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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SARS”，传播范围之广，危害之大，世所罕见，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粗略估计，各地经济损失累计在200亿元以上。这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的灾难！ 那么，原因呢？除了病毒本身的危害之外，我们还应该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吸取那些教训呢？难道只能片面责怪卫生部门的不力吗？如果仅仅是不可防止的天灾，为什么在国外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低呢？难道我们又可以象1958年所谓的“自然灾害”那样，明明是人祸，偏偏说成天灾吗？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时，如1998年的洪灾，我们的社会便动员全体人民打一场“人民战争”，难道我们不可以从制度上根本地降低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内蒙古的锡林郭勒草原上正在刮沙尘暴，难道将来北京被黄沙掩盖时，我们再来发动人民打一场“人民战争”吗？我们应该警醒了！我们过去失误的太多！！而这场SARS灾难发展到今天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我们的政府防疫部门摆在什么位置，很多行业外人士可能不清楚，可是，实际上防疫部门长期被冷落，这在卫生战线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试想，一个疾病控制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如何有效地防止突发烈性传染病的危害？而我们目前的疾病控制体制，可以说是漏洞百出。防疫站经费不足，设备陈旧或缺如，人员不受重视，收入低下，日常工作的专业性低，配套机构和部门不健全，医科大学的公共卫生教育受到普遍漠视……，这就是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本该极度重视的疾病控制体制的现状！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12％，到2002年，就更低了。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在增长。在发达国家甚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而各级医院的收入则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市场。也就是说，人家那儿的政府只为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当“老板”，决不当各级医院的“老板”。咱们这儿恰恰相反。有些卫生管理部门历来热衷于当各级医院的“老板”，而对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却很少操心。而且越往下，这种不合情理且不符合政府职能定位的错位现象就越严重。如此本末倒置的制度性弊端，过去我们可以一古脑儿推到“计划经济”头上。可我们已经宣称“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为何唯独医卫等极少数领域的旧体制就改不得、改不成——至少是进展极慢！ 前一段时间媒体上炒作很厉害的医生的灰色收入问题，不管收入的合法与否，至少说明医生的收入已经被人重视，而且，部分科室医生的收入的确较其他行业高。这也反映出了我们医疗体制上的弊端，为什么医生不能堂堂正正地拿到比工资单上更多的收入，把定语“灰色”去掉！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医生毕竟还有增加额外收入的手段，但是防疫部门呢？流行病科研单位呢？基础医学研究机构呢？他们的工作人员拿多少收入？专业人员比例多大？国家考虑过吗？堂堂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竟然在确定“SARS”病原体时得出与临床诊治相左的结论（注：请参考广东的钟南山院士关于“SARS”病原体的发言），难道这是他们本来应该具备的学术水平吗？国家拥有这么多高层次的医学科研人才，但却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如何尽量发挥他们的能动性。相反，自90年代以来，基础医学单位在整个卫生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还不断地被削弱！很多国家级科研机构人员越来越少，年龄断层严重，有的连科研人员的专业配备都不全。不知国家是否统计过我们目前的流行病专业人员还有多少？知识结构是什么样的？水平能否与国际接轨？在这些至关重要的方面，我看到的是一年年地退化，根本没有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直到发生了严重疫情，才想到拆东墙补西墙，很“豪爽”地一下子从中央财政拨出20亿元用于防治“SARS”。这和上世纪我们的国家不断地减少森林覆盖率，不断地增加水土流失，直到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然后打所谓的“人民战争”这样的恶性循环有什么不同呢？以前何尝拨过20亿元用于防疫系统的未雨绸缪？让如今这样弱不经风的疾病控制系统来应对突发烈性传染病，和勉为其难让缺乏弹药与训练的晚清北洋水师打赢甲午海战有什么不同？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需要持续不间断的大额投入，仅靠“一次性”是万万不成的。国家还很穷，怎么办？惟有大刀阔斧地革医卫旧体制的命，使政府与市场在公共卫生领域与医疗服务领域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我们的有些领导总是在念叨着“亡羊补牢”的口头禅，可就是不想想羊为什么会亡！如果我们具备相对完善的疾病控制体制，象“SARS”这样的疾病，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至少有把握控制在广东省内。从2002年11月，直到2003年4月，5个月的宝贵时间过去了！这么漫长的时间之后才被重视起来，真是愚不可及啊！前一段时间看着电视上有些“领导人”的新闻发布会，简直感到可耻！都21世纪了，还在信誓旦旦粉饰太平！这种官员，有何用处？ 另外，近些天媒体的宣传机器一开动起来，就是通篇的白衣天使--医护人员，我不是说医护人员不伟大，可是，对防治传染病来说更重要的疾病控制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同样是我们的体制中缺乏远见的显著表现之一。这种短视，在我们的体制中的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一贯始终的。试想，预防工作不做好，病人呈几何级数增多，需要多少医护人员才能应付得过来？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国家要损失多少亿元？这是很简单的科学问题。 这里仍有必要澄清两个常识性问题：
其一，由于历史形成的“政治功利主义”式的片面宣传误导，人们仍习惯于将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与理应通过医卫市场提供———所需费用由个人、医保基金、商业医保等渠道共同分担的个人医疗服务混为一谈，甚至仍自觉不自觉地将政府“大包大揽”误读成“制度优越性”。而某些既得利益团体也乐得继续“混淆”下去，然后既伸手向财政领补贴，又向患者“狮子大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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