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 古 学 通 讯
Mongolian Studies Communication
主编：何日莫奇
出版日期：2001年12月15日
期号：总第16期
出版单位：黑龙江省蒙古学研究会
目 录
综述
立足文化优势 创建旅游品牌 刘玉琴 吕诺
内蒙古正式通过建立满洲里二连经济特区可行性报告
二连浩特口岸对外贸易额大幅上升 石圭平
蒙古羊背子
两万蒙古野驴涌入中国之后 李直
蒙古：显示了中国人的信心 杨涛
蒙俄恢复传统关系（综述） 杨涛
蒙古国——美国在亚洲潜在的战略同盟 张向军
蒙古，不想再当小兄弟 杨涛 万佳
巴嘎班迪缘何能够连任蒙古总统
石永春
文摘
烟草传入女真的路径
马头琴源流
蒙古民俗的变迁
元代的称谓习俗
巴林敖包的起源
蒙古人的北斗七星崇拜及其他
把汉那吉的家庭纠纷
元朝宫廷的高丽贡女
准噶尔部的形成
元代色目人史
马可·波罗游记新探
永乐时期瓦拉三王
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
探马赤与探马赤军
元朝的钩考钱谷
拖雷系袭汗权的必然性
蒙古族钱币文化
元曲中的蒙古语词
蒙古语中的库仑
蒙古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
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
成吉思汗的奖惩制度
蒙古古代生态保护法
清朝对蒙古王公奖惩制度
蒙古的无神论
萨满教的数字符号
蒙古的水军
蒙古信息
蒙古人欢迎的汽车
巴嘎班迪和额奈比希分别会见尉健行
蒙古总统会见唐家璇
蒙军总参谋长会见解放军代表团
蒙古领导人会见叶选平
蒙古发现大型铜矿
蒙古副议长盛赞中国建设成就
蒙古欢迎五核大国联合声明
蒙古将在蒙中边境地区建自由经济区
蒙古国家扶贫计划初见成效
蒙古政府决定恢复开发种植业
蒙古强调要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
蒙古加快私有化步伐
新千年铺千年路
蒙古人民革命党二十三大开幕 中共代表在大会上致辞
蒙古庆祝人民革命胜利八十周年
蒙古国庆“那达慕”圆满结束
蒙通社庆祝建社80周年
蒙古议会强行通过宪法补充修正案
蒙古总统大选初步结果揭晓 现任总统那·巴嘎班迪连任
蒙古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
恩赫巴亚尔再次当选蒙人民革命党主席
蒙古精心绘制发展蓝图 石永春
蒙古燃油严重短缺
蒙古畜牧业面临困难
口蹄疫给蒙古经济蒙上阴影
蒙古取消东部三省及首都口蹄疫戒严禁令
蒙古羊绒价格暴跌
雪灾给蒙古造成巨大损失
蒙古向国际社会求助
蒙古茶馆
蒙公布直升机失事原因
蒙古奥委会主席因飞机失事遇难
执政时窃听别人 在野时被人窃听 蒙古又发生窃听事件
国际奥委会委员玛格旺称北京将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
亚洲自由式摔跤锦标赛将在蒙古举行
亚洲柔道锦标赛开幕
蒙古队首次征战世界杯预选赛
蒙古发现成吉思汗陵墓完好无损 预料藏珍无数
成吉思汗陵墓在蒙古被找到
蒙中关系不断巩固发展
蒙古外交
江泽民电贺巴嘎班迪再次当选蒙古国总统
银川市政府代表团访问蒙古
中国军队代表团出访蒙古国
李瑞环会见蒙古国客人
叶选平会见蒙古国客人
贾庆林会见蒙古客人
石广生会见蒙古国基础设施部长
王克会见蒙古客人
傅全有会见蒙古国国防部长
温家宝会见蒙古国国防部长
迟浩田与蒙古国国防部长会谈
罗干会见蒙古国司法代表团
中共代表王家瑞在蒙人革党二十三大上致辞
中蒙签署文化交流合作执行计划
中国歌舞轰动蒙古
中国“内蒙古电影电视周”在乌兰巴托举行
我国开关出口蒙古
中国公司出资为蒙培养石油专业人才
中国向蒙古提供预防和消灭口蹄疫物资
中国帮蒙古保牲畜 杨涛
中蒙合资锌矿获贷1.7亿元
俄拟与蒙古加强海关合作
越南和蒙古强调发展友好合作
美国把蒙古也当成邻居
蒙古重视中俄两大邻国
蒙俄两国总统举行会谈
蒙韩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书讯
《蒙古族民间故事集成》出版
《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出版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出版
蒙古文成吉思汗八白室系列丛书出版
《杨景贤作品校注》出版
《蒙古文学发展史引论》出版发行
《元代文学史》出版发行
《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丛书第一辑出版
《蒙古文编码》出版发行
《〈蒙古源流〉研究》出版
人物
弘扬民族医学的白衣天使
消息
世界上第一台汉蒙机器翻译系统在内蒙古面世
金山推出全球第一套蒙古文版办公软件
《美国之音》在乌兰巴托开设电台
内蒙古民族大学成立
首例从蒙古引渡回国犯罪嫌疑人本周将受审
冯小宁新片《嘎达梅林》呼伦贝尔草原开拍
上百名国内外专家齐聚青城研讨《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成书七百六十周年
综述
立足文化优势 创建旅游品牌
刘玉琴 吕诺
满洲里位于北方边陲。有碧绿的草原相拥，有烟波浩渺的呼伦湖相依偎，古老文化的遗址如星光闪烁，俄罗斯郁郁葱葱的森林成为延伸的背景。突出口岸特色，放大环境优势，挖掘文化内涵，雄姿勃发的边城人不断将建设国际贸易旅游城的大旗挥舞得猎猎作响。
用口岸优势搭起创建贸易旅游文化城的宽广平台
盛夏的清晨，朝霞为满洲里铁路换装场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轻纱。这里几十列货车首尾相衔，平行而卧，昂首待发。国内铁路的准轨比俄罗斯铁路的宽轨窄了8.5厘米，进出于远东与俄罗斯的火车都要在这里换轮、变轨。此时工人们正在忙活着，车轮与铁轨相撞不时发出隆隆声响，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景象。
满洲里是一个有着独特地理优势的口岸城市。它与俄罗斯接壤，背靠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富饶且亟待开发的自然资源。它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是连接欧亚大陆桥最便捷的交通要道，承担着中俄60％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自被国务院批准为沿边开放城市以来，在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面前，满洲里狠抓口岸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国内外资金，已从宁静的边城变成中外商贾云集、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的多彩世界。现在满洲里已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波兰、匈牙利、日本、蒙古、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结成了广泛的贸易伙伴关系，拥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外经贸企业160多家。每年的口岸过货量近600万吨，今年预计达到700万吨，出入境人数近百万。边城每天有22对列车、8000多辆汽车、4000多人次出境入境。 边贸成了满洲里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让口岸优势带来边贸的红火，带动各业的兴盛，为文化旅游搭建一个广阔而多彩的平台，让贸易旅游联动开发，使旅游文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边城人的共识。于是边城的决策者们在新世纪之初大胆果断、不失时机地为边城描绘了一幅创建国际贸易旅游文化城的宏伟蓝图：充分发挥满洲里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具有俄罗斯情调的环境优势，发挥满洲里口岸的吸纳和辐射功能，挖掘满洲里的文化、历史内涵，把边城建设成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的耀眼明珠。边城人是平静务实的，他们算过这样一笔账，每年近百万的出入境人口中，有70％的人是为旅游而来。把客源变为资源，变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边城的旅游文化将大有文章可做。
红色桥梁在如歌的岁月里延伸成绿色通道
1928年4月的一天，一列由哈尔滨驶来的列车喷吐着白烟，徐徐停靠在满洲里站。不多时车上走下一位珠宝商人。守候在站台上的马车拉着这位商人，迅速沿着草原小路向国境线驶去，一直送至国界那边的苏方86号交通站。这位珠宝商人就是几次摆脱敌人盯梢、途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议的代表周恩来。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满洲里曾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红色国际“桥梁”。邓颖超、李大钊、陈独秀、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刘少奇、许光达等近百位历史风云人物从这里前往远东和苏联，边城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诗一般优美而坚定的足迹。当时边城建有十多个地下交通站，现在仍保留着多处遗址，国门旁的交通站牌、三道街的“晋丰泰杂货铺”牌匾，经岁月磨蚀字迹仍依稀可辨。这是边城人值得珍藏的红色记忆，是一道光华灿灿的历史景观。
如今，春风吹拂、红旗漫卷中，打开中俄旅游大门的边城，早已成了一条敞开的绿色通道：开通了至俄罗斯赤塔、红石、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条旅游线路，俄罗斯的原始森林，美丽的白桦树，风姿绰约的贝加尔湖风光和草原、城市都不再是遥远的油画，而变得伸手可以触摸。满洲里每年60多万人的中外过境旅游人数，近6000万美元的旅游创汇收入，卓然架起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绿色桥梁。
满洲里有20万人口，由鄂温克、鄂伦春、满族、汉族等20多个民族聚居，风景如画的小城除了草原牧场、蓝天白云和呼伦湖旅游景点外，还有扎赉诺尔矿区、草原民族风情区、二子湖区等数处旅游景点。出市区往西北九公里处，是闻名遐迩的名胜－庄严巍峨的国门。登上国门远眺，可以看见国际铁路在国门下蜿蜒伸向远方。离国门几步之遥是原苏联的国门，国门上“CCCP”四个缩写字母被落日余辉镀上了一层桔黄色，引人浮想联翩。
走在市区的街头，一幢幢带有欧式风格的新建筑给人意外的惊喜，尖顶、红脊、白墙，质朴而又明快。具有浓郁俄式建筑风格的近百座木核楞显得极为惹眼。小木房的墙体用整棵原木铺成，通身漆着鲜艳的色彩，房檐、门檐、窗檐上雕刻着精致漂亮的木板花纹，像一首首流动的诗在掩映的绿荫中闪烁。几百米长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布满了餐饮、文化、娱乐、民俗等，生动地传递出浓厚的异国情调。让边城人极为自豪与夸耀的景区是骑跨在中俄国境线上的中俄互市贸易区。这是改革开放成果的缩影。在这里，中俄双方各自占地10万平方米，内设500多个摊位，实行整体性封闭。双方边民可在区内自由贸易，商品展销，服务娱乐，自由兑换货币等。1996年中方一侧试运营以来，已接待中外游客200多万人，每天平均有2000多人进入互贸区观光旅游。
富有开拓精神的边城人，旅游牌越打越娴熟，越打越精彩。继互贸区被审定为全国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之后，市委市政府又登高望远提出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目标，并提出树立大旅游观念的思路。他们设想在继续打磨好现有景点的基础上，将旅游业纳入全国、全区旅游经济的大格局之中，联系周边地区及大连、青岛等热点城市，延展线路，互通信息，客源共享，构成内连环渤海、外接俄罗斯的旅游走廊，让旅游促进地方经济的更快发展。
用中西交融的文化色彩丰满边城的旅游内涵
文化是旅游的底色，以古文化为依托，放大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边城的旅游独有一番情韵。
满洲里地区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
在满洲里以南的达兰鄂罗木河东岸坡地，绵延起伏地散落着300多个拓跋鲜卑人的古墓，气势颇为壮观。这是东汉末年拓跋鲜卑部落在此生活一百余年的遗存。鲜卑人在这里发展壮大，后入主中原，成为第一个定鼎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墓中出土的铜器、陶瓷、千年古尸，人身与马头、牛头同葬的墓穴，让人们恍若穿过千余年的历史隧道，目睹了拓跋鲜卑人驰骋草原的雄姿，以及他们抗争、奋起的壮丽画面。
契丹人、女真人等许多像鹰一样从历史上空掠过的游牧民族，在边城散落下珍贵的遗迹或文物，旧石器时期的“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成吉思汗拴马桩，长满萋萋芳草的金代边壕，辽代古城遗址，都在诉说着往昔的繁荣，漫溢出浓厚的文化气息。
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映和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从深远的游牧文化中走来的满洲里，在俄国通往中国境内的东清铁路贯通时，又掀开了中俄文化交往的新篇章。应和着祖先奋争开拓、纵横捭阖的神姿，融进俄罗斯文化的异国情韵，把边城建设成中俄文化交融的示范窗口，是当代边城人独特的构思与创意。
圆柱、弧顶，具有鲜明俄式风格的满洲里亚文化广场、迎宾文化广场和站前广场，是边城投入重金新建的。当地的许多人都学过俄罗斯广场舞。很遗憾，在边城时，我没遇到过众人齐跳的场面。但在想象中，天气凉爽之际，一定是许多人踏着节奏明快的整齐节拍，做着相同的摆臂或踢腿的动作，在广场上手舞足蹈，激情飞扬。有人告诉我，每逢重大节假日，中俄双方还有演出团、观摩团互访，红旗歌舞团、小白桦舞蹈团、红石、赤塔、乌兰乌德歌舞团都为边城带来过精美的艺术享受。
边城由于长期有俄罗斯人居住，两国人民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上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成为一道人文景观。“肖扬艺术学校”是俄罗斯的汉语教授莉娜在满洲里开办的。来自俄罗斯的学生在这儿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化，尔后带回国内。
将文化因素纳入社会发展的视野，是人类在经济高度发达时代寻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满洲里市委书记荣天厚介绍说，满洲里虽然只有百年历史，但却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继承与借鉴中彰显边城的个性特色，将使边城更加富有生机活力。他说，一个城市的形象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反映。我们将2001年全市工作的主题确定为“城市建设管理年”，加快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精品小区建设，就是欲举全市之力打造一个全新的国际贸易旅游文化城。
满洲里人始终很清醒，他们珍视自身独有的文化财富。市委宣传部部长侯言增说，为了盘活企业、存量资产，让出商业经营黄金地段，带动新区开发建设，目前市里已决定，市委、市政府尽快搬出现在的办公楼，迁往新城区办公，而处于市中心位置的政府办公楼将作为市博物馆和图书馆。在满洲里，最好的位置、最好的楼房应该用于文化设施。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和先进文化作引导的城市，经济发展是注定没有后劲的。
满洲里，好风凭借力，奋飞正当时。
内蒙古正式通过建立满洲里二连经济特区可行性报告
自治区经过认真研究、考察和论证，拟在满洲里和二连口岸建立经济特区。2000年9月4日《关于建立满洲里和二连经济特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政府正式通过，并将上报国家批准。满洲里和二连浩特是连接亚欧两大地区最重要、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处于对内对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辐射的交汇点。满洲里对内背靠我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经济腹地辽阔，向外西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东延海参崴、纳霍德卡等天然良港，延伸和辐射范围广阔，经济地理条件十分优越。二连浩特口岸是中蒙两国唯一的铁路口岸，通过京包、京山线与天津港相连，是日本、东南亚及其它邻国开展对蒙古、俄罗斯及东欧各国转口贸易的理想通道，更是蒙古国走向出海口的唯一通道。二连浩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国际经贸活动，具有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两个口岸在改革开放中均投入大量资金，重点加强了资源、交通、通讯、服务、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也为经济特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研究报告初定满洲里经济特区建在位于满洲里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斯克的交界处，距中俄边境线40米。在模式选择上，满洲里将建设成以封闭管理、全区保税、贸易与加工并举为主要特征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其功能主要包括：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商贸服务；兴办进出口加工业务和开展中转保税、仓储及国际金融结算业务。研究报告认为，二连浩特距中蒙边境只有4.5公里，初步决定在二连浩特行政区内建立综合性经济特区。其功能主要是重点发展区内出口产品加工业，进口产品加工增值工业；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贸易；开展保税仓储以及商品展示业务；发展适合于中蒙市场的生物工程、绿色食品加工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
有关人士还介绍说，两个经济特区在发展阶段上都将实行滚动开发，逐步扩展规模，增加和完善功能的做法。资金来源主要是争取国家西部大开发项目上的支持。其次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知名企业开发建设；吸引外资，扩大外商及外资的准入领域及投资比例。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对于缩小自治区与全国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巩固边疆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摘自《内蒙古日报》）
二连浩特口岸对外贸易额大幅上升
石圭平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表明，2000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对外经济贸易十分活跃，贸易额和出入境人员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今年１１月底过货量达２００多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４０％以上，出入境人数达５２万多人次，比去年同期高出９个百分点。进口货物主要是铜矿粉、板材、原油、钢铁等，有些货物是俄罗斯通过蒙古国进入我国的，而蒙古国对我国的纺织品、日用品、食品等轻工用品的需求量也大量增加。二连浩特市为了给边境口岸贸易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投入４３０万元改善了铁路运输条件，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提高了公路运输能力，同时还改善了市内的经商、住宿、饮食服务等条件。
蒙古羊背子
羊背子，蒙古语称[乌查宴]或[秀斯]。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蒙古族牧民婚娶、节日招待亲友时的传统佳肴。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定天下，大宴功臣，设全羊名为乌查之宴」已有悠久的历史。
乌查之宴是蒙古族牧民最讲究、最美味的盛宴，其盛况常常是通宵达旦，热闹非常。这种宴会，主要是喝酒、唱歌、跳舞、畅谈友谊。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十分盛行。如果能在草原上被请吃乌查宴，便是享受了最高的礼仪。乌查宴是把全羊卸为七大件（除去胸叉），由羊脊上第七肋骨至尾部割为一段，四肢、头颈、胛各为一件，然后放入白开水中，加盐，煮熟而食。乌查之宴的礼节很隆重。首先诸位客人要按照蒙古民族的礼俗，从贵宾、长辈开始依次入席。这时，主人用「扎玛拉」（一种特制的四方形木制方盘）端来一只煮熟切成七大块，并按一定规矩摆好的全羊，放在众客当中的红漆方桌上。全羊四条腿盘着，卧在盘里，羊头放在肉上朝着客人。此刻，主人举起银碗，向各位客人敬献洁白的鲜奶，表示以草原上最圣洁、吉祥的食品，欢迎客人。客人们依次接过鲜奶，用右手无名指醮少许奶子，庄重地向天弹一次，向地弹一次，最后自己尝一点，以示对天、地、神灵及主人的尊崇。紧接着主人以明朗、清晰的声调吟唱传统的敬献全羊祝词：尊敬的客人在上/请允许我把肥嫩的整羊奉献/它那宽阔的脊背/就像广袤的宇宙/它那肥大的四肢/就像四大部洲/它那高昂的头颅/就像森布尔山（须弥山）全羊/它那挺拔的长骨/就像山上的檀香树/把那首席的全羊/摆放在亲朋贵客正中/把那醇香的美酒/斟满闪光的杯中/有禄有福的客人们/请将把它享用。
祝词完毕，主宾将木盆调转，使羊头面向主人，主人从身上抽出精致的蒙古刀，在全羊四周割少许，放在小杯中，向天泼散，意为将圣洁的食品先敬上苍和大地。然后把羊肉极熟练地卸成不大不小的五十多块，摆放好再将羊头放上去，调转木盘，把刀柄递到客人手里。主宾将羊头取下去，把全羊荐骨部两则各切下三条名权下三条肉，左右交换放下，然后让大家用餐。丰盛的全羊，浓郁的气氛，使客人置身于蒙古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之中。
两万蒙古野驴涌入中国之后
李 直
从去年以来，先后有两万头蒙古野驴（也有人称之为亚洲野驴）从蒙古国浩瀚的沙漠一泻而下，越过中国边境线。它们倔强地撞开了一道道铁丝网，坚硬的蹄子扬起大漠的沙尘，奔驰在中国内蒙古高原。
这是一次特殊的动物大迁移，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在亚洲地区几十年的时间里极为罕见。
野驴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去年，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在对全世界的蒙古野驴进行分析后，公布其数量仅为2000多头，因而野驴早已被列为濒临灭绝动物。如今，近两万头蒙古野驴“横空出世”，不能不引起世界的关注。
野驴，对生活在内蒙古乌拉特草原的年轻牧民来说，已是极为陌生。而对于老牧民来说，野驴也只是一份久远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乌拉特草原上曾生活着一些蒙古野驴，它们体格健壮，成年重300公斤左右，生性蛮悍，不易驯养，喜欢群居。据当地老牧民回忆，放牧时常常和一些野驴遇到一起，它们跑起来十分快，好马也很难追上。野驴给人的最大印象是，它们行进的时候总是排成一队，在“头领”的引导下呈“一”字形，而且每当它们发现人的时候，总会跑开，而在跑开的时候，又总是不断地回头看着人。
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的捕猎，随着草原的开垦以及草原沙漠化现象的日趋严重，同时随着草原干旱状况的不断加剧，和黄羊、野狼等动物一样，其数量在不断减少。到了80年代，这里的野驴已所剩无几了。老牧民说：“这些年，几乎看不到这种玩艺了。”
同样，野驴在中国乌拉特草原的状况，也是它们在整个世界状况的缩影。世界上的野驴主要分布在蒙古、中国、伊朗、澳大利亚等国家。有数据表明，近几十年来，世界上的野驴数量在急剧减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濒临灭绝的动物。
据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林业局统计，到2000年9月末，进入我国境内的蒙古野驴约有两万头。这个数目大大地超过了世界动物保护组织所公布的数字。因此，这次蒙古野驴的大迁移无疑是关于野生动物的一个世界性大发现。
很快，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下发了关于加强保护蒙古野驴的紧急通知：“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盟直属有关部门：蒙古野驴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8月以来，大批蒙古野驴进入我盟乌中、乌后旗，经调查其数量有两万头。为了切实依法保护好这一珍稀动物，为进入我盟境内的蒙古野驴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各级部门要细致地做好有关工作，全民动员，保护蒙古野驴……”
为了防止偷猎野驴行为的发生，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调集了森林公安机关的民警30多人，专门在野驴的活动区域进行流动性巡护，防止有人捕杀、盗运、贩卖野驴及其皮、毛、肉、骨、血及其制成品。
与此同时，几乎在一夜之间，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的几个交通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有关人员日夜坚守岗位，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野驴在狂奔的过程中，蛮悍地冲撞开一处处草原上的铁丝网，在这个过程中，有的野驴受了重伤后死亡。对于这种情况，林业部门则一一做剥皮处理，并将皮张进行保存登记，建立相关档案。
一时间，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向草原的牧民们进行关于保护蒙古野驴的宣传、教育。它们纷纷开辟专栏，介绍野驴的特征和生活习性。
到2000年11月，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已从财政划出2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于对蒙古野驴的保护工作。
为了保证野驴的饮水，当地政府组织人力，在野驴出没的低洼地带挖出一个又一个蓄水池。据统计，他们先后挖出水池40多个，这使野驴的生存有了更好的保障。内蒙古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同志也赶到乌拉特草原进行考察。
当地林业、畜牧、卫生防疫部门全面地调查野驴的分布范围、活动特点、生活习性、对草场破坏程度和对草原畜牧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以及检疫情况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为保护野驴提供科学的依据。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发现，蒙古野驴主要分布在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巴音宝日嘎查以西至乌拉特后旗明星苏木巴音呼热嘎查以东一带，东西活动范围为200公里，南北活动范围为150公里，已形成了近百个较稳定的群体，每个群体小则五十头，大则几百头，有时甚至形成上千头的庞大群体。它们喜欢活动在丘陵平缓的高原地带，聚集在有水源、草情较好的地带。
野驴的涌入，给当地的牧民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明星苏木牧民巴特尔说：“野驴占据了较好的草场，我们放牧也就受到了限制，我们只好到草情差一些或更远的地方放牧。还有，野驴的蹄子很有劲儿，对草场也有一定的破坏。”
当地政府规定，严禁牧民在放牧的过程中恐吓、驱赶野驴，以保证野驴的安定生活。他们在各个草场都立上警示牌，提醒牧民注意。对于野驴破坏较严重的个人牧场，政府则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今年1月，乌拉特草原降下了一场几年不遇的大雪。当地有关部门迅速调集了贮备草料80万公斤，用于野驴食用。这使它们顺利地渡过了雪灾。 蒙古野驴涌入中国草原，引起了国家林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动物学家周嘉镝及博士李春旺受国家林业总局和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委托，几次到乌拉特草原进行考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罗菊春夫妇也前往进行科学考察。他们认为，蒙古野驴涌入我国草原的原因主要是：一、该地区是蒙古野驴的原始分布区，蒙古野驴的涌入是一种自然回归，几十年前，野驴常常往来于中蒙国境线。二、近年来蒙古国方面环境条件适合，蒙古野驴数量增长很快，超过其环境的容纳量。三、去年蒙古国降雨量减少，水资源缺乏，而我国内蒙古地区的乌拉特草原降雨较多。
目前，两万头蒙古野驴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乌拉特草原。巴彦淖尔盟林业局副局长郝耀光说：“今年春天，草原比较干旱，但由于不断为野驴挖掘饮水地，使它的饮水一直有着较好的保障。由于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努力工作，野驴不仅顺利地渡过雪灾，而且春旱也没有出现问题。现在要做的工作是：第一、在乌拉特草原建立一个400平方公里的蒙古野驴自然保护区，详细地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二、与蒙古国合作，建立跨国保护区。三、争取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支持。有关工作正在努力进行之中……”《法制日报》2001年6月22日
蒙古：显示了中国人的信心
杨 涛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蒙古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赞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惊叹近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各党派负责人也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委员会成员、蒙古国政府办公厅主任恩赫图布辛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强大的道路。蒙古民主党主席道日利格扎布表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同世界各国政党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增进相互友谊的法宝。
蒙古执政党机关报《真理报》在7月3日的消息中，摘要刊登了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消息指出，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经济效益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加强党的建设，重视人才，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世纪里有信心、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建设富裕、民主、强大的中国的表现。
《蒙古消息报》7月3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真实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文章认为，江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同腐败作斗争符合12亿中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领导机关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净化党员队伍方面有着坚定的信心。（2001年7月6日《环球时报》）
蒙俄恢复传统关系（综述）
杨
涛
2000年11月13日至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蒙古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俄罗斯国家元首首次访蒙。访问期间，普京同蒙古总统巴嘎班迪举行了会谈，确定了21世纪全面发展两国关系与合作的原则方针，并签署了《乌兰巴托宣言》。此间分析家认为，普京此次访问，表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已开始致力于恢复俄蒙两国的传统关系，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1974年，原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访问蒙古，但此后的26年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从未举行过任何会晤，昔日传统的友好关系陷入停滞状态。面对两国关系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俄罗斯不愿失去昔日的盟友，为加强俄罗斯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俄政府决心恢复俄蒙传统关系，并认为蒙古是俄在亚洲的重要伙伴之一，是担负维护地区稳定的同盟国。近年来，蒙俄关系发展迅速。去年，两国总统举行了工作会晤，外长实现了互访。今年，蒙古总统巴嘎班迪在会见来访的俄安全委员会秘书伊万诺夫时表示，发展对俄关系是蒙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蒙古在对俄的外交政策上始终如一，两国间没有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普京访蒙前夕，两国政府举办了各种活动。10月1日，由莫斯科市副市长率领14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并在乌兰巴托市举办了“莫斯科日”活动。当地新闻媒体以《勾起回忆，拉近距离》为标题，对俄代表团的来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这是两国恢复关系迈出的坚实一步。除此之外，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克瓦什宁，俄司法部第一副部长捷明以及俄副总理兼农业部长阿·戈尔杰耶夫也先后访问了蒙古。双方签署了《2001年俄罗斯蒙古武装力量合作计划》、《蒙俄国防部军事领域合作备忘录》以及《蒙古与俄罗斯政府间合作委员会议定书》等文件。债务问题是影响蒙俄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之一。目前，蒙拖欠俄债务为113亿新卢布。俄方认为，当前虽然不将债务问题放在两国关系中的第一位，但债务不能免除，双方可通过寻找彼此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普京访蒙表明双方决心把俄蒙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阶段。但双方在债务等问题上的分歧，将成为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之一。
蒙古国——美国在亚洲潜在的战略同盟
张向军
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蒙古这个在冷战时长期受前苏联控制的国家渐渐摆脱了前苏联对其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进行着悄悄的变革。苏联解体后，共产党在蒙古的统治也随之结束，蒙古的经济又挣扎了10年。目前处境很艰难，经济摇摇欲坠，社会福利系统崩溃。政府实施的私有化措施只使一小部分人受益而富裕起米。干旱使蒙古人赖以谋生的畜牧业遭受极大的破坏，绝大部分人生活仍然非常穷困。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很低，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蒙古大约有5％的人口失去工作。但这个数字仍然不确切，因为失去工作的人纷纷投奔农村的亲戚，在估算时被当作牧民统计。另一个更能说明蒙古国内糟糕经济状况的是其国内40％的贫困率。联合国1999年的调查表明，蒙占国人口的半数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在国内这种困难的经济环境下，蒙古长期受前苏联影响而被埋设的民族主义渐渐高涨起来。民族文化开始复苏，佛教重新开始盛行，民族服装成为时尚，成吉思汗也再次成为民族英雄。蒙古的民族主义目前突出表现在反俄情绪上，究其原因应归咎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对蒙古的影响使蒙古陷入今日的困境。蒙古国政府对这种民族主义持赞同态度，开始研究把首都从乌兰巴托迁到哈尔和林—一个由成吉思汗建起的能够引发民族自豪感并有潜力成为经济中心的古代都城。政府通过迁都这一行动同人民日趋高涨的民族主义相融合，在政治上取得极大利益。在当前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通过民族主义这一纽带维持国内的稳定。而迁都对于蒙古这样一个只有240万人口的贫穷国家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哈尔和林只有15000人口，许多古代的城镇都遭到破坏，只留下一些苏联时代的建筑。为了使哈尔和林发展起来，需用20年时间。蒙古国需要投入大笔资金修建道路、机场、通信等基础设施。这对于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0O美元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大规模的公共设施的建设有助于蒙古国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政府来说，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资金的短缺。如果华盛顿抓住这个机会，可以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楔入一个极有价值的战略同盟。美国已开始对蒙古的状况感兴趣。毫无疑问，此举由于蒙古同中国与俄罗斯都共有绵长的边境线，美国正采取谨慎的、不为人所注意的方式慢慢填补这个战略空间。美国2001财年国防预算包括了一个新增部分：为蒙古边境巡逻部队提供200万美元的通信设备援助。这占到了美国为整个亚洲提供军事援助资金的一半。看起来两百万美元是个小数目，但对于1万人的蒙古军队来说则是值得关注的。此外，由于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将给乌兰巴托贷款320O万美元。美国似乎拥有一切但放弃了中亚的国家。而蒙古的战略地理位置恰恰能够填补这个空白。与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都共有长长的边境线，国内变革对资金的需求，与邻国不好的关系，蒙古这个内陆国使美国扩展在亚洲的战略空间得到一个理想的场所，同时也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另一个战略同盟。（摘自《军事文摘》）
放弃“一边倒”政策 展开“多支点”外交
蒙 古 ， 不 想 再 当 小 兄
弟
杨涛 万佳
拥有近1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草原之国蒙古，在地缘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北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西三面与中国为邻，中蒙边界线长达4670公里，是与中国有着最长边界线的近邻。从“一边倒”到“多支点”从本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初苏联解体，蒙古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一直扮演莫斯科“小兄弟”的角色。曾几何时，蒙古既是克里姆林宫的后院，也是其前哨。大批苏联军队常驻蒙古，总兵力超过15万之众。想当年，蒙古的兵权完全由苏军掌握，蒙军则扮演苏军“驻蒙集团军”中一个兵团的角色。莫斯科人在苏联解体前夕还在戏言，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摆脱了外来控制的蒙古开始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外交政策，确立“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对外方针，将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同时也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同印度、韩国等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蒙古人用草原民族特有的风格说，这叫“多支点”外交，就好比一口锅，支撑点越多越稳固。90年代后，蒙古加快了西化的步伐，美、日、德、英等西方国家开始向蒙古渗透，蒙古传统的宗教受到冲击。现在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增多，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说俄语已不再时髦，说英语、日语、德语成为新时尚。女人们则青睐法国香水、意大利皮鞋、土耳其披风。近年来，蒙古同中国的关系发展顺利。双方高层互访不断，政经合作关系日益紧密。随着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两国边界开放口岸已超过10个。去年7月，江泽民主席正式访问蒙古，将两国关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蒙俄是拥有3800多公里边界线的近邻，经贸关系紧密。在蒙古经济体系中，苏联援建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60％以上，蒙古对俄贸易虽然在90年代降低了80％，但却仍在其贸易总额中占40％以上。蒙古至今仍拖欠着俄罗斯110亿转账卢布的巨额债务（约合160亿美元），此外，蒙古在能源需求方面，则要完全依赖莫斯科。普京激活俄蒙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11月14日晚抵达乌兰巴托，对蒙古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俄罗斯国家元首首次访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在1974年访问蒙古，在此后的26年间，莫斯科最高领导人再未到过乌兰巴托。1992年，苏军完全撤离蒙古。此后，莫斯科内忧外患缠身，冷落了昔日的盟友，致使俄蒙关系在整个90年代陷入停滞状态。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内政外交发生明显转变。为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俄政府决心恢复俄蒙之间的传统关系。莫斯科认为，蒙古是俄在亚洲的重要伙伴之一，可以再次成为其保障地区安全的盟友。蒙古真心实意欢迎普京访蒙。蒙古总统巴嘎班迪说：俄总统来访意义重大，“一定会对我们两国面向21世纪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产生新的推动作用。”普京访蒙时，两国元首都回忆起过去俄蒙亲密无间的友谊。普京说，他来之前，特意从圣彼得堡调来了巴嘎班迪总统青年时期在那里求学的档案材料，并当众宣读了校方当年对巴嘎班迪的个人鉴定：巴嘎班迪敏捷好学，谈吐幽默，学习优异。蒙古总统说，他从未想到，在俄罗斯他当年求学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他本人1972年的档案材料。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是莫斯科恢复俄蒙关系的当务之急。前不久，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俄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相继访问蒙古，与蒙方签署了一系列安全、国防及司法领域的合作协议。俄军承诺，将为蒙军培养军事人才，并将向蒙军提供、更新和改进武器装备。俄蒙两国总统签署的《乌兰巴托宣言》中再次确认，两国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联盟，不同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于对方独立主权利益的条约和协定，等等。美国大举渗透。苏联解体后，在建立单极世界战略目标的驱使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加紧向前苏联控制地区进行渗透，意在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自蒙古摆脱苏联控制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对蒙古的战略地位兴趣大增，在美国人看来，一旦控制了蒙古，就等于在中俄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8年访蒙时说，蒙古与美国虽然相隔遥远，但都情系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并实行开放式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又是邻居”。在经济上，美国既给予蒙长期最惠国待遇，又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在军事上，美帮助蒙古改进现有军事装备，协助其培训军官，并每年都搞蒙美联合民防演习。乌兰巴托郊外，人们可以看到从冲绳基地飞来的美军伞兵从天而降的情景。在北约东扩战车的轰鸣声中，莫斯科需要增强与蒙古的合作关系，以防止其为北约军事集团所利用。工资低、市场不景气 蒙古实施政经改革已超过10年，步子迈得较大。然而，由于社会转型和私有化速度过快，贫富差距拉大、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多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目前蒙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375美元，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首都乌兰巴托，普通工人月工资约合人民币300—400元，公务员的月工资在500—600元人民币。蒙古按照西方经济学权威开的药方，实行加快私有化、完全放开物价为中心内容的激进改革方针，结果造成生产停顿，大小银行相继破产，电力、供暖、煤炭部门的债务增加，物价飞涨，经济滑坡。蒙古除了肉类及皮毛能自给外，所有的日用品几乎都靠进口。今年夏季发生的特大旱灾，使蒙古农业和畜牧业损失惨重。如今又遇上雪灾，在科布多等西部省份，雪厚已达30—40厘米，牲畜根本无法吃到草，每天都有大量的牲畜冻死、饿死。蒙古已紧急调拨青草和饲料运往灾区，但这远不能解决问题。由于大雪封山，牧区的肉运不出来，市场上肉价开始上涨。天灾和其他因素导致农业年年歉收，1999年粮食产量仅17万吨。近两年，受国际市场不景气等因素影响，铜、黄金、羊绒等主要创汇产品价格受到冲击，从而使国民经济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老百姓渴望好日子。首都乌兰巴托的街景明显地显示出今日蒙古的贫富差距。新富们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别墅，天天泡酒吧，喝的是洋酒，坐的是高级车，把子女送往美国或欧洲受教育。工资微薄的中学教师则会告诉你，别看乌兰巴托大街上跑着宝马、奔驰、丰田等外国名车，那都是蒙古新贵坐的，穷人却在为三餐犯愁。现在蒙古人口的26％生活在贫困线下，原来政府鼓励百姓多生孩子，现在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人们不愿多要子女了，自己生活都困难，怎么能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呢？乌兰巴托的城市建设，主要是五六十年代由苏联帮助建设的，众多街区的民宅相当破旧，有些楼房的颜色已经脱落了，一些学校和医院因缺少经费只好关门。马路上跑的公共汽车同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一模一样。只有一小部分公共汽车是日本和韩国援助的，但车型、结构一看就很落伍。目前，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进乌兰巴托，烧饭、取暖用的是煤炭和木头，再加上汽车尾气大量排放，让蒙古人自豪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也受到了污染。特别是傍晚，浓浓的烟雾让你喘不过气来。74岁的老汉巴图尔说，他怀念过去的平淡日子，那时尽管没有如今满大街五光十色的商店，但医疗、求学、就业和退休金都有保障。记者新结识的蒙古同行艾尔沁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只要增强竞争意识，把握发展机会，就能过上好日子。《环球时报》 (2000年12月08日第三版)
巴嘎班迪缘何能够连任蒙古总统
石 永
春
根据蒙古总统选举结果，在2001年５月２０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名的现任总统巴嘎班迪获得了５７．９５％的选票，连任蒙古总统。巴嘎班迪之所以能够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蒙古多数选民对民主党失去信心而看好蒙古人民革命党。多数蒙古选民，特别是中老年选民对民主党失去信心，其原因是在过去“民主联盟”执政的４年内，执政两党相互争权夺利，导致政府多次更迭，议会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不仅给国家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影响了经济发展，造成贫困人口增加。有鉴于此，在去年的议会大选中，选民几乎是“一边倒”地选择了人革党。人革党重新执政半年多来，蒙古政局稳定，议会、政府运转正常。尽管蒙在去冬今春遇到了大雪灾、口蹄疫等灾害，财政方面也出现严重困难，但目前已初步渡过难关，经济正得到恢复和发展。其次，蒙古选民对巴嘎班迪过去４年任期内的政绩比较满意。今年５１岁的巴嘎班迪曾任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１９９７年当选为蒙古总统后，他在政治上坚持依法行使总统权力，以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重，坚持原则不妥协；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他先后提出 “发展民族工业”、“恢复农业”、“优先发展旅游业” 及“实施区域化发展”等一系列建议，但大都未得到“民主联盟”政府的重视，而这些建议现已成为人革党政府施政纲领的主要方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重视发展同中、俄两大邻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确定了２１世纪蒙古同两个邻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三，人革党内部加强团结，总统竞选纲领得民心。人革党在去年的议会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得７６个席位中的７２席，并顺利组成新政府。在这次总统竞选中，人革党不分派系，一致对外，在党的代表会议上以百分之百地赞成票提名巴嘎班迪竞选新一届总统。在此有利形势下，巴嘎班迪在全国顺利展开了竞选运动。他提出的竞选口号是：“国事靠人民，民生靠国家”。他的竞选纲领在对内方面主张保障国家政策的统一性，坚定支持国家大呼拉尔和政府稳定开展工作，实行结构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他强调在参与２１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努力创造保护自己的条件，根据新世纪初国家的活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国家安全构想进行修正；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保持蒙古开放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巴嘎班迪的竞选纲领比较切合蒙古国情，因而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赞同。另外，巴嘎班迪的竞选活动得到蒙古其他政党和组织的广泛支持。宣布支持巴嘎班迪的政党和组织主要有民主新社会主义党、传统统一党、团结党、新社会民主党、蒙古各族统一社会主义党以及蒙古老年人联合会、蒙古民主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
文摘
烟草传入女真的路径
李漪云在2001年第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烟草经由蒙古传入女真考》认为，学术界一般认为，烟草是明末经由朝鲜传入女真地区的。李漪云通过史料和内蒙古美岱召壁画说明烟草在14世纪末已经传入中国，并且塞北吸烟风气已渐。烟草传入中国要早于朝鲜，明末女真社会中的大量烟草，并非来自朝鲜，烟草被大量赏赐于蒙古首领，烟草是由商人从江苏、福建贩至漠南，又经漠南传入满洲。当然，朝鲜产烟草，并在明末通过走私和少量合法携入曾流通到辽东及女真族中，也是不争的事实。
马头琴源流
《马头琴源流考》是柯沁夫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上的论文，文章针对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马头琴源流时有很多种说法的现状，在深入研究马头琴形制和功能的基础上，得出马头琴的世系是：火不思—马尾马头琴（火不思式潮兀尔、弓弦苏古笃）—胡琴（忽雷式潮兀尔、叶克勒）—马头琴。文章从马头琴的近亲胡琴说起，唐代胡琴的涵义是泛指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域弹拨乐器，主要是指传入中原的忽雷、琵琶等梨形音箱的弹拨乐器，有时也专指忽雷或琵琶。到了宋代，胡琴的名称保留了下来，但不再指忽雷或琵琶了，因为忽雷和琵琶已经成了固定的名称了。北宋末年，西北草原上出现了“马尾马头琴”，使宋代的胡琴的涵义由弹拨开始向弓弦转移。深入研究马尾马头琴，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尾马头琴就是由弹拨演化为弓弦的火不思。火不思，蒙古族、纳西族弹拨鸣弦乐器。《元史·礼乐志》记载：“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火不思是元蒙时期的称谓。忽雷，古代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其形似火不思，梨形音箱，蒙蟒皮，长杆，无品，头雕龙首为饰，大忽雷长2.85尺，设二弦轴，左右各一；小忽雷1.47尺，亦二弦轴，同设一侧，音色“清越而哀”。所以，二者都有由弹拨乐器演变为弓弦乐器的条件。那么，马尾马头琴究竟是什么？当时的马尾马头琴是四弦的火不思的可能性更大。元代，蒙古族继承了马尾胡琴，并称其为潮兀尔，是四轸一侧的火不思式潮兀尔。元代，胡琴的指向有了明确的概念。《元史·礼乐志》记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其实，此时的胡琴是二弦的忽雷式潮兀尔。因蒙古族是特别喜爱马的民族，大约在清末民国初年期间，潮兀尔的琴首，逐渐统一为马头形状，因此，潮兀尔进一步演化并统一为马头琴。因此说，唐代火不思应是现代马头琴的远祖；而作为弓弦乐器家族，宋代马尾马头琴（即弓弦火不思）才是马头琴的始祖。
蒙古民俗的变迁
蒙古族民俗是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化的一项民事活动，明月教授在2001年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论蒙古族民俗及其在当代的变迁》，指出，蒙古族民俗有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蕴涵着深刻的精神因素，存在着不同作用的成分。经济发展对蒙古族习俗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冲击，使其处于不可避免的变迁之中。蒙古族民俗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结合，促进了蒙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特别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蒙古族传统民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民俗的变迁明显加速，使当代蒙古族民俗的变迁呈现出灿烂动人的状况。
元代的称谓习俗
称谓习俗是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称谓是说话人称呼他人或自己使用时的名称，可以分为一般称谓、亲属成为和人名称谓等，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高华研究员在《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上发表题为《论元代的称谓习俗》，对元代的称谓习俗作了深入的探讨。汉族的一般称谓，元代，男性之间的称谓，对同辈的男子常常称为哥哥、官人、舍等，同时对自己称为小人；年长的平民男性称为老汉、老子、后生。对比自己地位较低的男性，则称为汉子、小厮。对读书人一般称为秀才，读书人自称小生，对有文化的人均称为先生。年长的妇女称为婆婆，年轻的女性称为小娘子、大姐，富裕人家的未婚女子称小姐，女奴成为丫头。汉族亲属称谓，可分为父系称谓（祖父、父、伯、叔、子、兄弟、孙、堂兄弟等）、母系称谓（祖母、母、姨母、女、姐妹、堂姐妹、孙女等）、姻系称谓（岳父、岳母、舅父母、表兄弟姐妹等）。汉族人名称谓分为大名、小名，大名又分为学名和官名，元代汉人中颇为流行取蒙古名。元代蒙古族的亲属称谓有父、祖父、伯伯、叔叔、哥哥、弟弟、丈人、舅舅、女婿、母、姐姐、妹妹等。蒙古族没有姓只有氏族名和名字，蒙古人命名的方式有：颜色、数目、珍宝、形相、吉祥、物类、部族、以及畏吾语、“俗语”，俗语实际就是汉族民间流行的语言。元代的其他民族如契丹、女真、唐兀、畏兀等，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称谓习俗。
巴林敖包的起源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额尔敦高娃老师在《内蒙古师大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论巴林敖包祭祀的起源与发展》，论述了蒙古族敖包祭祀的起源，重点分析了巴林的敖包祭祀的起源、种类、祭祀的过程和发展。蒙古族敖包祭祀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有1）在远古崇拜天神，向大山祈祷时期，选择大山、大河、大湖为集会和祭祀的地点，敖包祭祀就产生了。2）敖包祭祀的起源是在万物有灵时期向众神祈求保佑的一种方式。3）敖包祭祀实际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它的起源是远古时期的蒙古人堆积土石，区分地界、指示路标、或什么标识。4）敖包祭祀是蒙古人祭祀天和祭祀成吉思汗的一种衍变和发展。）5）敖包祭祀是萨满教的一种重要仪式，是远古自然崇拜的产物。6）敖包祭祀是从蒙古古代时期就崇拜山（宝尔罕哈勒敦山、杭盖山等）有关。额尔敦高娃老师认为，蒙古人的敖包祭祀是在万物有灵时期人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崇拜自然的神秘的力量的时期产生的，也是萨满教的一种仪式，在以后的蒙古历史多次被运用和发展下才形成的。巴林地区有一个敖包祭祀的起源传说：蒙古人在贝加尔湖地区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叫哈达格巴特尔的牧民有一天在贝加尔湖岸的苇丛中狩猎，天边飞来了七只白天鹅，就要射击时，天鹅变成了七个姑娘，进入湖中游泳，哈达格巴特尔悄悄爬过去把其中一个姑娘的衣服藏了起来，游完泳后有衣服的五个姑娘，剩下的一个姑娘穿上哈达格送来的人世间的衣服，与哈达格结为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时，妻子请求归还天衣，哈达格没有同意，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也没有同意，当生育第十二个孩子时，哈达格念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上把天衣拿给妻子，妻子穿上天衣后变成了天鹅，飞出蒙古包的天窗，当父子13人跑出蒙古包时，妻子绕着蒙古包飞行了三周后飞向了远方，哈达格用把奶扬起，祝愿妻子平安，这就是奶祭的由来。哈达格独自养育十二个孩子，有一天来到有石头的山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堆起了一个石碓，中间是哈达格的，两边分别有六个是十二个子女的，共十三个石碓，哈达格告诉孩子，石碓越高就越接近天，离母亲的距离就越近。这十二个孩子生活在人世间，就是祭祀敖包人的远祖。蒙古人的敖包祭祀的形式也不同，但是都有准备、祭祀、娱乐三个步骤。
蒙古人的北斗七星崇拜及其他
中央民族大学的格·那木吉拉教授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蒙古族北斗七星崇拜及其文学作品研究》深入研究了蒙古族的北斗七星崇拜现象。蒙古人很早就崇拜北斗七星，特别是在元朝由毕拉尼西里把印度的《北斗七星经》由汉文翻译成蒙古文后，北斗七星的崇拜更加深入，北元和清朝时期，北斗七星的崇拜从性质到形式都有了游牧文化的气息，更有了蒙古文化的特征，蒙古人每月一次，每年12次祭祀北斗七星，具体时间是：农历一月初八、二月初四、三月初二（有的是初五）、四月初四、五月初五、六月二十三、七月二十（有的是三十）、八月十七（有的是十二）、九月二十、十月十一、十一月十五、十二月初八（有的是二十），祭祀时，在蒙古包前用白沙按北斗七星的分布堆起七个沙堆，沙堆旁边放置七盏佛灯，将供品装入盘中放到沙堆前，并绕沙堆三三九转。
把汉那吉的家庭纠纷
1570年（明隆庆四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因家庭纠纷愤而降明，这个事件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明蒙“隆庆和议”和“俺答封贡”的转折点。薄音湖在2001年第3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以《把汉那吉的家庭纠纷》为题，深入研究了这一事件的始末。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第三子铁背台吉的独生子，自幼失去父母，长大后娶了妻子，但不中意，又自聘了另一个女子。这时，俺答见到袄儿都司已聘之女十分年轻漂亮，便夺为己妾，引起袄儿都司的不满，为平息其不满之情，俺答将把汉那吉所聘之女作为补偿给了袄儿都司。引起袄儿都司的不满，愤而降明。文章对把汉那吉的妻子是谁，把汉那吉自己聘的女子又是谁，俺答从袄儿都司处夺来的女子又是谁，都给予了回答，同时指出，在把汉那吉事件中涉及到的女子，与明人津津乐道的俺答汗的三娘子无关。
元朝宫廷的高丽贡女
元朝皇室的联姻制度历来被史学界所重视，传统的看法认为，由于蒙古族民族传统的影响，黄金家族一直保持着与固定部族的联姻关系。喜蕾在2001年第3期的《内蒙古大学学报》上撰文《元朝宫廷中的高丽贡女》指出，在元朝与高丽王国的交往历史上，高丽王国向元朝献纳本国女子是两国间存在达百年之久的固定制度。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先后有大批高丽女子被进献到元朝。其中，许多人进入皇宫，成为元帝后宫中的宫女、嫔娥乃至后妃，使元朝后宫中的女性人口构成出现了高丽女子人多势重的独特局面。在这个特殊的高丽贡女集团中，无论是身份低微的高丽贡女，还是地位尊贵的高丽后妃，由于有共同的族系背景和同一的生活环境，加上人数众多，历时长久，因而对元朝与高丽王国的国家关系、两国政坛以及元朝的宫廷生活乃至宫廷文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准噶尔部的形成
邢洁晨副教授在《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准噶尔部形成考辨》的文章。卫拉特人我国古代蒙古族的一个分支，准噶尔部是卫拉特蒙古人的组成部分，曾长时间居于核心地位，对准噶尔部名称的含义及形成作了详尽的考证。文章认为，准噶尔部即左部，它源于15世纪60年代末额鲁特汗国的左部，16世纪初，伴随着汗国的变迁，由行政建制区蜕变为部落，准噶尔名称也作为部落名称沿用下来。噶尔丹称汗建国，准噶尔遂成为汗国名称之一。准噶尔汗国灭亡，其名称逐渐演变成部落和地名。关于准噶尔部名称的涵义，古今中外学者作了许多诠释，其中有：准噶尔部就是左翼之说。认为准噶尔是蒙古语，有左侧、左翼、左方等含义。一种意见认为，四卫拉特人曾位于左翼，均称准噶尔，该名后被其中的绰罗斯人独占，另一种意见认为，四卫拉特人曾分为两翼，绰罗斯人属于其中的左翼，因而得名准噶尔部。但是，仔细考察四卫拉特人，蒙元时期一直处于右翼。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卫拉特内部的左右翼之分频频发生，但是，绰罗斯人是哪一次得名准噶尔的呢？为什么只有绰罗斯人被命名为准噶尔部呢？左翼之说回答不了。准噶尔部即右翼。持此观点的人为外国人，表明他们对蒙古族文化的陌生和对蒙古语的不了解。准噶尔即左路军。此说认为准噶尔是纯粹的军事建制。1637年，四卫拉特为保护黄教，出兵青海，额鲁特为左路军，因此获准噶尔部之称。古代蒙古军是马上民族，作战时分左中右军不假，但是，历史上有无数次的征战，也有无数个左中右军，因一次战事被编为左路军而称为部落名称的历史上还没有记录，而且出征青海的战争又不是有特别意义的战争。还有准噶尔为蒙古语扎哈的转音；砖房子等说法。邢洁晨副教授认为，准噶尔部即左部，是行政建制的产物。准噶尔部为绰罗斯人的一部分，形成于16世纪初，准噶尔一名源于斡失贴木儿所建额鲁特汗国的行政区划名称左部，伴随着汗国的衰落，杜尔伯特部的出现与分离，额鲁特仅存的左部便有行政建制区蜕变为部落，其名称亦被该部落沿用下来。噶尔丹称汗建国，准噶尔成为汗国内部人的通称。准噶尔汗国灭亡，其名称逐渐演变成部落名称。
元代色目人史
色目人对元代历史的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尚衍斌在2001年第1期《民族研究》上发表文章《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考》，在认真研读相关史籍的基础上，对色目人的一些历史史实作了考察和论述。分析了忽斯慧的族属问题，指出忽斯慧其人不应该是穆斯林；同时全面考察了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生平仕履；也对元代于阗人非畏兀儿之说予以补正；对元人关于回纥信奉“佛教”的史料进行辨析，明确指出刘祁《北试记》中有关回合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马可·波罗游记新探
申友良教授在2001年第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马可·波罗游记〉新探》，探讨马可·波罗和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持否定意见的学者的论据归结起来有：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可供考证的材料；二、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未曾提到，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三、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四、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抄袭来的。对怀疑论者的论据，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进行了不懈的论证工作。申友良教授认为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永乐时期瓦拉三王
洪武元年（1638）明军工区大都，元朝灭亡，元室北退，到洪武末年，漠北逐步形成三大集团，即东蒙古鞑靼、西蒙古瓦剌和兀良哈三卫。明朝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三大集团分别对待。于默颖
薄音湖在2001年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剖析了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到洪武末年，漠北的三大集团势力消长，纷争不已，并各自因需与明朝发生关系，明朝依据蒙古的形式，对蒙古采取积极备御，扶弱抑强，分而御之。对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就是明朝对蒙古政策的具体体现。永乐初年，蒙古高原有鞑靼和瓦剌两部争雄，面对强大的传统大汗势力的鞑靼部对明朝构成的威胁，明朝积极与刚刚兴起的瓦剌部建立联系，瓦剌为了利用明朝之手打击鞑靼部，于永乐六年（1408）应明朝的诏谕，瓦剌遣使请印信封爵，于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下诏逢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这三王的之号，完全出于明朝的杜撰，其意思反映瓦剌顺从明朝。三王的品级是散阶正一品，同时发放印章。史书记载顺宁王的印章为驼纽金音。安乐王一世而终，顺宁王、贤义王均两世。和宁王阿鲁台的王号，是鞑靼蒙古与瓦剌蒙古之争被明朝利用的产物。随着瓦剌势力的大增，鞑靼部被受打击，明朝也感觉到瓦剌的威胁，决定拉拢鞑靼打击瓦剌，因此，于永乐十一年封鞑靼的阿鲁台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品级也是散阶正一品，锡金印。阿鲁台授明朝的封爵，纯粹是权宜之计。鞑靼和瓦剌蒙古的封建主请封受封的原因是，首先，蒙古内部分裂和汗权式微是政治原因和条件；其次，经济利益是蒙古封建主接受封爵的主要原因；第三，请封受封是蒙古封建主迫于形式，不得不为之权宜之计；无论鞑靼的或是瓦剌的蒙古封建主受封，都是蒙古大汗之下的权臣，接受明朝的王爵，对他们原有的地位没有损害，而且有加强的可能，因此愿意接受。
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
《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缓解财政危机，决定在全国广开菜园，增加财政收入，绥远地区的官放蒙地、解除蒙地禁垦即是其主要措施之一。李玉伟在2001年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指出，绥远蒙垦的主要恶果是大量优良牧场被开垦，草场沙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开始的六年时间里，在贻谷督办垦务期间，先后放垦的绥远蒙地为：伊克昭盟各旗土地18800余顷，乌兰察布盟各旗土地7900余顷，绥远城八旗牧厂地3700余顷，杀虎口站地7900余顷。其中，乌伊两盟的放垦地包括：杭锦旗4000余顷，达拉特旗2600余顷，郡王旗9600余顷，鄂托克旗170余顷，扎萨克旗近2200顷，准噶尔旗近1600顷，王爱召香火地1200余顷，四子王旗约3900余顷，达尔罕旗近1000顷，茂明安旗680余顷，乌拉特前旗2000余顷，乌拉特中旗约70顷，乌拉特后旗190余顷。贻谷被革职后，乌伊两盟又新放、续放垦地3300余顷。其中主要有乌审旗2000余顷，乌拉特中旗860余顷，乌拉特后旗270余顷。总之，清末绥远蒙垦，共放垦的土地为44730余顷。从1902年到1908年，从绥远地区搜刮的押荒银、地价印即100余万两。过度的开荒给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探马赤与探马赤军
瞿大风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在释“探马赤”一词及其与“探马赤军”的关系》，详细分析了探马赤的发展过程，并对蒙元时期探马赤军的本质与特征进行了阐述。伯西和在《玄奘传记中之二突厥字》中指出：“……可汗命达官‘达摩支’引至衙安置，此‘达摩支’似属人名，实为官号，……此名在蒙古时代乃指一种特别骑兵队伍。……然不能断言其原为突厥语抑为蒙古语，只能知其先为扈从之官，后为先锋之士。”瞿大风认为，探马赤的职能转换不是从官转为士，而是由士转为官。准确地说，探马赤军的将领往往都是先为扈从将士，后为前锋之官的。“探马赤”主要由各种来源的随从或侍卫组成的先遣部队成员，而探马赤军的将领则最初多为蒙古大汗抑或东、西两道万户的扈从将士，后来才成为前锋之官的。
元朝的钩考钱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在2001年第2期《历史教学》上发表题为《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第一次对元世祖朝的钩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钩考，又称理算，意即财务审计，曾在元世祖朝频繁举行，且被阿合马、桑哥等用作搜刮、聚敛财富的重要方式。元代的钩考大约在宪宗四年（1254年）开始的，宪宗七年（1257年）十一月阿兰达儿钩考是蒙古国时期比较典型的钩考。元世祖的钩考是在蒙古旧制和汉族遗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检覆薄籍帐册，追征逋欠，必要时逮系当事官吏，强制执行赔偿等，乃是钩考钱谷的基本程序和内容。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上书省右丞相桑哥主持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陕西、湖广七省的大规模的钩考。钩考对象是以路府州县官为主，也包括延安屯田、“大同钱谷”、“应昌和汆所”、“江南乐工租赋”、江南路州“学田所入羡余”及各地中统钞本。元世祖钩考钱谷，一段时期以江淮、湖广两省为重点，当时，朝廷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纠葛等，或掺杂其间，或隐藏其后，再加上钩考官的营私、加政治争斗等，是钩考变得十分复杂。元世祖朝的钩考的效用是权臣阿合马、桑哥在财政方面的主要政策之一。这项政策当时在朝廷内外褒贬相参，颇有争议，而且和主持人阿合马、桑哥等下野后，钩考之风逐渐平息，最后罢掉钩考政策。元代的钩考钱谷，尤其是对路府州县和行省的钩考，体现和加强了元朝在财政方面的中央集权；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本身属于财政审计，但是其主要效用或实质又在于搜刮财富，以满足忽必烈穷兵黩武的需要；钩考钱谷，掺杂或隐藏着官僚集团内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等派别斗争和个人恩怨纠葛。
拖雷系袭汗权的必然性
内蒙古大学的丹巴老师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1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论拖雷系袭汗权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拖雷系袭汗权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的必然性。从拖雷系的功绩、名誉、能力和聪明才智和深得人心的行为，还有窝阔台和他的支系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和失去民心的很多举动，使窝阔台系失去汗权变的很必然。
蒙古族钱币文化
拉丁语中钱币Pecunia是从Pecus（牲畜）演变而来的，而资本Capita是从caput（牲畜的数量）演变而来的，因此，钱币的发展过程中，牲畜及游牧时期的痕迹很明显。王巴雅尔胡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1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蒙古族钱币文化》，研究了蒙古族钱币文化的历史。蒙古族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把钱币当作是交换的中介、价值的衡量物、价格的体现物，而且把钱币视为财富、权势和力量，把钱币当作生活中的必备品来看待，形成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钱币文化。钱币可以当作礼金、也可以用作装饰、还可以用来预测和占卜、用来娱乐、还可以用来当作冥币。
元曲中的蒙古语词
赵文工副教授在2000年第1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关于元明戏曲中的两个蒙古语词》，展开了与方龄贵先生的商榷。方龄贵先生在《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书中认为，蒙古语“哈剌赤”的汉义为执掌黑雕旗的人，而赵文工副教授认为哈剌赤的汉语意义是勇敢强悍的兵士；同一书中方先生又认为“莎可只”中的“只”是汉语，而赵文工副教授认为莎可只的只是蒙古语动词词干莎可之后的语法附加成分。
蒙古语中的库仑
语言在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蒙古语中的“库伦”一词是个古老的词汇，伴随蒙古族的历史，库伦的文化含义也日趋增多。斯钦朝克图研究员在2001年第4期《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蒙古语“库伦”的文化释读》，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结合蒙古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逻辑、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等多方面，阐述了业已形成的具有蒙古族特点的库伦文化。蒙古族的库伦文化从平面的圆形开始，逐渐发展到立体的圆及球体，这是顺应蒙古族历史发展进程的进步，从而促进了蒙古族对圆形的合理利用及形态化认识的发展。在古代蒙古族的社会制度中，库伦一词表现在很多方面，库伦一词是源于古代蒙古语古列延，古列延是产生于古代氏族时期的经济组织，如狩猎或游牧中都用到古列延的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古列延用于军事行动，古列延在军事上的运用主要作为防御性的驻防形式，主帅居其中，围之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古列延，后来发展成部落；在蒙古族的宗教信仰中，也有古列延的形式，蒙古语的库伦也有寺庙的含义，如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过去叫库伦或大库伦，在蒙古族居住的其他地区，有很多庙宇就叫库伦。在蒙古族信仰的萨满教中，有很多以圆形，即库伦的形式存在的仪式，如安岱舞、敖包、蒙古包等等；在蒙古族的住宅和牧场及城镇中也有库伦的形式，蒙古包的圆形、牧区的庭院等，游牧时的浩特牧场，初始的城镇等都以圆的形式存在；在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中有更多的库伦的形式，生产生活用品，服饰，娱乐活动婚丧习俗，行走坐式和集会，独贵与独贵龙等。
蒙古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
柴荣在2000年第1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论古代蒙古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作为蒙古帝国发展和中原王朝延续的双重性质的政权，既是蒙古族在征战过程中吸吮中原封建王朝及其他个民族典章制度法律文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将蒙古族习惯法有意或无意地糅合到元朝法律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法系内涵的一个重要时期。蒙古族的习惯法的源头是从古老的禁忌开始的。元朝的立法司法实践受到蒙古族习惯法的影响十分明显，如元朝的刑罚制度、婚姻继承制度，对僧侣的特权等。另外，元朝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广泛地运用调解的方式。
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
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保证国家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清朝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了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杨选第副教授在2001年第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试论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探讨当时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1、中央设理藩院审理蒙古人犯罪案件，表现出专制集权的特点。理藩院是管理蒙古地区的中央官署，是与六部地位等同的机构，总揽治理蒙古事务的职权。2、地方行政机关即审判机关，分蒙古为“外藩”、“内属”区别对待，表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外藩蒙古设扎萨克，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它又分为内扎萨克与外扎萨克，漠南（内蒙古）6盟49旗为内扎萨克，漠北喀尔喀（外蒙古）4盟86旗、青海和硕特、土尔扈特等29旗、阿拉善、额济纳2旗等列入外扎萨克。旗是地方行政建制，也是司法审判的第一审级，发生在外藩蒙古地区的一般民事纠纷，由旗扎萨克初审，不能决断，上报盟长会同复审，仍不能决者，或判断不公，再将全案上报理藩院。内属蒙古各旗是清朝的直辖领地，不设扎萨克，内属蒙古各旗“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在司法审判上，由将军、都统监督各旗总管审理。驻有理藩院司官的地方，是指理藩院派出机构驻扎的地方，由当地司官、员外郎会同就近扎萨克一同审理。3、在案件的审断过程中，保留了蒙古民族习惯法中的“以罚代刑”及“入誓”等审判方式，表现出因俗制宜的特点。4、针对不同民族，清朝设置不同的行政司法组织，表现出因族制宜以及民族隔离、民族歧视的特点。5、注意协调蒙古律例与内地律例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逐渐出现内地化倾向。
成吉思汗的奖惩制度
成吉思汗不仅是天才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在其由弱转强、建军兴国、治国安民方面的运用情况和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马曼丽
安俭在2001年第4期《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论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深入研究了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的指导思想有，激励机制主要是忠诚者重用，能人、功臣重；惩罚机制主要是对顽抗之敌彻底消灭，对背叛者和违犯军纪、法制者一律重罚，虽贵也必诛。成吉思汗的激励机制的最大特点是其广泛性与群众性，体现了普遍奖励与不论出身门第贵贱一律论功重奖的威力，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群众性支持力量和核心新贵族。在兴国胜敌的时刻，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奖励忠心的那可儿，形成最初的核心军，在那可儿基础上扩充并巩固了怯薛（护卫军）制度，根据战争需要，建立探马赤军，严格的军事训练，保证军队所向无敌。在建立了国家后，奖惩机制也发挥作用，建立蒙古帝国后，成吉思汗采用法律手段保证其奖惩机制有章可循，切实贯彻，在安定的社会中，成吉思汗千方百计地网络各族人才，组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智囊团。
蒙古古代生态保护法
古代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利用草原饲草资源从事畜牧业，又以狩猎业补充食物的不足。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早在习惯法时代，他们就非常重视早员的生态保护。奇格
阿拉腾 盛明光在2001年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规》的文章，探讨古代蒙古族的生态保护法规。第一条，保护草原、草场，严禁在草发芽时锄地，严禁草原荒火，严禁灰烬上溺尿；第二条，保护水资源；第三条，保护血液食物资源；第四条，保护野生动物；第五条，保护树木。这些法规最初是以习惯法的形式存在，后来蒙古族奴隶主贵族和封建统治者，继承、增补和发展了古代蒙古族的习惯法，把草原生态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蒙古民族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地生存。
清朝对蒙古王公奖惩制度
议叙议处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各级官吏实施的奖惩制度或考核办法。内蒙古大学的杨选娣副教授在2001年第4期《内蒙古师大学报》上发表题为《论清朝对蒙古王公的议叙议处制度》，研究清朝对蒙古王公的议叙议处制度。在《理藩院则例》中，对蒙古王公也规定了明确的职责权限、严格细密的奖惩条款，优者议叙，劣者处分，旨在加强对蒙古王公的控制管理，以求得北部边疆的安定与统一。但在实施过程中，议处往往可用曾获得的奖励抵消，以维护其封建特权；议叙则可用捐输银两驼马获取，变成搜刮钱财的行为。这必然导致蒙古王公的贪婪、封建朝廷的腐败。议叙是对“著有劳绩”的蒙古王公、贵族、官吏常用的奖励办法，根据其功劳大小，分三种奖励方式（1）赏畜或记录。赏畜分一数、三数、五数、七数、九数不等。记录分一次、二次、三次；（2）加级。分加一级，加二级、加三级、加四级；（3）提升，即由低一级升向高一级。议处是对有错误行为的蒙古王公、官员常用的惩罚办法，也分三种，（1）罚畜或罚俸。罚畜从天聪年间已经开始实行，到康熙年间，因现职的蒙古王公已由朝廷供给俸银，于是有了罚俸的处罚，对任现职的蒙古王公实行罚俸处罚，而对闲散王公、协理台吉等实行罚畜的处罚。罚畜以数为差，一、三、五、七、一九、二九至九九不等。罚俸以年月为差，分三月、六月、九月、一年、二年至八年不等；（2）降级，以级为差，有降级留任与降级调用之别；（3）革职，处分至革职为止。
蒙古的无神论
蒙古的早期历史是有神论的，蒙古的无神论是在同有神论的斗争中形成、发展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乌兰察夫先生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蒙古族无神论史探析》，阐述了研究蒙古族无神论的意义，同时概括了蒙古族无神论思想的基本特点。蒙古族古代无神论思想的萌芽是在对腾格里（天）信仰的动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世界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社会的激烈动荡，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人们对天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以天为核心的有神论经历了一次危机，从而无神论思想的萌芽终于从有神论体系的重重包裹之下产生出来；再有，蒙古人长期的生产实践，有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有神论的解释渐渐失去了效应。在鸦片战争之后，无神论思想的特征是公开批判喇嘛教的神学，反对喇嘛教的封建迷信做法，同时在吸收其他民族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了无神论的思想。
萨满教的数字符号
被符号化的神秘数字在萨满教观念中起着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副语言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色音博士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萨满教神秘数字的符号人类学解读》，解释在萨满教观念中，神秘数字这一非自然语言符号却起着自然语言所不能代替的神圣功能，它在特定的场合能够表达一些特定的思想。人类的有些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往往借助其他的副语言习俗或特殊符号来表达，符号人类学上称这种符号为会意符号或意会符号。萨满教中的数字三、九、七、十等就是这样的符号。在萨满教的世界里，有很多与三有关的现象。究其原因，萨满教对三的神秘化是在人类数字文化发展史上基数不超过三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人类历史上有过以三为极数的时代。萨满教之所以喜欢用三来作为仪式活动和祭祀、祈祷行为的基本单位，可能看中了三的极数性和“无限大”的属性，萨满们所以把各种仪式仪规凑成三，是企图以此来表达多或多次之意。在数字概念进一步发展后，三的倍数九也神秘化了，就的神秘化与三的神秘化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对处于及至数字的神秘化，九在部分取代三的位置的同时，由于长期的对三的神秘化的势力，三的神秘化程度虽有削弱，但没有完全消失，因此，三和九的神秘化同时在萨满教中存在。七在萨满教中的神秘化现象是与北斗七星有关。十这一数字在北方民族萨满教习俗中失去了数字的意义，完全是作为一种巫术符号来使用的。萨满教中的十作为避邪的功用，比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