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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CCTV播放的《永远的丰碑》节目中，介绍了傅作义将军的抗日英雄事迹，感人至深，慨叹不已。 其时绥远省的汉/蒙奸“典范”，如德王、李守信、王英之流，虽然动机与汪伪不同，但是可谓“殊途同归”，都将名字刻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替德王翻案，包括台湾的著名学者札奇斯钦（在阿拉善旗参与“自治政府”之后未与德王打招呼就逃跑了），在美国发表了很多此类的翻案文章，有些是用英文写的，用来忽悠外国人。不过，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国难之时拾法西斯的牙慧，是彻彻底底的汉奸行为，按照其时的中国法律，是理应处决的。但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委员长看到这根墙头草顺风就倒，见缝就钻，全无气节可言，就笑一笑，给他几杆枪让其继续反共。不过烂泥终究糊不上墙，解放军三野的小股部队放几枪，墙头草们就逃到外蒙古去了，在乌兰巴托囚禁几年后引渡回国，这是后话，不提。这样的人如果如某些人所言，能算是民族英雄，那在那个时代就没有民族英雄了，幸好持这样观点的人只是少数。在绥远、察哈尔，真正的英雄在大青山上打游击，那儿有八路军和土默特等部的健儿；真正的英雄在黄河南岸抗击日寇，那儿有国军将士的艰苦阻击。英雄绝不会跑到化德县城仰小日本的鼻息，陶醉于奴才的身份，乞求军刀下的恩赐。 傅将军组织的五原抗战中，几个小兵追击日寇溃军之时，抬手就能击毙小日本皇族的水川中将，也算是一件奇事，和后来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击毙日寇阿部规秀中将有异曲同工之妙。毫无疑问，晋绥军在抗战中的功绩可以彪炳千古、流芳百世。当然，其时中国军队中，有类似战绩的陆军师何止百支。屈指算来，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忻口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百团大战、枣宜会战、昆仑关大捷、缅甸反攻、松山战役、血战衡阳、血战常德、东北反攻，都有中国军队矫健英勇的身影。凡是抗日，就是功绩，不必纠缠谁的功劳大。凡是抗日的军队，都是中流砥柱，非属一党一军。 我的一位回族朋友的祖父，当年正是在傅作义将军属下的某骑兵团任上校团长。
（二） 私心 新四军的发展史中，“皖南事变”是场悲剧。可惜了9000名英勇的抗日战士，没死在对日寇的战场上，却倒在同胞的枪口之下。硝烟过去了六十多年，回过头来看，血色仍旧鲜红。
国军并非不抗日，不过，他们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守土职责确是事实。“九一八事变”的结局、热河的不战而溃、南京保卫战的混乱、花园口决堤灾难、“皖南事变”的发生、山西“十二月事变”的发生、广州的迅速沦陷、第一次入缅的溃败、豫湘桂战役的战略性溃败，这些都有指挥当局或多或少的失误。共产党军队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多失误。这也是后来民心向背的决定因素之一吧！抗战的确无比艰难，但是，不全力利用有限的宝贵条件，这很可惜！有一些能征善战的将领也没有合适的指挥位置留给他们，譬如台儿庄大战之后的李宗仁、基督将军冯玉祥、铁军之魂叶挺，等等。冯玉祥手下的国民军曾有“五虎将”，除了张自忠将军之外，抗战期间也没有听说过多少大战与这几位“虎将”相关。他们当中多任了闲职，或缺少军权，其典型如鹿钟麟将军。 抗战之中，蒋先生功高盖世，但有私心，私心太重，这点后来也毁掉了他在大陆的政权。如果他没有那些私心，他可以成为华盛顿，也可以成为秦皇汉武，可惜！毛主席也有私心，当然更多表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那么……，没有必要说了；如果中国十三亿人都少几分私心，那么，不出十年，全世界人都会以拿到中国绿卡为荣了。中国的新疆，或许正像美国的加州一样，欧美的青年学子挤破了头考汉语TOCFL（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为的是能得到新疆农业大学察布查尔分校农机专业的Offer，哈哈！ 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三） 抗战前后苏联的矛盾行为 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一直这么认为，现在也没有改变看法。但伟大之中，却有太多的不和谐音符，围绕在抗战前后的中国羸弱的身躯边。
说到苏联对我国的敌视与轻视，本来很沮丧。但是，“七七事变”之后，形势急变，苏联对我国提供了大量军火和低息贷款，以及军事顾问，为我国其时的奋力支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后来1941年，苏联在我国最艰难的时刻违反《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日寇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于我国而言，就完全是养虎贻患的卑鄙之举。即便这样，苏德战争爆发后，面对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也是一败千里，几乎亡国。 1938年武汉会战时，苏联红军派员援助，并有一大队志愿航空兵直接参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在财政上也给予中国政府相当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民政府摆脱“绝境”。但是，在新疆，却大力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如果不是盛世才这个变色龙朝三暮四，如果苏联红军继续入境干预，新疆几乎全境变色，或者丢掉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真是危殆至极。总算苏联还有些残余良心。他抢走了我们的唐努乌梁海，扶植了外蒙古的“新”政权，赶走了黑瞎子岛上的东北军，扼住了我们的图们江口，他似乎不好意思再吃下新疆了。阿勒泰区北塔山的中蒙军队冲突，也算是一个信号：中国军队不会轻易让步。没有苏联红军，外蒙古军的那些业余战斗力根本没有任何胜利希望，哪怕是局部胜利的希望。苏德战争爆发后，新疆的军事压力也减小了许多。但在内蒙古，有个历史悬案——达里岗崖（蒙古文：Даригангын）牧场后来是怎么划给蒙古国的？似乎和苏联没有太大关系，倒象是新中国政府的“谦让”，或许是对外蒙古“失去”唐努乌梁海的“补偿”。该片辽阔牧场，清朝时为皇家牧场，民国时期属察哈尔特别区（民国十七年后改设为察哈尔省），后来却成了蒙古国东方省的一部分。 苏联一边帮着我们守土抗日，一边窥视着我们的边疆；一边支持着国民党政府，一边又和陕甘宁边区政权打得火热。到了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外蒙军队出兵东北、内蒙，横扫千里伪政权，击毙八万关东军，确实是国际主义壮举！但不久又拆走东北的机器设备，局部地区军纪不整、胡作非为，真是难以理喻！和我们八路军相比，同样是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差异这么大呢？其实，说到底，是因为苏联当时在我国的利益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利益的多样化导致了行为的复杂与矛盾。 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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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可贵的是，国家的“宣传机器”以更务实的方式来介绍七十年前的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的那场战争。小时候我看过一些关于百灵庙大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嘲笑当时的晋绥军在弄虚作假，并说实质上仅是小规模的战斗。这样的嘲笑方式今天看来和台湾的国军抗战史中弱化共产党军队的手法何其相似。“兄弟睨于墙”，该划上休止符了。马英九主席明天大概就上任了，国民党对台湾政权有多大的把握，还是个未知数。不过，不管怎样，国共携手，是民族的幸事。一个老大的党，并不等同于落暮，对于国共两党，均应如此。
对于这场悲剧，中国军队的第三战区当局难辞其疚。顾祝同老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去世，当时我上中学，记得我家墙上贴的《参考消息》上还发了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不知他有没有回忆录存世，不知他当初如何想法。我很难理解他的行为。将最精锐的国军部队，居然用来对付所谓“不听话”的同胞，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阎锡山老先生其时僻居晋西南，对于八路军，就算有摩擦，也没有到聚歼9000人的规模。大部分时间是井水不犯河水，偶尔还能协同作战，共同打击日寇。顾祝同这样做，明摆着是想做历史的罪人。不可理喻！这样的罪过，不仅是一句“奉命行事”可以敷衍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蒋介石先生对于共产党的成见毫无疑问支配了顾祝同。不过，这样一来，也为抗战胜利之后烽烟再起做了铺垫，毛主席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打落水狗的精神替“皖南事变”的英烈们报了仇。政治斗争何其残酷，相煎何必太急呢？
从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说起，张学良的主动挑衅行为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幼稚可笑，但是苏联红军冲锋陷阵之后，占领了大黑瞎子岛（俄称“大乌苏里斯基岛”），其无视国际公法的流氓行径可见一斑。1935年，又出售中东路控制权给伪满，这是彻底的强盗交易。1936年，无视我国主权，与外蒙古签订《苏蒙互助条约》，引起我国政府强烈抗议。“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苏联红军隔岸观火，不过，他们当时也只能这样，因为没有充分的干预准备。1939年诺门坎战役爆发，苏联红军毙伤近2万小日本关东军，获得大胜，一扫日俄战争留下来的心理阴影。不过，如果起初战术灵活一些，胜利应该是更容易取得的，而不至于付出不必要的人员损失代价。外蒙古军队的自信大概也就从那时开始逐渐在苏联大哥的“无私”援助下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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