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最早到西域的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而不是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
据史书记载，最早到西域的游牧民族是塞人、月氏、乌孙，他们都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近半
个世纪，在新疆天山南部发现的判定为三千年前的干尸都是欧罗巴体型。说黄帝部落是雅利
安游牧部落应是准确的。后来出现了羌族。《国语?晋语》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
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就是羌。羌是当时西域最为强大的游牧部落。这个部落进
入中原那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

　　范文澜先生又说：“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原”这是完
全可信的。羌族曾是出现在中国西部的强大的游牧部落。直到今天，这个民族依然存在着。
不过不在中国的西部，而在西南部。新疆有个县叫若羌，塔里木盆地正是古代羌族驰骋之地。
炎黄两个部落与当地农业土著相混合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干部分，和发生在世界许多地区
的民族混合一样，那个时候农业民族还没有创造出足以同化游牧民族的文化，融合之后，总
是游牧民族占上风，外来的游牧民族反而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炎黄之前还有什么游牧民族
进入中原地带已无稽可考，有史料作证的就是炎黄，现在只能把它们当作游牧民族的象征。
当然，炎黄和华夏族的混合并非是终结，这种混合一直进行着，继炎黄之后融合进去的有夷
和苗黎。传说中的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山西临汾县)，居地在西方。《尧典》有所谓“群牧”，
就是以畜群为私有财产的部落酋长，可见尧时还保持着游牧生活。舜的居地在东方，看来舜
是属于东夷集团。夏朝的缔造者禹来自西方，《史记：六国年表》中说：“故禹兴于西羌”。
杨雄《蜀王本纪》中说：禹生于不纽，长于西羌。可以斯定，禹也不能脱离游牧民族。商王
是契母的后裔，相传契母简狄吞燕卵生契狄就是翟，是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即使商王本人
不是牧民，他至少是一个混血儿。在商朝，肯定有许多人还过着游牧生活，商朝的畜牧业肯
定是相当发达的。箕子《洪范》第八条叫作“庶徵”，“庶徵”是说  五种气候如果合时，水
草就会茂盛，畜牧业就会兴旺。周朝的祖先弃相传是有邰氏(陕西武功县)女姜所生。姜显然
是羌族，周王和商王一样，至少是混血儿，弃被称为后稷，尊为农神，看起来周朝的祖先稷
开始才由牧转农。西周的最大外患就是西部的戎狄。当然，戎狄是游牧民族的统称，像白狄
可能就有雅利安人的血统，所以有些游牧民族被称为“鬼方”。欧罗巴种血统的人对于处在
极其封闭的环境中的农业民族，在体形上是极其怪异的，因而用鬼相称，完全可以理解。当
时戎狄分布的地域极广，陕西的西北部、山西河北的绝大部分都是戎狄居住地。游牧民族对
中原地区的渗入和武力侵占就是不可避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东
方有戎、长狄；北方有北戎、赤狄、白狄；西方有大戎，小戎、骊戎、犬戎、茅戎、白狄、
赤狄，战国时又出现了匈奴，这儿特别要提到楚国。几百年的大融合，造就了新的中华民族。
如果说，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都被农业文化同化了，但在长江汉水流域，因为农业文化还未
形成体系，草原文化就占了优势。早在三十年代，岑仲勉先生就撰文论证楚国贵族中有突厥
成分。在中国历来的史学著作中谈到游牧民族向中原渗透时，只注意陕西、山西两个地方，
这是不完全的。因为从乌里苏江到青海、西藏，游牧民族对中原内陆地区形成一个新月形的
包围圈。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几个方向都可以进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
披发左衽矣”!显然这里说的是来自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有一条路线很少有人提起，那就
是从甘肃的陇南进入汉中再进人长江汉水流域。进入楚国的游牧民族应该是走这条路线。

　　根据新疆史学界研究的成果，塞种和月氏都混有雅利安血液，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中的
混血种，所以特别强悍。到了楚地之后他们那种草原民族的气质和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
审美观就占了上风，长时期不泯灭。现在很多人在历史研究中都感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有所
不同，不同在哪儿?答案都很离题，不同就在楚文化中有着浓厚草原文化特色(关于这个问题，
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地论证)。

　　到了东汉，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就不停地向中原渗透。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阶级内讧，
爆发了多种游牧民族向中原大进军，以长江为界，造成了大分裂，在黄河流域就产生了数百
年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大融合。由于融进了游牧者的强悍，这就注定了黄河流域的汉民族
要成为历史的胜利者，成为统一中国的决定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隋唐王朝在中国历史
上最为强大。唐朝是中国向世界开放，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为光辉的时代。唐末五代，又
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融合的时代，不过这次融合的时间短，规模不大，虽然黄河流域的宋
朝仍然作了统一中国的主帅，但是因为农业民族的内在气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所以对游
牧民族的侵略就表现得软弱无力。元朝本身就是一个以蒙古为主干的多民族政权，而且就是
游牧民族的政权，因此是极其强大的。元代的民族融合是规模最大的，元代称为色目人的是
包括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的人，其中有雅利安血统的波斯人，也有闪含游牧民族的叙利亚
人、阿拉伯人。经过这次混合，出现了强大的明朝，值得指出的是，为明朝的建国立了奇功
的很多是回族人，连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也是回族人。清朝也是游牧民族建立起的政权。一
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融合史，要把游牧民族的影响从中国历史中排除
出去，这是不公正的。

第三章

　　草原文化的特征

　　一、草原文化的具体特征

　　(一)原始初民的两种精神元素

　　当生命还处在非常低级状态时，就表现出占有的特点，占有是生命最本质的特征。因为
占有，生存才能维持其存在；种的绵延也才能成为可能。占有是求生存的前提。占有空间、
占有时间、占有生活资料，生命才能维持下去。生命的第一个占有动作就表明大自然成了被
剥夺的对象。原始生命的力量是微弱的，占有也是相当微小的。生物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占有
的扩大。这就需要提高占有的本领。对原始生命来说，提高占有本领的唯一途径是改善肉体
器官。这种改善谈何容易！别说增加一个新器官，就是改善已有器官的某一部位都要费时几
万、几十万年，至于要增加一个新的器官，那更是旷日持久的事。这种改善是种群的每个个
体成员在自己的环境中共同摸索的。这种摸索要接受严峻的自然选择，能够扩大占有并且又
能为环境所包容的器官改善的概率是极小的。多少生物都在谋求改善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抛
弃，以致失去生命。这种牺牲是巨大的，那真是尸积如山。一旦器官改善在个体身上成功，
或者通过模仿，或者通过遗传，使个体的成就变为种群的成就，这个扩散过程也是需要花费
漫长的时间的。只要是生物，尽管每个个体都具有类的共同特征，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又都
能在个体身上找到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这就证明个体无时无刻不在为这种改善而努力。
从最初类似胶质的生命在海洋里开始，到如今能有如此众多的生物种属，都是改善器官的结
果。纵观生命的本质特征，占有是生物自我创造的根本动力。

　　每当器官的部分改善获得成就，提高了生命的占有能力，这一部分器官就会定型下来，
然后再作改善或增添新器官的尝试。几万几十万年的时间，生命全部集中在一点上，日积月
累，就使一些器官的功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甚至神秘的地步。象的鼻子，长颈鹿的颈，豹的
尾巴都是实例。至于一些生物的特异功能简直巧夺天工，像蜂的营巢，蚕的吐丝就是。人的
偶然性在于独特的发展了思维器官，使人产生了意识。它在满足人的占有欲方面有着巨大的
威力，因此人就停止了对其它器官的探求。

　　人类原先也和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的行为都只受本能的感应支配，谈不上什么选择。因
为意识还没能力参与，行为自然没有目的性，常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徒劳无用的行为、错
误的行为频频发生。无用行为带来的只是精力的浪费；而错误的行为还会给人的生存带来不
利，甚至是灭顶之灾。因为没有明显的意识活动，人不能回顾反思，无法接受教训，以致一
错再错，造成无数的牺牲。当然在有意识活动前，人类也有它纠错的办法，那就是肉体接受
的惩罚，惩罚的次数多了，也能形成本能反应。譬如孩子几次被火灼烫后，再也不敢去接触
火。但本能反应不能类推，把火换成另外一个危险的东西，他又会去摸，又得重新从惩罚中
构成本能反应。自从意识具有指导人的行为的权威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意识是为人的生
存占有服务的，占有是生命的本质。意识一开始活动，就把兴趣放在指导人的行为去对外部
世界实行占有。起初的占有是纯粹的占有，直接把外物拿来为我所有。当意识活动渐渐成熟
时，智慧物化出来，使自然物质变形变质成为新的器物，然后再占有。这种占有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塑造。以人的行为作中介，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总是处在双向塑造的状态。人对外部
世界的塑造多少都能改变外部世界的自然本相，增加人工的痕迹；而外部世界对内心世界的
塑造，并不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这和人的生存处境大有关系。原始初民处在极为艰难、极
为严酷的生存状态中，他对外部世界的任何灾异和突发事件，只有全力抗争，殊死拼搏，别
无选择。譬如当大风袭来时，原始初民没有多少食物储备，顶风冒雪，他也得去寻找猎物，
他们不能抄着手坐等暴风雪过去；当猛兽来侵袭时，逃跑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联合起来和野
兽对阵。凡有这些事发生，原始初民都得昂首挺胸，向前冲刺。这成了他们在遇到这类情况
时的行为选择常数。久而久之，就积淀为一种心理禀赋，或者叫做精神元素：勇敢无畏。

　　原始初民经常受生产力低下造成的物资匮乏的困扰，他们一刻也不能满足于祖先的经
验。满足就是停顿，不作新的追求，这样生存的困境永远也摆不脱。于是人们自然要创新，
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青铜器……一级一级向前跃进，只要浏览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醒目的
物质文明进步阶梯。虽然原始初民费时很长，但创新的活动永远也没停止过。创新还意味着
扩大生存空间。地球表面的生物环境是千奇百怪的，原始初民不停地扩大，不停地力求适应，
因此创造出了人类在各种气候、多种经纬度、多种地形地貌下生存的经验。而在这个过程中，
原始初民培育出美好的精神元素：创新进取。

　　原始初民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衣、食、住、行都非常艰难，大自然的风、霜、雨、
雪，他们几乎无法躲避。不管是居住洞穴的，还是用土夯、石砌、木搭的房屋都非常简陋，
夏日为炎阳所炙，冬季为严寒折磨。大旱之日，河枯湖涸，找不到水源；洪水泛滥又或葬身
鱼腹或被水所困，饥寒而死。天上有凶禽，地下有猛兽，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观察，一天也
不能生存下去。但是原始初民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他们不悲观、不丧气、不消沉，一旦
有这些心理因素来干扰，人就会自我解体，松懈战斗力，最终丧失人的存在。原始初民的生
活，无时无刻不在和困难拼搏。他们一方面从改造自然出发去适应外部的艰难环境，另一方
面从加大自己的主观力量着手去改造外部的环境。正是在这种生活中，原始初民养成了一种
心理禀赋，或者说培育起一种精神元素：昂首挺胸，知难而上。

　　人的社会性使人类在和自然的斗争中发挥了群体效应。人的群体因为它的组织性、有序
性、互助性，所以它的整体功能远远大于个体之和。这是其它动物无法达到的，这也是人能
役使万物的一个条件。其它动物常常是一哄而来，又一哄而散。尽管原始初民靠群体功能保
护自己的存在，但群体的功能完全建筑在个人的能量上。这是一种充分发挥个体作用的群体，
这个群体一点也不敢压制个体的作用，这个群体是用多种殊荣来激励个体中的佼佼者。个体
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遇事总是求诸己，从自身找办法，而不去依赖群体。因为生
产没有多大的剩余，依赖群体不依赖个人奋斗，生命就不能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就养成一
种心理禀赋，或者说培育起一种精神元素：依靠自己，不依赖他人。

　　为了满足生命的占有欲，就不能不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寻找新的生存资料(吃、穿、住
各方面)，争取新的占有就不能不冒险。占有的具体内容的增加，意味着新的冒险成功。人
和动物一样，越在远古冒险成功的概率越小，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失败了仍然不停止冒险，
这是不能以生命的盲目性来贬低其意义的。物种在激烈竞争中，不能扩大占有就意味着被别
的物种占有，那就意味着在竞争中被淘汰，直至灭种。这个威胁像幽灵一样时刻鞭策着每个
生命，逼着他们不得不去冒险，即使失败、死亡都在所不惜，因为这可换来教训。中国有句
成语：“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就是冒险的经典。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原始初民养成了一种心
理禀赋，或者说培育出了一种精神元素：喜爱冒险。

　　原始初民在和外部世界的双向改造中，发育出来的美好的心理禀赋或者说美好的精神因
素还不止这些，还可举出许多，这些就构成了人的内心世界的活性精神元素。正是这些活性
精神元素指导着人们一步一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历史所以进步，
就是靠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在发挥作用。今天的世界上哪儿现出生机勃勃，就因哪儿人的活性
精神元素得到了张扬。他是矛盾的统一物，人身上不仅有活性精神元素，也有惰性精神元素。
譬如慵惰、退却、屈服、知足、苟安……原始初民的精神素质含有多种因素。如果把它们单
独分离出来作对照，会发现许多因素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有时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譬如，
创新性和守成性，进攻性和退却性，好胜性与忍让性，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对对立的因素
来。当孤立地看任何一对矛盾时，仿佛它们不能共存，而当它们处在原始初民精神素质统一
体时，它们却可以互补互助。因为人的生存环境是多变的，正是为了对付不同的情况，原始
初民的精神素质才炼就了多种因素。譬如有时为了进攻就需要退却；为了准备更有效地打击
就有必要忍让。这些矛盾看来似乎是对立的，其实它们是有机联系着的，只有灵活处理运用
这些因素，才能保证生命不至于遇到致命的灾难，这是原始初民在几百万年用血换来的生存
经验。但是能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是活性精神元素，直到今天，活性精神元素还是人类开创
新世界的宝贵精神动力。

　　惰性精神元素是辅助性的，它不能居于主导地位。今天的世界上，哪里生机勃勃，哪里
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准得到张扬。观察文化形态的优劣，就看两种精神元素居于何种地位。原
始初民锤炼成的精神元素部分进入人的显意识层，部分沉积在人的潜意识层，进而形成人的
遗传。这种潜意识只有遇到相同生存环境时，它才能冒出来，晋升为显意识。当然靠后天文
化开拓也能使久久蛰伏在潜意识层的一些东西睁开眼睛。潜意识和显意识并非完全隔绝彼此
没有联系的东西，实际上显意识层的每个意念都能在潜意识层找到根由。而潜意识并非蜷伏
不动，正如佛罗伊德分析的那样，它时刻在蠢蠢蠕动。无奈门槛被把住，它钻不进来，人的
文明程度越高，这种把关越严格。但把关稍有疏忽，它就会钻进显意识领域大闹天宫。

　　人类在没有自觉的意识前，一切都顺其自然；然而当人类能把意识当作认识对象后，就
能对显意识的层面进行真善美的定性。对该肯定的意念总要为它创造表现的空间，提高表现
的频率；对该否定的意念总要缩小它施展的空间，压缩它露头的次数。每一种能频繁出现的
心理活动在潜意识层都有它的母体。那些受倡导的意念会和潜意识中的母体保持良好的关
系；而那些受压抑的意念也会影响它在潜意识的母体。子体在显意识层受压，意味着母体渗
入显意识的难度加大，窜入显意识层面的机遇减少。如果长期受压，潜意识就会以畸形或变
态再往显意识层争取出头露面的机会，还不行，还要受压，就会使人性变态。

　　人类千百万年中积淀起来的心理禀赋作为母体都储藏在潜意识层，作为人的心理禀赋都
是为实现生命的占有而服务。

　　(二)游牧民族继承了原始初民活性精神元素：

　　一提到文化，人们想到的就是属于物化、可感可觉的部分，也就是显性文化；而对发生
在人的心理空间的各种变化，也就是隐性文化常常忽略，不予注意。人们常说，在改造客观
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但真正接触到实际生活，人们感兴趣的是被改造过的客观世
界，却无意去关注被改造了的主观世界。人们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都看作
价值连城的瑰宝，哪怕是一块碎陶片都有人呕心沥血地研究，而对原始初民在数十万年中对
人心理世界的塑造却鲜有人倾注探索的心血。人的心理世界原来也是一片蛮荒；或者说是一
片空白，今天被人们称之为“勇敢”、“进取”；“冒险”等心理现象都是原始初民在时间长河
中塑造出来的。活性精神元素是如此，惰性精神元素也如此。正是这些精神元素改善了人的
质，提高了人的生存斗争本领，拉开了人和动物的距离。今天，不管人的心理繁复到怎样的
程度，它的基础是原始初民建造的。切不可抹杀原始初民在创造这个隐性文化上所建立的功
绩。这个功绩就表现在今天人类身上。而在游牧民族身上表现得特别鲜明。这种隐性文化可
以说是草原文化的内核。

　　原始初民的精神因素都是统一的。自从发生了牧业与农业的分工后，对原始初民身上的
活性精神因素和惰性精神因素的继承选择上就有了各自的侧重点。牧业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
不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
也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方式方面。正因为如此，也就受到史学家们的轻视。似乎
草原民族除了歌舞和一些说唱诗史之外，其它几乎是一片空白。草原民族从物质的丰富和各
种符号积累的深厚方面虽远不如农业社会，但丝毫也不能低估表现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和气
质。他们的精神和气质包容着人类远古以来就有的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就是原始初民身上的
活性元素。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锤炼，虽然也包含了许多落后的东西，
他的内核却是光闪闪的。这个内核所包含的是人类在和万物竞争中得以取胜的全部精神因
素。游牧民族因为生活环境和原始初民没有多大质的不同，所以他的精神素质也最接近原始
初民。虽然游牧民族把一部分动物加以驯化，听任人剪毛、取皮、挤奶、宰杀、吃肉，占有
方式比原始初民有了更大的主动性，但是，驯化的畜群仍处在不稳定状态中，多发性的自然
灾害、瘟疫、猛兽，随时会使整群的牲畜丧生。就以狼来说，人和狼斗争了几千年，被捕杀
的狼不计其数，狼的生存领地已大大缩小。就这样，在中国的牧区，一只狼跳进羊群一口气
咬死十几只羊是常见的事，在古代，更有豺虎狮豹熊。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旷野、草原、山坳
中，各种自然灾害如大雨、大雪、坚冰、山洪、飓风经常光顾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经常面
临严峻的挑战。他们的劳动充满了战斗气氛，劳动带着很浓的战斗色彩。部落之间又经常发
生武装冲突，劫掠烧杀就是这种冲突的内容。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原始初
民精神因素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
如此，游牧民族在世界上就不可能占有什么东西，等待他们的就会是死亡。和农业民族相比，
牧业民族控制自然的能力还比较低，对生命的活力一点也不敢损伤。损伤了，在和自然的搏
斗中，就会成为失败者。各类符号的积累和各种典章制度的建立对他们的生存并不是太紧迫
的；理论形态的知识和过于复杂韵技术都不是太重要的。他们不像农民可以有短暂的和平生
涯，特别是在秋收之后，农民可以放心地休养生息，只要没有苛政相逼，农民可似有一个平
静的冬天。牧民就不然，一年三百六十日，牧民无时无刻不处在戒备状态。因为自然灾害和
野兽的侵袭都是突发性的，这种侵袭常常是致命的，一次丧失警惕，生存马上就会受到威胁。
直到今天，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还无法摆脱这种威胁。几只狼冲进羊群，就会咬死一大片
羊；一场大风雪，会埋葬整个羊群；早上还是富裕户，下午就会变成穷光蛋；早上还生活在
无忧无虑之中，下午就有可能陷入困境。这种生活的不稳定状态在农民身上相对说来比较轻
些。牧民的生存境遇与原始初民相比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保存原始初民精神气质中
的活性因素的客观环境。

　　一点也不能低估原始初民精神气质的价值。从旧石器时代到有史时代，数百万年，人类
得以生存下来，靠的就是这种活性元素。这种气质的特点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发展人的肉体
生命的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感性器官的功能。正是依赖活性元素，在几百万年的开发过程
中，人的肉体生命才有了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属性，光是它对生
存环境的适应性就使现代人赞叹不已。譬如生活在北美洲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当初走
到那个冰天雪地中时，遇到了怎样的困难！这种困难在现代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
爱斯基摩人凭着肉体生命的力量终于创造出在北极圈内生活的生存方式。赤道气候是炎热
的，但是，在刚果盆地，在亚马逊河流域，在印度尼西亚，人们还是开辟出自己的家园。沙
漠是荒芜的，但在撒哈拉大沙漠上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照样在那儿种植。这都表明人的肉体
生命具有极大的适应性。绝大部分动物只能在地球的部分地区生存，而人可以在地球的许许
多多地方生存。当然，适应性只是人的肉体生命属性的一种。人还有其他的属性，譬如人的
肉体生命对艰难困苦的承受力，这表现在原始初民的身上，真是撼天地动鬼神。

　　今天，现代人用审美的眼光看，一点一滴都是诗。原始初民的具体遭遇已无法再现，但
是，从今天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还能略见一斑。每当春秋两季转场时，一旦遇上大
风雪，牛羊失散，马背上的妇女抱着小小婴儿，老人带着宿疾，帐篷撑不起来，食宿无着处，
空中风雪紧密，咫尺不见人。这样的天气有时一连两三日不停，这个时候人遭遇的困难简直
像泰山压顶，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雄狮般的勇猛，那是无法对付大自然的侵扰的。但是，牧
民就凭着从原始初民身上继承下来的那种精神和气质，肉体生命辐射出强大的威力，顶风冒
雪把散失的牛羊找回来，把没膝的积雪铲去，把帐篷搭起来，火生起来。这时候你就会感到
牧民像一座山，一座座巍峨的山。从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肉体生命的刚性、韧性和弹性简直是
无比的壮美。这是在人身上最富有诗的意味的气概，要是失去了肉体生命的这一部分，人的
伟大就耍打折扣。

　　游牧民族的眼前总闪现着凶恶的敌人的影子。这个影子是模糊的，可能是自然的缩影，
也可能是哪个部落的化身。有这个影子在，他们的生存警觉就松弛不下来，因为这个影子随
时会张牙舞爪来攫取他的生命。这种警觉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到今天，无论是飞禽还是走
兽，都保持着这种警觉。虎、狼和飞鸟，当它们静卧在地上或落在枝头时，总是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有些动物还有专门搜索敌情的器官。这都是生命处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必有的
防范准备。原始初民没有安全感，所以始终保持着动物的警觉。游牧民族也没太强的安全感，
所以这种警觉还是很强的。新疆的汉族人常说游牧民族的疑心病太重。生命的警觉就是对音
响、动作、异物(尤其人类)、天敌的高度疑惧，总是怀疑会对他的生命产生不利。疑心就是
一种假定，有了这种假定，他会采取对策，或者飞走，或者逃跑，像变色龙马上变色，有的
马上装死，刺猬则马上把刺扎起来。人的防御手段很多，主动进击就是一种。

　　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进入农业社会就会渐渐消耗。这和农业社会的生存环境有密切
关系。农民比牧民的优越处在于可以利用植物的生长规律生产出粮食。尽管农业生产力的水
平还很低，但被大自然摆布的程度已比牧民大大减轻。农业民族的生存环境，没有牧业民族
那样凶险。他的劳动对象是温顺的植物。除了野猪有时会糟踏植物，猛兽都是食肉的，它们
不会来侵害植物。侍弄植物，只要辛勤劳作就行，即使特大的自然灾害，人也无需浴血奋战，
基本上是一种和平劳动。农民不管住的是什么房屋，石屋也好，木屋也好，哪怕是窑洞和茅
屋，如果再有一围墙垣，生存总有一种安全感。生命的警觉自然就要淡薄得多。这就引导他
们对精神元素的选择上侧重于惰性元素。如守成、知足、守恒、妥协、退却、忍让。不仅如
此，在农业社会，农民当然还是不能免除自然灾害的侵袭，但灾害的类别却比牧业要少得多。
譬如：冬天的大雪对牧民是灾难，却可以保证农民来年丰收；夏日的炎阳可以使牲畜减膘，
却是农作物成熟的必要条件；春日的绵绵细雨对接羔时期的牧民来说是致命性的，但对农民
来说却可以使土地保墒。总之，对牧民来说都是自然灾害，对农民已构不成威胁。特别要提
到的是，农业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比牧业社会高得多，宝塔形的多层社会网络已经能在最大范
围内把众多的人调动起来，用社会的力量去对付自然灾害。譬如抗洪抗旱都可以使用群体力
量，这样就大大减轻灾害的程度。牧业社会是十分松散的，基本上是个体作业，平时又不像
农村有许多群居的村庄，帐篷几乎都是分散在旷野上。像新疆蒙古族最小的社会组织苏木，
哈萨克族的最小社会组织阿吾勒，即使在冬夏牧场群居时，顶多也就是十来顶帐篷。而且自
然灾害袭来时，各家都在同一个时间受害，谁也顾不上谁，只能单独作战。只在战争时期才
能看见群体力量。缺乏社会力量，只有发扬个体精神。而农业社会因为有群体力量可以依仗，
个体的力量显得就不那么重要。原始初民的精神气质主要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个体的作用
削弱，活性元素的驰骋领地也就缩小。农业社会为了使它的低下的生产力保持运转，必须强
调群体的作用。

　　农业社会已经有专门家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灌输，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来
把个体向群体消化。在道学先生的眼里，原始初民精神气质已经属于野蛮，是对强化群体最
不利的心理因素，必须口诛笔伐。

　　游牧民族的活性精神元素还表现在许多具体方面。个人的生命历程是一个绵绵不绝的行
为选择系列。在这整个过程中都能看到牧业民族的活性心理元素在行为选择中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当他们的草场被占，本部落的人遭到外部落的伤害，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血亲报复，
哪怕敌众我寡的悬殊形势十分严峻时，他们也要冒险犯难；当他们遭到外部落的侵略，他们
总是选择奋力厮杀，浴血抗争；一旦发现生存条件过于艰难，不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
朔风凛冽的隆冬，他们总是选择迁移出走；当他们发现人格受了侮辱，他们马上选择维护尊
严的手段，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对异质文化中于已有利有实用的东西，他们总是采取拿来主
义。像古代西域的各游牧民族，他们不仅吸收汉文化，而且吸收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
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至于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在吸收汉文化方面都是非常快的，也正因
游牧民族少有排外性、保守性，当游牧民族自身的文化积累还不深厚的时候，易于吸收别人
的东西，所以就容易被农业文化同化；因为他们处在动势中，生存环境不断变换，他们的思
维老处在活跃状态，对什么事都有新鲜感。他们在遇到挫折时，不哭泣、不忧伤，他们以刚
强的意志力图东山再起。成吉思汗心爱的孙子在伊朗战死时，根据成吉思汗法典“扎撒里”
的规定，人都不许哭泣，只是用最大的仇恨扑向敌人，对敌人进行无情地屠杀。他们讲信义，
保护弱者，保持着人类的纯真。

　　游牧民族在同部落的人与人之间，因为不太有利害冲突，人的原始纯朴与真诚就没有被
私心所污染。因此，他们坦率、真诚、信守诺言。成吉思汗就是一个好例子：“微弱者只要
一次处在他的保护之下，他将永远不可动摇的以信义对待之。汪古部酋长阿拉忽思的斤因为
拥护他而背弃了乃蛮人，以至遭到杀害。他重新恢复了死者的家庭，养其儿子，将自己的女
儿嫁与这个青年，保证了这个家庭的财产。昔日战争中的失败者回纥人、契丹人，在他的身
上找到了最有信义的保护。如同在若干年之后，叙利亚的基督徒与亚美尼亚人没有比他的孙
子们更为可靠的保护者一样。在辽东，他的早年的臣仆契丹王子耶律留哥死于花刺子谟的战
役，死者的妻子在甘肃战场上找到了成吉思汗，他以仁慈的心接待了这位公主，他对她和耶
律留哥的两个儿子满怀喜爱，关怀备至扣……”(法勒尼?格鲁基《草原帝国》)成吉思汗如
此，其他游牧民族的首领也同样如此。

　　游牧民族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他常常能听得进反对意见，几乎在所有的草原民族的英
雄人物身上都反映出这种品质；农业文化把人的首领都塑造成神，神都是金口玉言，神的一
切都是正确的，因此反面意见就是对神的亵渎。牧业民族的首领是英雄而非神，英雄行事就
要求真，一切合乎真的意见都能为英雄们所容纳。这个品格在成吉思汗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最后一次战役时，一个蒙古将领向他建议说：新投降的汉人对他们
没有什么用处，他们不适合于战争，因此最好把全部汉人杀尽，将近一千万人。这样，农田
将可改变成为骑兵的牧场。耶律楚材急趋谏之，告诫成吉思汗不应怀疑耕地与匠民的用处。
田赋与商税每年可征收银五十万两、绫缎八万匹。他的意见被采纳了。成吉思汗遂命耶律楚
材根据这种基础制定税制。”(同前书)游牧民族是不畏艰险的，在他们眼前没有能吓唬他们
驻足不前的困难。大风雪埋葬不了他们，尸骨遍野阻挡不了他们，为了他们的既定目标，九
死一生他们也要拚搏一番，游牧民族能不断创造奇迹，就因他们这种内在的禀赋所使。游牧
民族都是极重于情感的，他们能歌善舞，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人的情潮非常容易掀起大波。
他们不像农业民族那样对外界刺激麻木不仁，神经迟钝得发动不起来。游牧民族的情海，只
要外界有强刺激来干扰，马上就能掀起狂涛巨浪，这种情感特征极宜于在军事上征战讨伐。
他们在十五世纪以前，几乎是欧亚大陆上的游动的疾云，情绪一爆发，挥戈东征；情绪再爆
发，纵马西战。人不需要去做多艰苦的思想工作，只须在情感上煽动就行。游牧民族都是非
常尊重个人荣誉的。农业民族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牧业民族的人生哲学是：
“宁死也不能受辱”。这就构成了牧业民族心理上的刚性，当荣誉与生命二者必择其一时，
他们宁选荣誉而舍弃生命。

　　原始初民最怕生命处于懈怠状态，它必须经常用一个由头把生命的活性元素全部调动起
来，使人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报复是一个最好的由头。血亲报仇无论在哪个游牧民族都被
认为是责无旁贷的神圣行为，不参与这个活动那是极大的耻辱。从今天的文明看，血亲报复
是一种野蛮行为，但是这在原始社会，是对群体的一次最好的发动，是最有效的动员，是对
生命中活性精神元素最好的激励。生命中因为包含着两类精神元素，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活
性精神元素就会活跃起来；而在舒适安乐的环境，惰性精神元素就要冒头。对原始初民来说，
他们缺乏理性的自觉，还没有能力完全驾驭生命中两类元素，因此必须靠外力进行调节、调
度。血亲复仇就是最好的手段。

　　观察历史不能完全用人道主义的尺度。人道主义对牺牲、流血总是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
度。血亲复仇从形式上看确实野蛮，它常引起大面积的骚乱、大规模的杀戮，使许多无辜冤
死在刀箭下。但正是这种血亲复仇锤炼了人的活性精神元素，使生命不至于向萎糜不振滑坡。  
三大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能创造赫赫功勋，血亲复仇是很重要的精神驱动力。这个传统由日耳
曼游牧民族带到欧洲，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甚至更久。虽然给欧洲带来了不少纷扰，甚至引
发战争，但给欧洲人带来了心理活力，这是功不可没的。

　　在农业社会，因为血亲复仇会引起大规模的格斗，破坏社会静态，一直是受社会舆论谴
责的，但这也没有完全绝迹。在旧中国，湖南湘西一带，因血亲复仇引起的不同姓氏之间的
大规模械斗还是时有发生。一九四六年，笔者经过湘西时，就亲眼看见一场这种恶斗双方各
据一山头，真刀实枪，杀声震天。总的来看，在农业社会因为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再加上有
较健全的司法系统，受到伤害可诉诸法庭，未必非要动干戈。但是原始初民的报复性并未从
农民身上完全退隐，而是退居到无意识层面。平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们的欺凌侮辱甚
至生命伤害，他们都忍耐住，一旦发作出来，就会表现出极大的野蛮和残暴性。中国的农民
平日都温顺敦厚，一旦参加农民起义，烧杀劫掠是非常野蛮的。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
城，都毁灭在农民起义中，张献忠到四川，真是杀人如麻。迄今在四川人中，还保留着许多
可怕的传说。农民起义中的野蛮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是，责任不在农民身上，滞留在农民
无意识层面的原始报复性在长期受管制、受压抑之后，要借历史事件表现出来。《水浒》中
李逵身上的这种报复性表现特别强烈，血染浔阳江的一幕简直是血淋淋的，在法场上他不但
杀官吏，连围观的群众也杀，他手提板斧，一路杀到江边，连眼睛都杀红了。游牧民族的报
复心理非常严重，每当他的亲属或部落的人遭到杀害，每当他们攻城掠池受阻，每当他们的
进攻受挫，他们必用百倍的疯狂报复。在中亚两次建立了蒙古帝国的贴木耳在布哈拉有过用
人头垒白塔的野蛮记录。满清人关后，有过扬州屠杀十日、江阴屠杀三日的血腥记录。

　　上面举的是民族群体和社会群体，至于个体表现报复性的野蛮事件是的有发生。从此，
世界上形成两个系列的文化：一是高扬人的活性精神元素的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工
业文化)。一是以高扬人的惰性精神元素的文化(农业文化)。由草原文化进而发展为商业文化
再到工业文化，这形成一道红线。农业文化则表现了另一道红线。说草原文化、商业文化和
工业文化高扬了人的活性精神元素，这是指它的主导方面。他们遇到外部世界的强刺激时，
那些活性元素马上活动起来，作出相关的反应。说农业文化是在高扬原始初民的惰性元素，
也指的是它的主导方面。当他们遇到外部世界的强刺激时，那些惰性元素便马上活动起来，
作出相关的反应。两种文化系统对他们倾心的主导面都创造种种优惠条件，以利于它们的发
展。譬如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在分配上向在各自追求的主导面上表现突出的人倾斜，
引导、诱惑人围着这个轴心转。譬如：在游牧社会，那些能征善战、能劫能掠的人被称为英
雄，受到社会的敬重；反之，在农业社会，这些人被称为社会蟊贼，即使受到肯定，也被认
为是“匹夫之勇”，那是受到社会歧视的。在牧业社会，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人，非常容易受
到财物牲口的赏赐；在农业社会，这些人在许多方面几乎被剥夺去权利。但牧业文化和农业
文化各有尊崇的侧重点：说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各有其选择的侧重点，绝不等于说他们只继
承原始初民的一面，而完全不顾及另一面。这是不可能的。作为原始初民积累起来的心理因
素不可能根据人的爱好而随意挑选，要这些不要那些。不！牧业民族身上可以找到原始初民
的惰性精神元素，譬如：退却、投降、胆怯、知足、忍辱等元素；在农业民族身上，也同样
能找到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如抗争、拚搏、进取等。但作为能推动历史进步的文化必
然是把活性元素当作主导面推崇的。这里说的主导面是指社会群体的心理倾斜，若作为个体，
其表现形式还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也有英雄，牧业社会也有懦夫。

　　不论是活性元素还是惰性元素都是人类在千百万年中积累的生存经验。作为人类的遗传
基因不可能完全磨灭。在社会力量的重压下，它会退缩到无意识层面，像活性元素在农民身
上，惰性元素在牧民身上。它只是退却，而不是消失。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它会爆
发出来，那就像冲破了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个人如此，群体也是如此。

　　游牧民族把原始初民创造的活性精神元素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对人类的莫大
贡献。今天人们都感到西方人和东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欧洲人有游牧民族
带去的活性精神元素：而在东方农业社会，则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虽然，随着游牧民族对东
方农业社会的入侵，也带去这种传统，在一个短暂时期也能激发人生命的活力，但过不久，
又被农业文化改造、同化了。在欧洲，由草原文化进而发展为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这三种
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活性精神元素，社会也由牧业社会发展到商业社会和近代工业
社会，推动这些社会进步的就是人的活性精神元素。

　　(三)用奥林匹克精神激励人的活性精神元素

　　还在远古时代，人类就懂得了用体育活动来激励人的活性精神元素。人的活性精神元素
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发育的。只有在生命遇到艰难险阻和生死存亡的时刻，它才有
可能展现。因此，艰难险峻的环境是保育活性精神元素的最佳场合。人最怕耽于安乐。在消
闲安乐的生存环境中，活性精神元素最容易失去砥砺而出现弱化的趋势。原始初民的生存环
境是险恶的，但并不是说没有安闲逍遥的时刻。说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严酷，也只是与农业
生存环境对照而言。牧民并非时刻都处在危机四伏中，许多时候他们还是过着和平生活。牧
民聚在一起饮酒作乐，这种环境很容易使活性精神元素闭上眼睛。

　　生活向原始初民和游牧民族严肃提出问题：用什么方式能使活性精神元素常处在亢奋状
态，随时听候调遣？原始初民就想出用体育活动砥励生命。现在提到体育，人们常常浅层次
地理解为比赛，而对它的深层次的本始意义却都忽略了。体育就是制造对立面；设置假想敌，
把人推到一个战斗的氛围中去。在这个氛围中，人们只想一点：如何压倒对方，而不被对方
压倒。在真实战斗中，人的思维活动也是如此。当人的思维聚焦到这一点上时，他的活性元
素就全部调动起来。用体育为人的活性元素开辟练兵场，这是原始人的一大发明。这种思维
归结为一点，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压倒别人不被别人压倒，这里包含着冒险性、进取心、好
胜心，反正综合了多种活性元素。这个精神就是人的志气，人类的志气。就是这种志气支撑
着人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奥林匹克精神正是靠体育项目广布于人间的。运动
场是真战场又是假战场。选手们方才还坐在一起言谈欢笑，一进入运动场，你死我活决一死
战的念头马上坚挺起来。气氛是紧张的激烈的，有时还是危险的。像摔跤、击剑、拳击都带
有战斗气味。比赛决出胜负，方才互相视为仇敌的人才又握手言欢，假想敌人又恢复成了朋
友。这样，就在和平时期仍然可通过体育项目，产生战斗环境，燃起战斗火焰，使人的精神
常备不懈。

　　有人把体育活动纳入娱乐活动，那是违背了体育的原意。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竞争。竞争
是生物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手段。物竞天择，说清了生物存在的真理。当原始初民还没完全
从自然怀抱中挣脱的时候，人的竞争对象是万物。那时候环境是非常严酷的，或者是人占有
别的动物，或者是其他动物占有人，这种占有、被占有的事几乎天天发生，人的严峻生存环
境逼迫着人只能发育活性精神元素。人几乎使用自身的全部力量争取在竞争中不被占有。如
果某个个体松懈了斗志，对竞争丧失了警觉，它马上会被别人占有。

　　那个时候，即使你调动全部精力去竞争，还未必能逃脱被占有的命运，何况松懈竞争的
意志。当人离开了自然的怀抱，自然成了人的掠夺对象。人有了武器，如弓箭之类，对其他
禽兽能站在主攻地位，动物对人的威胁变得不那么严重时，人与人的竞争又突出出来。特别
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冲突也是非常残酷的，得胜的部落会把被战败的部落血洗干净。部落与
部落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抢夺草场和财物。到了游牧社会，部落与部落的竞争从未停止过。竞
争的方式都非常野蛮，目的是杀戮对方的人，在杀戮中取胜。竞争的方式越残暴，人对竞争
就越不敢麻痹。

　　万物的本领都是在占有与被占有的竞争中锻炼出来的。没有这种竞争环境，万物都会松
弛下来。新疆阿尔金山下的一个哈萨克牧民对此有很深的感受。他从草原上抢回来一只被狼
咬伤了腿的小黄羊，他放在帐房旁边，精心饲养。一年以后精神得活蹦乱跳。出于爱心，一
天，当一群黄羊出现在草滩上时，他把它放出去，让它归群，小黄羊撒着欢跑了。在临放之
前，他在小黄羊颈上系了条红布带。一个时辰以后，

　　草滩上的黄羊群涛翻浪涌似地跑起来，不用说是发现有狼袭来。第二天，这位哈萨克骑
马去找羊，在路途上看见一只被狼咬死的黄羊残骸。从角上的红布，他认出就是他头一天放
出来的。显然，它平日过舒服日子，缺乏锻炼，跑不出速度，作了狼的食物。这位哈萨克常
用这个故事教诲青年：你们平常没事要练习摔跤，否则会像这只小羊被强人咬死。体育活动
就是使人的神经常处于高度的警觉状态。每个项目都要分胜负，这样就渐渐培育起竞争意识：
活着就要超过别人，要制服对手，不能让别人制服。这个意识在人身上起主导作用时，人就
会焕发起来，会蓄精养锐，时刻准备竞争。所以一点也不能轻视体育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重
要作用。正是游牧民族把原始初民靠体育活动激发起来的竞争意识得以保存下来。原始朴素
的竞争意识经过商业文化、工业文化的提炼，发挥成了当代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什么
时候削弱了竞争意识，历史就会放慢前进的脚步。

　　奥林匹克精神现在随着文化含量的增大变得非常文明，而在远古时代的体育活动中却包
含着野蛮性。在今天的体育活动中，常看见“友谊赛”的字样。中国文革期间，还有过“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而在古代，原始初民在确立体育项目以自励时，那是一点也没提到什么友谊的。体育项
目为的是培养人的仇恨。仇恨是人浴血奋战、冲锋陷阵、马革裹尸的精神动力。没有仇恨，
很难鼓起人的勇力。爱、同情、怜悯、慈善这都会淡化人的斗志，削弱人的战斗力。所谓体
育项目，必须有对手，如果是纯个人表演，那就是娱乐。恨的浓度越大，生命爆发出的力也
越强。体育活动不光是要有竞技对手，还要有把感情投入的观众。有了这一部分人，竞争的
战斗气氛才能形成。观众的情绪就是给比赛者鼓动仇恨。当观众用声音和动作把自己的仇恨
情绪向竞技者输送，此时此刻竞技者与观众在情感上就浑然成了一体。有观众的情感作导引，
仇恨马上会爆发出来。当蒙古人在部落与部落各派出选手进行摔跤时，气氛真激烈。部落民
众围成一个大圆圈，中间空出一块大的场地。选手出场时，学着老鹰振翅的姿势，也作些舞
蹈动作。开始选手之间都还心平气和，一交手，仇恨马上上升，双方都使出全身力量要把对
方翻倒在地。每一个动作中都流溢着那炙人的仇恨。观众受这种气氛的感染，马上也恨火充
膺，各为自己的选手呐喊助威，那真是山鸣谷应！起初是跪着喊，然后站着喊。因为是全身
心投人，世界都被竞技者的身影遮盖了。他们只看见摔跤的双方，其他什么东西都从他们的
视野中消失了。到了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观众的情绪最为激烈。他们的眼睛都红得喷火，
他们喊的不是“加油！”而是“把他的肠子扯出来！”“把他的心肝掏出来厂”“把他的五脏撕
碎……”这些呼喊都非常狠毒。

　　因此经历这样一次比赛，就是对仇恨情感的一次极好的养育。这种仇恨有时候有明确对
象，有时只是一种情绪，它在人的躯体中储存着，一旦有具体对象，它就会像火山岩浆一样
喷射过去。新疆的蒙古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近20年，养成了严重的依赖心理，他们
有这样一句最为流行的话：“反正共产党不会把我饿死。”什么也不在乎。生活中几乎丧失了
主观能动性，当年那种敏锐的竞争意识几乎淡化到对外界刺激缺乏反馈的地步。改革开放以
后，被极“左”势力取缔的民族体育活动又恢复了。在巴音布鲁克高山草原又举行了那达慕
大会，其中就有摔跤。可是摔的时候，摔跤手的感情不投入，松松垮垮；观看的人也鼓不起
情绪，虽然也喊几声助威，也是有气无力。几位蒙古族作家目睹这个景况，惊呼要追寻民族
魂。

　　人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两种结果处理得不好，都会给人的生存造
成不良影响。胜了容易居功自傲，放松对未来苦斗的追求；败了，从精神上一蹶不振。正确
对待成功与失败的关系，也是人维持生存的必需。奥林匹克精神也包含着这种内容。体育竞
赛的优胜者，固然能享受到殊荣，但强中又有强中手，这次获胜，下次未必就能获胜，如果
自己还要保持不败记录，那就得加倍努力，力求创新。失败了，因为还会有新的比赛，也不
是人生最后的失败，只要发奋图强，下次仍有摘取桂冠的机会。奥林匹克精神正表现了充满
活性精神元素的强者的生活轨迹。这是原始初民和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强人生活哲学。社会
的活力就是靠这一批强人维系的。历史的进步也是靠这批强人推动的。奥林匹克精神正是培
养强人精神的强人哲学。体育项目的胜者只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
“魂”。这个“魂”是一种精神楷模，它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具体形象来引导人走强者的生活
道路。强人的强不主要表现为争取胜利，迎接胜利，更重要的是要承受失败。在那个时候，
人的胜利的机遇是少量的，而失败是大量的，许多人一次失败，精神便垮下来，就成了永远
的失败，这种人自然无法成为社会的擎天柱，更无法成为推进历史的动力。体育活动还可以
培养人经受失败的能力。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每个项目得冠军的只有一个，得不上名次的
总是多数。这次落伍了，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继续苦练，以利再战。正是这种心理素质才能实
现社会大大小小的进步。

　　活性精神元素能转化为力。体育不仅可以激励力，而且可以锻炼力的技巧。所以奥林匹
克精神又是高扬人的体力的精神。人的力的自然状态仅是一种能量，要使这种能量能按人的
意志达到一定目的，还须有使用力的技巧。技巧越高明，力的功效越大。体育也是为了提高
人在竞争中力的技巧。体育赛跑，是原始人追逐猎物和逃避野兽追赶的脚力技能。投石投枪
是原始初民攻打猎物的必要动作，这就是后来的掷铁饼、投标枪。跳跃是原始初民求生存的
必要技能，这就是后来的跳高。至于马术、剑术、箭术既是攻取猎物的必需，又是战争的必
需。实际上，现在的体育项目都能在原始初民的求生方式上找到母体。

　　世界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酷爱体育。世界三大游牧民族今天只有中国新疆的阿尔泰语系
的游牧民族还保留着传统的生存方式。他们是酷爱体育竞赛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可以发
现那闪闪发光的奥林匹克精神。蒙古人赋闲在帐篷的时候要摔跤；在山坡上放牧的时候要摔  
跤；骑骆驼远行，日暮停下来的时候要摔跤，至于赛马那更是他们喜爱的。每年夏天，当山
花烂漫，蝶飞蜂舞的时候，在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和美丽的赛里木高山湖畔都要举行盛大
的那达慕大会。在这个会上，赛马、赛骆驼是最受人欢迎的项目。平时在娶亲和祭敖包的时
候，也少不了有热闹的赛马。哈萨克除了赛马外，还有独具特色的姑娘追和叼羊。青年人经
常寻找藉口举行这种活动。常有这样的场面：男男女女数十骑停在一家帐篷前，要求主人参
加叼羊。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齐声朗诵《古兰经》中对主人不利的经文。一般主人都会
乐意拿出一只羊支持青年人举行叼羊活动。叼羊有两种方式，一是一人拎着羊先跑，后面的
青年骑手纷纷追来，谁能把羊夺到手并从重围中跑走，谁就是获胜者；另一种是几十个人骑
在马上互相抢一只羊。一只羊你叼我叼，已经四分五裂，谁也不会带回家，而是煮熟吃一顿
手抓肉。姑娘追也极有情趣，男男女女数十人，在规定距离之内骑马，要是女性追上男性，
女性对男性就要用鞭子抽。如果这个女性对她追上的男性有爱慕之意，鞭子抽得就要轻一点；
如果没有爱慕之意，那就狠狠抽打，连帽子都要打掉。锡伯族则酷爱射箭。柯尔克孜族和塔
吉克族也有许多马术比赛活动。维吾尔族在绿洲定居务农已有上千年历史，但是，直到今天，
在南疆的维吾尔农民还保持着赛马的习俗。

　　人类最早的体育活动是角力。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塞》中就有拳击和角力
的描写。埃及、印度最早都有游牧民族融人，古时他们也喜爱体育。古印度就有角力的体育
项目。古埃及也如此，最古老的角力形象出现在埃及第五王朝依街鲁普塔郝台普基上(公元
前2300年)。公元前1160年，新王国时期拉美西斯三世出现在葬祭殿中的浮雕最引人注目。
从这里可看到埃及的高级官吏在外国使节面前进行的击剑和角力的情景。画面上可看出：角
力者为男性，角力时裸体，或只系白色腰带，抓把方法多种多样，姿势自由，挑战的叫喊和
抓把成功的欢呼伴随着整个比赛。两河流域是闪米特和含米特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古代在
这里的奥林匹克精神也是很强的，那儿盛行骑马、击剑、投枪、射箭等体育活动。亚述人的
马术是古代有名的，他们能在马奔时自由上下。在波斯，男孩七岁就由国家统一管理训练跑
步、骑马、射箭、投石投枪，稍长就要练习马术，要在马奔时自由上下。《圣经?创世纪》中
也有摔跤的记载：雅各在河边与神摔跤，直到天明，不分胜负，神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就将
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就这样扭了，以后就变瘸了。神告诉雅各，让他改名
为以色列，因为他与神较力，而且得了胜。雅各给摔跤的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昆努伊勒，意思
说面对面见了上帝。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吃肉时不吃大腿窝的筋，因为上帝摸了这根筋。从这
个故事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当他们还是游牧民族时，也是喜欢摔跤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
都爱摔跤。因为这是最简单易行的较量胜负的体育活动，不要大的场地，不要什么用具，徒
手就可相搏，再激烈的摔跤也不会构成对人身体的伤害。这成了游牧民族生活的必修课。

　　农业社会要压制活性精神元素，因此原始初民用体育激发人活性元素的传统渐渐受到冷
遇，他们甚至用反传统的方法遏止这些活性元素。体育竞赛项目渐渐从人的生活中抹除了。
中华民族的原初构成中有游牧民族，所以从那儿传下来的体育项目还延续了很久。到商周之
际，农业文化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游牧民族从原始初民那儿继承下来的奥林匹克精
神和与此有关的各种遗风已被同化了许多，但是有些体育项目还保留着，角斗就是一例。《述
异记》载：“轩辕之初定也，有蚩尤氏兄弟72人……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以
角抵人，就是角斗。管仲治齐国时，曾下令把勇力过人者推举出来，“于子之乡，有拳勇股
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其中也包括角力的佼佼者。《春秋谷梁传?僖公元年》：
“公子季友率师败莒于丽，获莒……公子友谓莒曰：‘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
搏。”在春秋战国时，流行举重，具体就是举鼎。《史记?秦本记》：“武王有力，好戏。力士
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春秋时的剑术也很盛行。《吴越春秋》
《越绝书》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庄子还专门写了篇《说剑》，文中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
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剑术已上升到理论上来论证了。到了唐朝，因为经过南
北朝近三百年西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的大融合，草原文化冲破了农业文化的防线。譬
如：西域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音乐舞蹈文化都成为宫廷的主流，体育文化也传了进来。唐
代人身上又有了强烈的阳刚之气，像角力又盛行起来。《续文献通考?乐考》：“角力，壮士袒
裸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既毕，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据《续高僧传》记载，隋初，僧
人法通曾奉帝命与西域人大壮作相扑赛。这都说明隋唐时代，体育活动相当盛行，尤其是角
力，连宫中都经常举行表演。对游牧民族的体育传统，中国农业文化也施展了它的同化力。
许多本是为激励活性元素而存在的体育项目竟被改为惰性元素创造适宜环境的娱乐活动。另
一部分被同化为养生之术，只是强健身体，像华陀的《五禽戏》，后来还有“八段锦”、《易
筋经》都是利用体育活动来养生。体育活动本来带着仇恨，带着敌意，带着不决雌雄不罢休
的刚强意志。现在经农业文化改造，把主动出击的活动变为防御性的，把对付他人的变为对
己的，把扩充自己  的变为守护自己的，这样，奥林匹克精神就丧失殆尽。这一点不奇怪，
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形成自己独特的框架，属于这种文化形态的每个部分，都要用这个框架作
自己的结构；否则，在这个文化形态中就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譬如：农业文化是守成的、
持静的、防御的、忍让的、讲仁讲礼的。这和奥林匹克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就是体
育文化也必须按这个框架来重新结构自己。把体育作为养生之道，就是脱胎换骨的再造。中
国人特别注意养生，而这个养生之法也带着农业文化的痕迹。原始初民和游牧民族是到广阔
的大自然和人的纵横联系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实现最大的占有以此来养生。而农业民族则是
退守到自己极偏狭的空间，息思静虑，完全与世界断绝联系，把好动的生命置于静态下，使
生命不受外界的干扰，创造一个与世事绝缘的真空，使生命安安详详地存在。生命到底是在
积极参与世事中能得到发展还是在杜绝参与中得到发展，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观。牧业民族
在勇猛的进攻和激烈的鏖战中，生命才表现得酣畅，若果让他孤独地守静，那会对他形成巨
大的折磨。而农业民族恰恰把牧业民族的进取视作畏途险境，是对生命的伤害，他们总会退
避三舍。他们宁愿在一个小天地中静观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农业民族的这种生命观，才把
体育项目的刚性抹除掉了。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农业社会的主流社会层面虽然消失了，但仍
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存着，奥林匹克精神就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自己的阵
地。所谓的“草莽英雄”、“绿林豪杰”、“青红帮”都属于这种叛逆。就在他们身上发展一种
武术业。武术开创之初，都是进攻与防御并存的，当然主要是为制伏他人保护自己，而要保
护自己必须制伏他人。

　　武术分徒手与器械两种。它是把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各种攻防格
斗功夫和套路。武术中的拳术则是将各种招式形成完整的套路。宋明之际，中国的武术大大
发展起来。明代最盛，明代已形成武当少林两派，又称内家与外家，少林武艺那时已名闻天
下。曹秉仁《宁波府志》：“少林以搏闻天下”。明王士祯(嵩山游记)：寺僧四百余“各习武，
武艺俱绝”，“拳棍搏击如飞”，明代还出了总结武本的书。戚继光的著作中就记载了拳法32
式，棍法14式。王介祺有“十三刀法”。从宋代起，就有人开馆招徒习武术。宋代有著名的
“甲标社”、“英  略社”、“角抵社”。到了清代，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严禁设馆招徒，但
是密秘设馆的仍然不少。当时，这种习武之风只流行于下层社会，武艺高强的也只是给人作
个保镖、马弁之类，不被社会器重。《七侠五义》写的那些侠客，那只是高级巡捕，在社会
上是没有地位的。那些受迫害的人只有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水浒传》就写的这样一批。
所以，尽管中国的武术具有调动人的活性元素的奥林匹克精神，但它得不到主流意识的认同，
它是被当作异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就是对待武术，农业文化也施展了他的同化力。武术本
和体育项目一样，在练习时心中都有个假想敌，出拳踢腿都聚集着心中的仇恨。这自然不合
封建统治者的愿望，于是他们就提倡练内功。太极拳就是一种。清朝政府出于统治的  需要，
他引导人去斗鸡、斗羊、斗蛐蛐，最怕人们习武。因为习武能把活性元素刺激起来，会对满
洲人的统治形成威胁；但社会上习武之风又无法扑灭，于是他们便按着他们的意志加以改造。
在明代煊赫一时表现着人的刚性的少林拳在少林寺都不敢公开标榜。清廷大员麟庆到少林
寺，再三请求，才作“校养”表演，麟庆说他们“熊经鸟伸，果然矫健”。那时，公开设馆
习开武术的要受到查处，就这样，秘密设馆的还是灭绝不了。奥林匹克精神在重压下，在下
层社会还是保存着。

　　古代的体育到了希腊时代，才有了真正的规模，雅利安游牧民族把体育带到了希腊。希
腊城邦在竞争中极需鼓励人的活性精神，于是体育受到尊崇。公元前八世纪，希腊就盛行着
各类竞赛项目。在雅典，体育项目更多，跑、跳、爬绳、游泳、球类、投标枪、掷铁饼，古
希腊常在祭神日举行竞技会。公元前770年举行的奥林匹克竞技大会是人类集中体育项目于
一个场地的宏举，为后世的运动会创了先河。在这个会上，主要的项目是角力和赛跑，这正
是原始初民与动物交锋时最基本的取胜技能。优胜者要披戴橄榄枝编织的花冠，在故乡要举
行游行或宴会，热烈欢迎胜者归来。希腊这时不仅在感性上激励人冒险好胜，而且在理性上
也提高了。苏格拉底告诫青年随时准备保卫城邦，这就要增进健康。柏拉图第一次论证了德
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关系，并把体育突出出来。他还说：“体育应先于智育”。连苏格拉
底当时也积极参加竞技。据一些史学家分析，正是这种竞技，使分散的城邦在精神上团结起
来。在斯巴达更有一种特殊的培养冒险尚武的方法，对二十岁的青年讲行军事训练，这也是
一种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每个男子都要锻炼成为百折不挠的战士。每个女子也要训练成为养
育战士的母亲。男孩长到七岁以后，就要到公共的少年团队里去接受体育锻炼，从二十岁起
直到二十岁，每个青年都必须在军中受训。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斯巴达的“少女必须练习
格斗、赛跑、投铁坯和掷标枪，目的是为了将来受孕后的婴儿可以在强健的母胎里长得结实，
发育得良好。而她们自己也会因体格健壮又能经得起分娩的痛苦。”正是这种体育活动始终
使希腊人保持了旺盛的冒险意志。波希战争中，大流士在马拉松之役中被战败；薛西斯继海
军覆灭后，在普拉提亚之役中被打败，就是因为希腊人保持了由原始初民遗传下来的冒险精
神，好胜精神。在希腊这应称为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能在希腊土地上保持下来，有它的
特殊原因。在希腊本土，农业生产的比例很大，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农业文化足以同化掉当
时已失去强大物质基础的牧业文化。虽然希腊本土上还散布着许多游牧者，周边的游牧民族
还不时渗入希腊本土，不断地给漂游在社会中的牧业文化输血。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希腊产生
了以商业贸易活动为主的航海者队伍，航海民族又多是由游牧民族转化而来，他们由绿色海
洋转移到蓝色海洋，海洋上的惊涛骇浪比草原上的急风骤雨还要险峻，更需要有冒险的精神。
正是这种商业队伍的需要，才使原始初民的可贵精神财富奥林匹克精神得以保持它的鲜活状
态。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竞争精神，就是全部活性精神因素的总体表演，哪里有体育精神，哪
里就有高昂的生命斗志。雅典把游牧民族的原始的体育精神发展为奥林匹克精神，使它变得
又完善又丰实。那些在奥林匹克会上得了桂冠的明星，社会上给他的荣誉使他遍体生辉，成
为人学习的楷模，使全社会都得到一种进取的健力。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非常有
道理的。在四年这个周期中，原来的明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退色了，时间的尘土已使他们
的形象变得憔悴，不再对人的精神给予激励。于是又得重新提供场地，让新的明星绽放光芒。

　　早期的古罗马中的牧业文化占有很大比重，人民也是极富冒险精神的。那时的体育活动
也极受社会重视，儿童少年游戏中就有驯马、狩猎和射箭。长大就学习投枪、扭打、骑马、
拳击。罗马人特别喜欢看角斗，全国建立许多竞技场，著名的圆形竞技场占地2.43公顷，
能容纳九万观众。人站在看台上观看由奴隶表演的刺激性的乃至流血性的斗剑、拳击、斗牛。
参加的斗士必以一方的死亡才结束。罗马人就用欣赏格斗的方法来唤起他们生命的警觉。罗
马帝国不断开拓疆土，多少年军事进攻就没停过，他们要提倡保持活性元素的武士精神，自
然他们也醉心体育项目。为了培养斗剑士，有专门的训练所，最大的训练所有二万剑斗士。
剑斗士都是俘虏或奴隶。

　　到了古罗马的时代，随着农业文化的日趋完善，财富的大量增加，寄食阶层的数量日益
庞大，冒险精神首先从统治者身上淡化，社会上充满了安逸享乐的靡靡之风。公元393年，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禁止延续了一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标志着在统治者心目
中，激励人的冒险与竞争精神已属多余，可是过不多久，罗马也就灭亡了。

　　罗马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泯灭。因为，灭亡古罗马的正好是马背
民族。他们把在罗马农业文化中淡化、弱化下去的冒险意识、竞争意识，又一次振兴起来。
纵贯中世纪的骑士七技，曾是激励人的最好的运动项目。骑士本身就是冒险者的综合形象。
他必须具备七项技艺：骑马、投矛、刺剑、狩猎、奕棋、吟诗。前五项都是激励人的冒险意
志的活性精神元素。骑士成为人的价值标尺，人就不会贪图安逸，作怕风浪的懦夫。尽管西
欧的农业文化也日趋缜密繁复，尤其是教诲忍让的基督教在吞食着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像中
国的儒学一样，让人变形，但日益发达的航海事业和国际贸易业本身就激励着人。在这个基
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对牧业文化作了最好的补充，它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农业文化和基督教
对人的品格的最光辉处的修正。随着商业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从事的人越来越多，商业的内
容也越来越丰富。商业就靠冒险，商人就是冒险家的代名词。当商业文化在社会上起了重大
作用时，牧业民族带来的冒险属性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发展了。这种冒险精神到了工业社会，
由于社会建立起竞争机制，冒险就更上了档次，更成为社会追逐的目标。所以文艺复兴以后，
体育活动几乎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

　　今天，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成为激发人活性精神元素的主要手段。更因为人们有了理性
的自觉，能自己驾驭自己、调理自己，他们会自觉的去启迪身上的活性元素。远古中的失败
是以生命作代价，那是用血书写的“死亡”，是非常残忍的；现在竞争失败，虽没有性命之
忧，破产与失业也是够受的。因此，在竞争中人从理性上更不敢懈怠散漫。于是社会用了多
种文化形式来激励人的活性元素。奥林匹克精神在当代就受到极大的推崇。今天的奥林匹克
已不再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而是属于全人类。全世界在经济上形成了世界市场，奥林
匹克精神也拥有世界市场。因为，人类现在面临的竞争是世界性的竞争，竞争的内容大大丰
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不处在竞争中。竞争中要取胜，还得靠人的活性精神元
素。人的心理禀赋更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没有冒险精神，没有进取精神，没有创新精神……
竞争中必是一个失败者，而且这种结果无须拖很长时间，会以闪电速度表现出来，连讨价还
价的余地都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奥林匹克的火炬就是人类活性精神
元素的光芒，它依然熊熊燃烧着：“向奥林匹克进军!”这个口号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在这
个运动场上取胜，那就是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在放异彩。因为有现代新闻媒体作中介，奥林匹
克可以用声音和图像立体地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使亿万人也经历一次艰难的冒险、艰苦的
竞争，使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    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经常有人
去参加一些冒险活动。有那么多人甘用生命去创造基尼斯纪录，特别是频频出现死亡的摩托
车大赛、汽车大赛、登山和航海。拳击从来没有减弱他们参赛的势头，一些人倒下去，一些
人又加入进去。东方国家对此常常不理解。其实这是游牧民族的冒险精神在当代的再现。这
个时代创造了极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前人的冒险精神不断从原有水准上突破的结
果。而要突破现在的水准，就需要更大的冒险，这就要砥砺人的活性元素，这些具有冒险性
的大赛就是为砥砺人的活性元素这个目标服务的。

　　(四)草原文化表现为一种群体氛围

　　在游牧民族的行为选择上还可举出许许多多，它从整体上表现出一个常数：总是活性精
神元素在起主导作用。这就构成了牧业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文化不是靠文字符号来表现，
而是靠人的行为，特别表现为惯性的常规行为，那就是风俗习惯。这样，草原文化的载体就
是人，他们走到哪儿，就把这种文化带到哪儿。因为人是载体，单个的人身上就不容易表现
得那么完整、那么鲜明。只有群体才会把牧民的心理禀赋清晰地表露出来。也因为牧民的文
化不是靠文字记录诉诸于人的理性，而是靠直观直觉激励人的情感。群体形成的文化氛围是
至为重要的。在一个群体中，人们靠着感觉器官可以从别人身上译读这种文化，互相感染、
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互相观摩、互相监督。在这个群体中，还有酒、唱歌、舞蹈、英雄史
诗说唱在不断呼唤人的活性精神元素，所以文化氛围的密度非常大，形成一个极好的精神染
缸。只要进入到这个群体，人的心理禀赋就会得到塑造。在这个群体里，有长者关于人生义
理的教诲，但没有抽象的伦理道德说教。起主导作用的是英雄史诗和神话传说中的那些伟大
形象。他们的生命历程就是群体的楷模。群体的每个成员就是按着这个楷模实行自我塑造。
游牧民族的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大群体，也是一个文化塑造学校，牧民也只有在这个文化氛围
中显露自己的身手。一旦离开了群体，脱离了这个氛围，那就是另一个样子。因为牧业文化
不是形成个体成员的理性积淀，环境一变化，它的心理特征也就淡化直至消失。这就是为什
么在欧洲游牧民族没有完全被农业文化同化而在中国没有一个游牧民族能逃脱被同化的命
运的缘故。除了欧洲的农业文化没有形成精美的系统，农业基础薄弱以外，最重要的是在欧
洲游牧民族经常保持着群体。到了中国，久而久之，群体瓦解了，被农民分解为个体，这样
一个个落进农业文化染缸，就把自己丧失了。游牧民族的群体文化在欧洲得以持续存在，是
因为他们有了新的接替人，那就是随着蓬勃发展的商业而出现的商人群体。

　　游牧民族的群体文化游云，游动到哪儿，就在哪儿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他们身体强壮，
膂力强劲，又骑在高头大马上，来如风，去如电，铁骑奔跑处都是烟尘滚滚，配上弓箭刀枪，
俨然天神下降，威风凛凛，势不可挡，光是这表面的形象就足以显示它文化的力度。这种文
化的冲击波对柔弱的农业民族会造成强大的震动力。他们马上被牧业民族的声势所压倒，在
军事上很快就被征服。十五世纪以前的数千年间，这种文化游云在欧亚大陆上到处飘荡，破
坏着一块又一块封闭的农业区，因为与世隔绝而渐渐增大的熵又变小，把处于萎蔫状态的生
命震醒。如果这块游云固定在某一土地上，群体不解体，他一直会保持它的文化氛围的。游
牧民族在大地上移动着，不停地有这片那片游云失落在土地上，又不停地把别的人吸引过来
结构成新的游云。片片游云都储藏着活性精神元素。它落在哪个地方，那儿的人就会因受到
它的冲击使活性元素活动起来。这块块游云在十五世纪以前是欧亚大陆的人的生命激素。

　　因为草原文化是在群体中形成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必须靠着感官感受，超过了感官能
感受的距离，它的影响就弱化了，直到消失。它不像用文字符号记录的文化果实，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只要人对它有兴趣，它就可毫无遮掩地显露给你。缺乏文字记载是草原文化的
最大缺陷，它只能让人感受、体验。游牧民族的群体文化氛围必须和人直接接触，也就是说，
游牧民族只有以群体为主体和农业民族发生直接接触才会使农业民族受到影响，但这两个民
族有和平的接触。有非和平的接触，和平接触主要是商贸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接触到的
是牧民个体，就是一个商队也不过几十人。从这几十人当中自然能观察到牧民的一些特殊的
风俗习惯。如果能掌握语言，相互可以交谈的话，还可以了解比较多的东西，但都是皮毛，
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到由大的群体形成的文化氛围。对农业民族影响最大的是军事接触，这种
接触，常以牧民的军事胜利为结局，牧业民族的群体就又向农业社会的纵深挺进。作为被征
服者，农业民族就不得不和这个群体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包括相互间的通婚和文化感染，
这样牧业民族才会对农业民族形成文化影响。特别是牧业民族夺取了农业区的政权后，它的
文化传统纳入主流意识的范围内，慑于权势，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为官为吏的就得赶快从自己
身上移风改俗。明朝的大员洪承畴投降努尔哈赤后，马上蓄发，就是一例。这种文化云团藉
统治者的权势保持的时间越长，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文化感染也就越浓。像中国南北朝，
在三百年时间中，游牧民族在统治上都保持主导地位，所以它的文化云团久久没有被冲散。
虽然众多的少数民族后来都没有逃脱被同化的命运，但是他们那种高扬活性精神的文化传
统，却也深深渗进汉族人的骨髓中。北周武帝娶突厥皇后，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乐带
到长安。在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身上都能分离出许多草原文化的因
子来。在唐贞观开元年间，从宫廷到市井，唱胡歌、跳胡舞、吃胡食、穿胡衣、娶胡女，朝
野普遍对草原文化表示认同。元稹的《法曲》有：“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
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风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
十年来竟纷泊。”开元初，充仪仗队的骑马宫人都戴胡帽。受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安禄山
都善于跳胡旋舞。胡旋与骨鹿都在一小球上纵横腾踏，双足不离球子，旋转如风，正是“人
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白居易《胡旋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这样写道：
“长安朝廷自天宝以后，便多蕃将、蕃相”。公元755年，唐玄宗采纳安禄山提议，以游牧
民族军事将领32人代汉将，于是满朝都是异族将领。晚唐时外族任相的有毕、白；曹、罗。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
罗为蕃姓也。”中华民族在隋唐之际，活性精神元素表现最为突出，就因在几百年间接受了
牧业文化的感染。在欧洲情况更为特殊，从公元五世纪后，西欧各王国的政权都掌握在游牧
民族手中。草原文化始终处在主流地位。大大小小的游牧民族群体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欧洲土
地上，成了欧洲文化的闪光点。尽管农业文化相继渗进那些文化云团中，但那些闪光点一直
没有闭上眼睛。后来欧洲各地修建的许多城堡，里面储藏的多是草原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氛围主要不是靠实物的装潢，主要靠人的言谈、举止、动作、表情以及在具体
事物上的审美评估、道德评估以及价值定性来表现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氛围存在。这种
氛围常常表现出一种不稳定态。如果一群人素质较高，这种氛围的密度就大，反之就小。因
为游牧民族常在游动，因此，氛围的密度又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动而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
它的基调是一以贯之的。因为这种氛围不是靠各类符号来表现，这就要靠感觉去感受，去领
悟；本部落的人从出生之日起，就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感悟这种氛围的灵敏度高。而对于非
本部落的人，如果不通语言，对这种氛围就不得其门而人。草原文化对别的民族的感染力就
很差。

　　牧业社会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整体，在一个整体内又分成许多部分，其中以贵族(包括酋
长、巫师、长老、亲兵)圈子形成的氛围是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核心。从这个核心不断辐射
出信息，对整个社会文化氛围起着引导作用。这个传统在欧洲一直延续下来，英国、法国、
西班牙的宫廷文化氛围是整个社会的龙头。人们仰慕着宫迁贵族文化的搏动，贵族圈子任何
一个新的举措，都会成为全社会模仿的对象，甚至成为全社会时髦的习尚。这个圈子对许多
社会问题的见解、看法，也会成为社会认识问题的参照，宫廷贵族圈子的这种领袖作用，是
对社会整体的一种教化。这在牧业社会是非常有成效的教化。而中国的宫廷在庶民百姓眼中
那是高不可攀的境地，发生在这个空间的一切对庶民百姓是那么遥远，庶民百姓无意去关心
它，宫廷文化氛围自然不能形成对社会的教化。

　　(五)草原文化的重大缺陷是没有文字

　　草原文化的重大缺陷是没有使用文字符号。人在实践过程中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要一
代一代继承而又不断发展的。没有文字记载，这种继承自然会有很多疏漏。游牧民族在欧亚
大陆驰骋，该有多丰富的阅历！光是匈奴、突厥、蒙古、柔然、马扎儿等亚洲的游牧民族进
入欧洲，该有多少传奇色彩的遭遇！因为没有专门家作文字记录，许多动人心弦的人和事都
像过眼烟云一般化为乌有。有些即或保留在部落成员的记忆中，但记忆也有衰退的时候，日
久天长也就淡忘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长征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萨战
争记》、凯撒的《高卢战记》，今天都成了经典著作，人们都是从这些著作探索历史的轨迹。
这些书中记载的史实的确是伟大的。但是，与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欧洲，日耳曼民族践踏罗
马，匈奴、蒙古、柔然进入欧洲心脏相比，还是逊色得多。可惜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因为没
有人用文字记载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在战争中，整个部落被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一个部落毁灭，保持在这个部落中的
历史文化记忆也全部丧失掉了。游牧民族在世界上创下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这些业绩中
表现的正是人类活性精神元素的巨大动力。如果今天能有记载这些业绩的图书，对当代的人
该是多好的精神营养。在众多的草原英雄人物中，由于有文字记录，今天能让人较全面地认
识的只有成吉思汗。前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都有人写过成吉思汗。其他许多马背民
族英雄的详细业绩和他们的肉体一同化作尘土了。只要读过法国勒尼?格鲁塞的《草原帝国》，
有谁能说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的英才大略，他的军事理论，他的广阔胸襟，他
的礼贤下士，都是人所不及的。文字记载不是纯客观地记述，当专门家在用文字符号表述历
史的时候，也是对历史的反思。反思的过程就是扬弃的过程，可以知道哪些需要保留，哪些
需要抛弃。因为没专门家利用文字资料作这番整理，成功的经验得不到发扬，沉痛的教训挫
折仍然再次发生，行动中的盲目性老是避免不了。生存经验也就不能很好地积累起来，人就
不容易成熟，不容易长进。

　　从游牧民族和世界的联系中了解历史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局部的变动自会带动全体，
历史的大变化常常由一个小小的局部变化带动的。汉武帝讨伐匈奴，匈奴西上欧洲，引起了
欧洲民族大迁移。也因缺乏文字记载，就无法判定游牧民族和世界保持着怎样一种关系。譬
如从约翰?德?卜兰迦宾修士的游记中人们详细地知道了蒙古和基督教的关系。卜兰迦宾由教
皇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他携带有教廷致蒙古大汗的文书，要求不要再攻击其他的国家并望
其信奉基督教。他见了贵由大汗以后，发现贵由对景教很感兴趣，卜兰迦宾看见景教传教徒
就在君主的帐前作弥撒，他的主要大臣、教师合答和丞相克烈部人镇海都是兰景教徒。靠镇
海的介绍，卜兰迦宾竭见了贵由大汗，贵由大汗给罗马教廷写了文书。这些幸亏有卜兰迦宾
的文字记载，人们知道了蒙古人和基督教的关系。不久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先生在梵蒂冈
档案馆中发现了贵由大汗给罗马教廷的复文。在复文中，贵由大汗把自己的政权当作神权，
他代表“长生天”发言。他以威胁的口吻要教皇和基督教国家的王子们停止一切传教的图谋，
要他们前往他的驻跸地去朝拜他。贵由既不排斥基督教，但也不屈服罗马教廷。若没有卜兰
迦宾的游记，又怎能认识贵由大汗的胸襟和气度。当然，蒙古和世界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一
种联系就是一种关系。关系一旦形成，彼此之间自会产生影响，就因缺少文字记录，草原文
化对人类的深层影响就难以找到史料作根据。当然农业社会虽然有文字，但掌握文字的多是
巫师、神职人员和达官贵人，再加上那时信息媒体也不多，发生在大地上的事务能进入文字
世界的也还是挂一漏万。

　　在这方面，中国有独特的成就。中国是一个大的自然封闭体，横向吸收十分困难，没有
吸收自然得不到精神营养，社会就会瘫痪，这就形成纵向吸收，向祖先吸收，于是就有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史学体系，以皇帝为中心记录下来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
等方面的大事。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脉络。在本纪、传记中写下了许多人物。
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欧洲中世纪虽然已有文字，但没有这种传统，
像对法兰克王国的许多事情迄今就成了不可知的疑团。多亏中国的文字记载，对于驰骋在西
域的许多游牧民族留下了信史。要研究在这个土地上兴亡的诸游牧民族，最丰富的史料还是
来自中国的二十四史。但是这种记载毕竟是极其粗线条的，它能给人照见一些民情风貌，抱
残守阙的严重程度肯定是存在的。历史现象总是紊乱的，当专门家把它用符号编码送人文字
世界时，对处于原生态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要进行一次由表及里、去芜存精
的整理。因而它是一次鉴定、一次评估、一次定性。残缺不全的要使它完整起来，模糊不清
的要使它明确起来，义理含混的要使它分明起来。孔子作《春秋》、一字以褒，一字以贬。
因此进入文字世界的不仅是人类生存斗争经验和客观记叙，而且还有编纂者的观点、见解。
斗争经验本身是智慧的结晶，而编纂者对这些经验的分析、综合、抽象推理更是一笔财富。
没有文字，这些智慧就继承不下来，游牧民族太缺乏这种智慧来填补。从语言到文字，把声
音变成符号，这是加工精炼过程，这是要经过专门家用理性筛选过滤的。正如韩愈《进学解》
说的：“爬罗剔决，刮垢磨光”，“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对前人的思想经验经过这样一番整
理，就是一个提高。这个提高若能形成阶梯式的上升，一个民族的质就能不断改善。

　　牧业民族因为没有文字，就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梯，一代一代似乎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
看看今天新疆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军事征战上都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生
活方式并没有随着历史的脚步达到新的水平。因为没有文字，社会也就难以出现专门家。专
门家是每个民族酿造智慧的人。没有专门家，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驾驭就老停留在原有
水平上，无法找到挺进的突破口。专门家的作用是他能把它攻研的那个领域内的群众的智慧
集中起来，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智慧，这就使事物的原生态发生变化。没有专门的音乐家，音
乐老停留在民歌水平；没有专门的诗人，永远也不会有绝世之唱；没有专门的史官，历史永
远是一些零碎的传说；没有哲学家，人就无法进入玄妙的思辨的世界。专门家常常是人中的
精英，他们的智商远在当时的平均水准之上。他们的慧心慧眼慧识能独特地辟出一个突破口，
在认识、驾驭主观世界上使人进入一个新的境地。专门家是人类智慧的先锋，但是没有文字
符号，他们无法接触前人的智慧，他们本身的智慧得不到开发，他们只好埋没在社会智力的
等高线下，无法冒出尖来。

　　草原文化之所以长久保持着它的原始性，就因他们没有培养出自己的专门家。除了在战
场上的冲杀追逐方面，人和人表现了气质上的差距，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人都被平均数
装扮成一副平庸相。匈奴、突厥、蒙古、阿尔泰语系的这些游牧民族曾经使欧亚大陆发生过
阵颤，但他们的文业与武功相比，那就苍白得多。有些民族如契丹、鲜卑、党项从历史上消
失以后，再很少找到他们的遗迹。当初在欧亚大陆驰聘的游牧民族非常多，但是到后来都变
得无声无息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很难保持文化储存。把一个民族、
一个部落紧紧粘合在一起的正是文化传统，当仅仅靠人作为文化传统的媒介时，人一流散，
文化传统也就流散。失去了文化传统，自然也就失去民族特色，民族也就消失了。

　　推翻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靠武力，而组织建设一个国家则要靠完整的文化系统，要靠理和
法度，没有这些，社会就无法运作。“理”字的原意是治玉。《韩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
理其璞。”于是“理”引申为治理、条理、道理、真理、理则。一种文化必须有解释世界的
真理；有指导组织社会的条理；有从过去历史抽绎出的义理；有教诲人思索、行为、处世的
道理；有教人必须遵守的理则；有各种学科表述的理论；有为社会遵从的公理；还有超越现
实预测未来的真理。只有这些理都具备了，才能构成一种繁密精美的文化。中国的农业文化
包容着全套理；而游牧民族拿不出这么多的理。中国封建文化的理是靠诸子百家的专门家研
究总结出来的。发展这些理需要理论思维和思辨思维。没有文字的训练，这些思维都发展不
出来。所以当游牧民族在征服了农业区后，那些理常常成为绊与索，使牧民从马背上摔下来，
成为农业民族的俘虏。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都出现在农业区，古埃及文、古巴比仑文、古苏
美尔文。苏美尔游牧民族和当地农业土著混合后才有文字，古印度文、甲骨文都是古农业大
国的创造。侵入欧洲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建立了政权和当地农业民族融合后产生文字，中国的
游牧民族也是在固定的土地上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以后产生文字的。像维吾尔在蒙古高原建立
了汗国以后，仿照粟特文创立了维吾尔文。自八世纪到十五世纪流行在吐鲁番地区和中亚、
黄河流域的维吾尔的经典著作《福乐智慧》就是用这种文字写的。游牧民族因为经常在运动
中，不断和别的民族接触，语言接受能力非常强，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一般都能操两种语言，
相当数量的人能操三到四种语言，欧洲人也是这样。而汉族人的语言接受能力就很差，在新
疆住几十年，不会讲维语的多的是。维吾尔最早采用古突厥文，后来改用粟特文，再往后又
用了阿拉伯文、察合台文，现在的维文是近几百年才固定下来的。蒙古人最早没有文字。1206
年，成吉思汗打败了乃蛮部，俘虏了乃蛮太阳汗的丞相塔塔统阿。那时，成吉思汗已是汗国
首领，深知创立文字的必要，他就让塔塔统阿给他的儿子教回鹘文，而且还将回鹘文改成蒙
文。1264年西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巴思八被封为元朝的国师，他又创制了蒙古新文字：巴
思八文。后来西蒙古大喇嘛咱雅班第达又创造了托忒文。从公元八世纪起，伊斯兰教进入哈
萨克草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哈萨克全民族都信仰了伊斯兰教，于是原用的回鹘文字也
逐渐为阿拉伯文代替，形成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字母。从13世纪起，天山南
北及中亚地区大部分受察合?台汗国统治后，在原有的突厥语言中加入了不少波斯语、阿拉
伯语，成了特殊的察合台语，并且成为中亚地区突厥语族的书面语。哈萨克的许多知识分子
到中亚大城市和其他地方经文学校学习时，除了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之外，还学习察合台
语，而且在很长时期都用察合台文字。新疆的塔吉克的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支，他们尚
无自己的文字，常借用维吾尔文。一有文字，他们自会加快发展速度。维吾尔有了文字以后，
他们就进入文字世界，一些专门家便产生出来，并且用他们的智慧从事著作。《福乐智慧》
的出现就是一例。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提出极富哲理意味的名
言，这自然是对人的终极追求的极佳导向。正是他的《福乐智慧》这本著作成了维吾尔族最
好的精神营素，不仅陶冶了维吾尔人，而且对中亚许多民族的人都产生了影响。所以有一段
时间，中亚地区都把维吾尔文作为官方文字。

　　没有文字自然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专门从事增加知识积累的人才，这个民族总脱离不
了感性人的处境。有文字就会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借助文字资料进行研究著作，于是
维吾尔族有了《突厥语大辞典》、《援福乐智慧》，蒙古族有了《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
《蒙古源流》三大著作。在《元朝秘史》中有不少记叙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事迹的篇章，而甲
《蒙古源流》中，则记载了元明两代蒙古可汗的事迹，对俺答汗和鄂尔多斯部落的活动记载
尤详。这都是了解蒙古历史极为珍贵的材料。维吾尔人在遇到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
的问题时，经常援引《福乐智慧》中的名言，这就使他们在认识问题时，渐次向专门家的思
想高度靠拢。

　　自从有了文字，有了专门家的著作，在游牧民族眼中的明星不再光是叱咤风云的武将，
也有了通今博古的鸿儒。维吾尔引以自豪的有穆罕默德?喀什噶尔、玉素甫?哈斯?哈吉甫。
哈萨克引以自豪的有阿拜。有了文字，也才能通过翻译更好地吸收别的民族的文化精品。元
代在创制了巴思八文后，还开办了学习蒙古文字的学校，叫做“蒙古字学”，设于各路、府、
州。学生包括官员子弟和民间子弟，给饷，后者准免本身杂役，学生学的是用蒙文翻译的《通
鉴节要》。在京师还设立蒙古国子学，学生主要是蒙古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用蒙语
翻译的《通鉴节要》。如果自己没有文字，就很难欣赏别的民族的文化精晶。在欧洲，当雅
利安游牧民族进入意大利半岛后，在半岛中部西海岸与当地土著民族混合而成拉丁部族。随
着罗马的强盛，拉丁语推广到许多地方。从公元前五世纪至五世纪的一千年中，拉丁语是欧
洲一个最强大的政治实体的语言。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语成了天主教的官方语言，四世纪
的接近民间语的《圣经》拉丁文译本是最具权威的教科书，许多游牧民族在欧洲大陆定居下
来后，接受了拉丁语，由此发展出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借拉丁文可以很好地了解古
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这对游牧民族在文化上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五世纪以后，日耳曼
人又

　　带进了自己的语言。文艺复兴以后许多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欧洲各国的文化就
加速发展了。有了文字并不等于马上就有了内容深厚的文化，这还有一个积累过程。这个积
累包含好几层意思，既要积累自己的文化成果，又要介绍别的民族的文化成果，还要通过文
字翻译广泛吸取别的民族的文化精晶，这个积累过程是漫长的，在欧洲整整积累了六七百年，
这才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伟人的出现准备了良好的土壤。没有这种文化积累，欧洲的文艺复兴
是不可能诞生的。没有文字的时候，人和人除了直接接触，很难了解别人。在一个较小的部
落内，人和人可以保持高频率的接触，但扩大至部落联盟人就很难直接接触，人与人之间就
很难远距离地沟通。有了文字，通过文字作中介，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
文化，这对人走向世界是非常有益的。

　　任何事物都包藏着利弊两个方面，游牧民族没有文字是个缺陷，是个不好的传统，但这
个传统为后日欧洲文明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语言文字是人类创造的对主客观世界万像的
指代，一种指代就是一种确定，没有这种确定，人无法认识事物，更无法表述事物。但是，
这种确定对人的活泼的心理功能却是一种限制，仅是语言而无文字，这种限制还比较弱，一
旦有了文字，便自成一个文字世界。人的思绪若不驰动，若驰动就只能在这个世界活动，而
这个世界是前人的理性构筑的。在这个世界漫步，也就是在前人的理性框架内活动。没有大
智大慧，很难从这个框架内突破。因为这个世界的构筑有几十万年的时间，它有大量现成的
结论，当你的思绪要作定向搜索时，马上就有现成的答案扑到你的眼前，让你的思绪暂停征
棹。久而久之，人的思绪就禁锢在这个世界中，失去飞翔的能力。陷身在这个世界中，也会
使人的直观直觉能力渐渐弱化，使人的悟性淡化。

　　中国从商朝的甲骨文一脉相传传下来，几千年没有质的更动，因此这个文字世界形成金
城汤池。中国人有±种教育方法，就是背诵圣贤的书，从蒙童到高等学府都是背诵，这种背
诵，把人捆绑在文字世界，更没有思绪的松动自由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学术领域再没有
活跃过，表现出一派死气沉沉，就因人被囚禁在文字世界了。世界是发展的，而这个文字世
界是凝固的，即或前人的表述是符合客观事物的真实，但那臣昨天的符合，今天就未必符合。
文字世界中的圣贤之言都被认为是终极真理，等于给人的思绪筑起栅栏，阻止人继续探索。
当社会上有适当的机制，允许有不同声音，可以消解一家设置的终极真理，那仍可使人的思
想上下求索；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一家设置的终极真理就会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钢筋混凝土
建构的防泄闸门。

　　中国的老庄与禅宗最早发现了文字世界的僵硬性，都讲“大道无言”，他们教人脱离语
言文字。禅宗传法，讲究的是以心传心，当下开悟，不可言语，不可思考，一思考就落人“语
言文字相”，思绪就会被限制住，造成与佛法的距离。禅宗就怕人的思想“囿于一喻而生执
着”，总是用多种譬喻启发人领悟接近佛法的门径。钱钟书《管锥篇》说：“星繁则月失明，
连林则独树不奇，应接多则心眼活；纷至沓来，争妍竞秀，见异思迁，因物以付，庶几过而
勿留，运而无所积，流行而不滞，通多方而不守一隅矣。”这里描述的就是人的思绪脱离了
语言文字的枷锁后出现的那种圆融无碍、不滞通流的鲜活状况，培养人在一刹那电光火石之
间的彻悟。后现代更把语言看成是人的囚所。杰姆逊说：“我们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
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所以他们致力于消解语言文字的框架，还我思维的本相。维特
根斯坦所谓“光看不想”，柏格森所谓“直觉”，胡塞尔所谓“本质直观”，都是指这种本相。

　　中华民族几千年都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背诵语录，“语言说我”的现象特别深重，而
且又没有消解量，思维难得处在鲜活状态。只是到了近年推行市场经济，我说语言的现象才
增多。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还在这两种现象的多与少上。

　　在西方，就是另一种情况。当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希腊时，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创造
了希腊文，在这个文字基础上，发展出辉煌的希腊文化。当文字世界日渐繁复的时候，也没
形成像中国春秋战国以后那种禁锢。因为他们一直遵循着百家争鸣的自由，从不用一家之言
代替百家之言，逮至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君临百家时，罗马帝国的铁骑把它摧毁了。雅利安游
牧民族进到罗马时，也是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才创造了拉丁文。这个文字随着罗马帝国的
军威传播到欧洲广大地区。在这个文字世界也没形成一家独尊的局面。当拉丁文字世界快要
形成“话语说我”的局面时，日耳曼游牧民族大规模侵入进来。他们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
不仅践踏了拉丁文字世界，而且给欧洲带来了鲜活的悟性、敏锐的直觉和活跃的思维。这对
欧洲后来的文明发展史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日耳曼民族既然在欧洲建立了许多王国，就不
能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就发展出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冰岛语在内
的日耳曼语系和包括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在内的拉丁语系。这些文字因还
在童年，对人的思维就不可能形成太强的禁锢，人的思维还可保持她的鲜活态。

　　当然谈到西方，就不能不谈到中世纪。这个漫长的时期中，以《圣经》为主体的文字世
界形成了欧洲人的囚语，人的思路沿着《圣经》伸展，人的话语又不能离开《圣经》的规范，
“话语说我”的现象特别严重。人的悟性弱化，自然就失去了创造性。文艺复兴以后草原文
化的传统撞碎了以《圣经》为主体的文字世界，人的思维又一次大解放，悟性、直觉都复苏
了，创造性又显灵了。

　　当原始初民分为农民和牧民两部分后，务农的人就停止在欧亚大辅进行的大流动，在适
宜于农业生产的地方构成大大小小的农业板块。每个板块都有清晰的边际，这些板块的空间
都是固定的。人类选择生存地点，不能按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按自然条件。游牧民族追逐的
是水摩丰盛的地区，而农民寻找的是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地带。这种地带不可能是绵延千万
里的广袤区域，总被山川、河流、森林、荒漠切割成许多小块，每一个小块就是一个封闭体。
原始农业当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体与封闭体之间很少有社会联系。许多小块封闭
体组成一个大的封闭体，像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锡职阿姆河流
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古代大的农业区，也是大的封闭体。大的封闭体之间要发生
交往谈何容易！即使是大封闭体中的小封闭体之间也难交通。就是山前山后两个村，“鸡犬
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事还是很多的。文化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单靠自我
开发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从他人身上吸取异质智慧因子。固然在一个封闭体中，有你我他三
方的存在，可以从你他两方接受异质智慧因子，但在同一个封闭体中的人，随着文化认同的
扩大，智慧因子的相似性也在加大，相似的智慧因子的撞击就难产生出新质来。到了这时，
人的创造活力就会枯竭。在一个小封闭体内如此，在一个大的封闭体内也是如此。因此，如
何使欧亚大陆上的封闭体发生交往，使彼此得到异质智慧因子的撞击，就是至关重要的。

　　古代每一个文明都发生在异质智慧因子撞击之后，当农民已经停止在大范围内漫游的时
候，牧民迫于生活还得继续游动。动的原因一是牧业本身决定的，它得选择水草茂盛的地方，
这种动，是正常的动；另一种动是受不了大的自然灾害不得不作远距离的迁徙，这种动有时
也会酿成对农业区的入侵；再一种动就是农业区的富庶生活使他们看着眼红心馋，于是对农
业区发动武装进攻。这种进攻有时是小股侵入，抢劫上一些东西掉转马头就跑；有时则是大
规模入侵。

　　从农业民族的角度来看，这是游牧民族对他们的侵略，他们常常看不到游牧民族给他们
带来了异质智慧因子。短期的入侵这方面还不太明显；较长时期的占领，农业民族经过仔细
地观察体验之后就能从他们身上吸取到新的东西，或者是新的思路，或者是新的视角，或者
是新的视点。这样犹如黑暗的天空，一下子出现闪亮点。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之后，他也在
观察、体验，他们也能从农业社会吸取到对他们很新鲜而且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当他们再
侵入别的封闭体时，除了他们自身的东西，还带去了他们从被他们占领的农业区带去的东西。
当时几乎没有别的信息载体，只有靠人来传输。能够经受山重水复漫漫征途的艰苦的是游牧
民族；能夺关斩将不畏险阻的又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信息载体，靠这个载体的武力攻击，
他把信息带到许多封闭体，使封闭体因能吸取新的精神营养而不至于熵加大，造成无序的混
乱从而毁灭、崩溃。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洲的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当白令海峡还是一
块陆地的时候，蒙古利亚人种一群一群向美洲迁徙。他们去的时候，还没有跨上马背，在美
洲就没有马。肥沃的土地使印地安人务农为生就很有保证，于是他们放弃了牧业，都去从事
农业。他们游动的习性不会一下子就改除，他们从事着游动的农业，今年在这里耕细，明年
到那儿耕种，这种流动自然就打破封闭，可以把人的新智慧因降和异质文化传播开去，激发
了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创造性，从而产生了很高的文明。玛雅人的艺术作品是十分精美的。在
这个文明中，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智慧因子创造出的文化。据英?赫?乔?韦尔斯先生说：“使人
惊奇的是它的巨大的塑造能力和设计上：的完美性。但它的奇形怪状是一种疯狂的错杂和因
袭的表现，却又使人感到迷惑不解。许多玛雅铭刻文像欧洲精神病院的疯子们挖空心思绘成
的某种图画，而不像其他旧世界的作品。仿佛玛雅人的头脑是沿着与旧世界头脑不同的批条
路线发展的。他们的思想是别扭着的，以旧世界的标准看，简直是没有一点严格的理性头脑。”
(《世界史纲》)事情当然不像韦尔斯先生说的那样，玛雅人是疯了，没有理性的头脑；而是
因为新大陆与旧世界有重洋横隔，生存环境特殊，彼此少有影响，和旧世界人的智慧因子的
相似性极少。这一方的文化成果对另一方自然就无法理解。旧世界的人看玛雅人是疯子，玛
雅人看旧世界的人也是疯子。如果仅靠玛雅人和陶加人单质智慧因子是创造不出那种辉煌的
文明。王大有先生在他的《龙凤文化源流》一书中，详细考证了美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特别是印第安三大文化中心玛雅、阿斯特克、印加的关系。他认为这三大中心受中国文化影
响很深。其中有些论断还有待将来证实，但有些他列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事实。“在一件高
七厘、宽十四厘米的印第安人的彩钵钵底上发现了七个呈车轮状的表意符号与《易经》复卦
卦象不谋而合，研究者认为印第安人彩钵钵底符号与中国仰韶文化一致。”由于战国、秦汉、
南北朝、唐宋期间，中国与美洲交往频繁，所以如今在美洲许多地方都有中国文化的遗存。
例如：墨西哥首都博物馆陈列有汉文古碑、古砖、古钱、古雕刻，泥塑佛像，甚至连钱的穿
眼麻绳，也是中国式的。再如，墨西哥境内出土的《大齐田人之墓》碑，南美波利维亚发现
的汉文字系统雕刻，据研究为中国人二千年前漂流至南美洲居住后的遗物；秘鲁公园陈列的
汉文太岁碑；厄瓜多尔博物院陈列的汉王莽时所造的货币；1930年美国人在加拿大西海岸
发现的篆文石柱等等。其次，在印第安人的很多陶器、石雕上也出现了汉字……。“玛雅文
化中的僧人头上有中国佛教受戒的标记，佛座上有宝莲花，甚至吐舌大肚弥勒佛上有‘眉’、
‘目’等清晰可辨的汉字。”这些事实应该说是准确的，南美洲不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同
样会受到印度和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唯其有多种异质文化，才出现了玛雅和印加两个辉煌的
文明。后来漂洋过海的冒险家少了，异质文化不易传播到这儿，因为美洲再没有游牧民族传
播文化信息，玛雅和印加文明都在孤寂状态中枯萎衰亡了。

　　每个封闭体的人出于改善生存环境的愿望和提高生存质量的动机，总要创造，尽管这种
创造的成功率很低，但成功的事实总是有的。文化学上的文化中心说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是偏颇的。实际上，在原始社会，凡已固定在土地上的人都在创造，即使游动中的人也在创
造，当然，游动中的人不容易积累经验，创造成功的果实自然不会有固定在土地上的人多。
固定在土地上的人形成无数个封闭体。这种封闭体星罗棋布般分布在欧亚大陆。如果信息体
之间没有信息交通，人类的进步就会十分缓慢，封闭体之间的创造就会各立门户，极少有相
似性。但从出土文物看，无论是陶器、青铜器、铁器都是有相似性的。这种相似性的大小是
和地域距离的远近成正比的，距离越近，相似性越大；距离越远，相似性越小。因为有这种
相似性，于是就有人泡制出中心说来，这是缺乏科学态度的。那么，这种相似性从何而来?
这是文化信息交通的结果。每个封闭体对文化信息都是有吐有纳的，不吐不纳会自生自灭，
只吐不纳自会衰竭，只纳不吐也不能很好地吸收。吐与纳又是彼此助长彼此提高的，今天我
纳了你的，我在你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创造，然后再吐出去，为你所纳。世界上为什么唯独欧
亚大陆的文明发展得快？就因欧亚大陆各封闭体之间文化信息吐纳的频率高。什么人作了封
闭体之间文化交通的信使呢？就是三大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无法固定在土地上，他得游动。

　　十五世纪，欧洲人进到南美洲时，墨西哥人不知有秘鲁，秘鲁人不知有墨西哥。墨西哥
和秘鲁，一个有玉米，一个有马铃薯，彼此竟然没有交流，可见没有游牧民族的地方，封闭
体之间就很难实行交流，实现文化进步就相当困难。非洲有过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没有跨上
马背，就不能在封闭体之间实行文化沟通。物质文明的每一个重大发明都是偶然，而非必然，
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一个新的东西，而这个新的东西对人类又有用，于是人们就对这个偶然
经验进行钻研，探索出一种有普遍性的制作经验。陶器、青铜器、铁器都是这样产生的。事
先，人们并没有制作这些物资的目的性，都是在偶然性中发现了这些物资的存在，于是人们
才在这上面下功夫。正因为它的偶然性，它出现在这个封闭体，未必就能出现在另一个封闭
体。为什么后来在许多封闭体都出现了？那就是因为原始初民是流动的，在流动中可以把甲
地的生存经验带到乙地，特别是出现了游牧民族以后，他们就是文化成果的传输队。他们在
不同的封闭体之间流动，于是乎某个封闭体若有重大的物质文明创造必然会传输到其他的封
闭体。沈福苇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这样写道：“在巴里坤、吐鲁番、罗布淖尔、伊
吾等地遗址中发现的小件铜器已经暗示新疆的居民通过横贯天山南北的草原和沙漠路，在草
原游牧民族和农业定居民族之间业已充当着一种新的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岂止是在新疆，
在整个欧亚大陆都如此。

　　文化总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今天如此，古代也如此，都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许多
民族出于对本民族的钟爱总爱把古代的文明成果说成是本民族的独创，那是荒唐的。各个封
闭体在创造文明上都有自己的贡献。20世纪以来，以埃利奥特?史密斯为代表的传播学派把
埃及的古代文明奉为世界上所有各种文明的唯一来源。他们这种文明起源一元论的观点是不
符合历史事实的。就埃及文明本身来说，他也是吸收了周围异质文化的结果。在文化起源上
无论是西来说、东来说都是  片面的，它是共同创造互相影响的结果。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
德?基尼武断中文源出于埃及象形文字，是埃及移民的创造。半个法国汉学家皮奥称中国最
古老的民族都是野蛮人，直到公元前3000年来自西北的民族带来了农业经济和制陶技术。
1894年特林?德?拉科帕里更提出“巴克族移住说”，认为中国的汉族是公元前2300年由西
亚移人新疆和甘肃的巴克族。1923年瑞典的安特生提出一种假设，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
从中亚和南俄移人的欧罗巴民族的文化。后来仰韶文化在辽宁沙锅屯和甘肃各地都有发现，
参加发掘的安特生更把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和希腊北部、伽里西里、乌克兰、特里波列、安诺
遗址中的彩陶文化联在一起，圈人了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区。

　　就以彩陶文化来说，它所以能普遍存在于中亚、西亚和欧洲自然是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
人相互传播的结果。根据专家考证，安诺彩陶文化和南土耳克曼发现的扎伊通文化有承袭关
系。中亚的彩陶和伊朗、南俄的彩陶有承上启下的关系。这是沈福苇先生承认的。安特生以
仰韶文化彩陶底色和几何纹的相似就断定它源于安诺和特里波列，这是沈福苇先生不同意
的。其实何必非要确定一个源呢?因为这些文化之间有流动的游牧民族在相互传播，又可以
说是彼此为渊源。因为我和你相似，就说我是你的源头这是不科学的。欧亚大陆因为有三大
游牧民族存在，各封闭体之间(太小的封闭体除外)，基本上是相互沟通的。庙底沟的彩画主
题同特里波列陶器的彩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西方的许多器物也有很多类似仰韶文
化之处。这都是非常合乎欧亚大陆历史事实的。王治来先生在《中亚史纲》中就列举了古代
中亚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许多相似处。他写到了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卡拉苏克式的工具和
兵器，有铜锛、钢刀(包括曲柄刀、凹背刀和弧背刀)、铜戈等，都同蒙古和华北的极为相似。
如在别亚河畔发现的卡拉苏克铜锛，与内蒙发现的一样，据此认为起源于东方。有的把卡拉
苏克的曲柄刀同中国周代的刀币相比，弧背刀在长城以北各地都有出土。至于戈，早在殷商
时代，中国就流行玉戈和铜戈。内蒙古出土的铜戈，就好像是卡拉苏克式铜戈的模型。所以
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认为，绥远的卡拉苏克式铜器是仿照中国中原比较古老的商殷标本制
成的。而蒙古戈，则是安阳戈和西伯利亚卡拉苏克式的一个中间环节。绥远刀和卡拉苏克刀
子可能出于同一原型商代大刀。他又说：“米努斯克盆地出土的卡拉苏克器物中有中国北部
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这是非常准确的，在这一带，牧业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接触
非常多。在文化上彼此受影响是非常可能的。

　　在欧亚大陆上，游牧民族踩出了许多道路。在欧洲，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到欧洲心
脏地带。在亚洲，他们表现得更英雄，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卡拉昆仑山、
阿尔金山、喜马拉雅山、祁连山、兴都库什山都没挡住他们的去路。不说别的，光是辟出这
些路没有游牧民族的勇敢无畏都是不可能的。正是靠着这些路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大大小小封
闭体，使彼此都能吸取其文化的精粹。当时的中亚是连接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中间地带。著名
的丝绸之路也是游牧民族开辟出的传播文化信息的道路。道路是沟通封闭体间的重要设施。
道路又要探明水源、饮食、草料供给、住宿等辅助条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正是靠游牧
民族前仆后继终于辟出条道路，这使文化传播才有了可能。游牧民族的活动空间靠着道路的
开辟不断扩大，作为文化信息的媒体的功能也就更大。特别是游牧民族学会经商后，他们与
农业区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这样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就不必非动干戈。和平的商贸活动使
游牧民族传播文化信息的历史任务更繁重，更有内容。因为商品本身就是文化信息，玉产在
新疆，但在产玉不多的中原却出现了昌盛的玉文化。玉不仅是作为装饰的精品，而且玉成了
美好的精神追求的象征；玉不仅丰富了汉族人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丰富了汉族人的精神生活。
玉石就靠游牧民族从西域运输过来的。

　　有游牧民族传播文化信息是欧亚大陆独具的优势。美洲、澳洲、非洲都不具备这种优势，
所以他们就相当落后。在冰河期时的澳大利亚和西太平洋因为海水被阻于地极冰盆，海平面
很低，有一批旧石器时代的人带着旧石器时的文化来到了塔斯玛尼亚岛。他们属于欧罗巴人
种。因为他们处在绝对封闭状态中，吸取不到一点异质文化的营养，人的智力不断衰退，没
有一点创造的活力，永远保持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水平永远固定在一个刻度上，
人口也繁殖不起来。1876年，最后一个塔斯玛尼亚人死去，从此也就绝迹了。在澳洲土地
上也因没有游牧民族用异质文化信息撞击各封闭体，当英国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时，这儿的
土著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阶段，他们还使用着石制或木制工具。当欧洲人到达南非时，发现
那儿若干孤立的人群还在击削燧石，还停留在原始初民的狩猎和采集阶段。不知稼穑的南方
猿人在更新世第一个冰河期以前就在非洲生活，那时，他们已经能用双手制造一些简单的石
器，他们应算是人中的老资格，比亚洲猿人还要早，只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游牧民族，所以文
化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至于美洲文化比旧大陆整整落后了数千年。从这个对比中，人们不
难看出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七)认同暴力

　　占有是一切动物的生命本质属性。各方都要占有，彼此自然要发生利益冲突，解决冲突
的手段，就是暴力，其主要形式是相扑、抱打、咬、顶、踢、抓。由于人的意识活动，暴力
手段不止于依赖自身的生理器官，而且靠制造出的武器。同类相残就是指这种暴力冲突。动
物的生存能力主要看使用暴力手段的勇猛程度。老虎的那张血盆大嘴，那4个铁爪，使它成
了无敌的“兽中之王”。人之所以从软弱无能的动物发展为万物的灵长，因为人能制造任何
动物无法与之抗衡的武器。一竿长矛可以在数米之外刺伤动物，一支箭可以在百尺之内置猛
兽于死地。人靠着日益强的暴力手段在地球上居于霸主地位。

　　使用暴力是一切动物的显著特征，动物都靠暴力进攻，靠暴力防守，靠暴力占有一切需
要占有的东西，雄性对雌性的占有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