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 古 学 通 讯

 

 Mongolian Studies Communication

 

 

主编：何日莫奇

 

出版日期：2002年6月1日

 

期号：总第17期

 

出版单位：黑龙江省蒙古学研究会

 

 

 

 

 

目录

综合

依克明安旗额鲁特蒙古的调查报告

 

文摘

 “经箱乐”的形成、流传和音乐特性

罟罟冠的形制

蒙古族小说的民族自省意识

元代庙学

鄂尔多斯部的形成

科尔沁文化

蒙古语言、历史与文化

蒙古族的拇指崇拜

元代有关回回的立法

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阿拉善蒙古与清廷的联姻

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

韩国的蒙古语研究

近代第一份蒙文期刊

蒙文的信息处理

蒙古包装饰的意义

蒙古族的纪年

古代农耕和游牧经济文化类型

战国时代不同文明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影响

游牧经济的产生和存在的根基问题

大蒙古国时期的课税所

大蒙古时期的诸王与儒士

清代的藩部与行省

忽必烈时期高丽王朝对元朝和日本的警觉态度

高丽忠宣王谪居吐蕃原因

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

“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

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经过

泰宁卫与朵颜卫的关系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

17世纪蒙古编年史受到佛教的影响

元代的路总管府

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解读

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

蒙古族生态观的演变和发展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中年代的修正

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的早期关系

黑龙江的依克明安蒙古部

蒙古语文课堂教学设计

 

争鸣

汉藏、阿尔泰语系可能存在“亲戚”关系

 

蒙古信息

蒙古国概况

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

中蒙发表联合公报

江泽民会见蒙古总理恩赫巴亚尔

蒙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蒙古公布人口普查结果

蒙古经济发展缓慢 62％的人生活困难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结束了对蒙古的访问

蒙古工业生产明显增长　外贸进出口却大幅下降

蒙古2001年前三季度预算收入达到2.64美元

蒙古2001年外贸逆差继续增加

蒙古同意开放临近中国的新边贸口岸

蒙古畜牧业再度大幅减产

蒙古议会批准2002年度国家财政预算

香港与蒙古签署民航协定

蒙古科学院庆祝成立四十周年

日本将与蒙古合作解析蒙古人基因

中国—蒙古经贸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和蒙古国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乌兰巴托召开
蒙古妇女不再早婚多育

蒙古国总理恩赫巴亚尔

蒙古那莱赫——乔依尔公路正式开工

 

人物

林    沉

波·少布

 

信息

吉林省蒙古族语文学会第七届年会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行

国际蒙医药学术会议召开

辽宁喀左整理我国保存最完整的蒙古古籍档案

内蒙古红山文化考古又有重大发现

木兰蒙古尔山塞城遗址又出土一批文物

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内蒙古赤峰有新发现

二连盆地发现蒙古汗国时期贵妇墓葬

河北沽源县发现元代蒙古贵族墓

内蒙古发现罕见的元代壁画墓

内蒙古成立蒙古学研究中心

第一把圆箱马头琴在科尔沁草原问世

一双底长1.5米、高2.5米的蒙古靴

考古部门发现宋末元初深圳就有蒙古民族居民

“茶叶之路”重现

内蒙古发现世界上最细的河

蒙古族的传统游戏——鹿棋

 

书讯

首部《蒙古百科全书》出版

我国首部大型蒙古文连环画《成吉思汗》出版

罗萌国粹小说评论集》出版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纂进展顺利

《蒙古族传统生活概观》等一批蒙古学专著出版

《忽必烈大帝》出版

《内蒙古资源大辞典》出版

《蒙古语辞典》出版

《蒙古人的生命崇拜》出版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出版

《蒙古文正字法词典》出版

 

 

综合

依克明安旗额鲁特蒙古的调查报告

      

根据黑龙江省蒙古学研究会的工作安排，2001年10月组成调查组，于2001年10月23日至26日对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富海镇大泉子村和小泉子村的额鲁特蒙古人的现状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组由9人组成，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理事长通拉嘎任调查组组长，齐齐哈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副会长康广胜任副组长，调查组成员还有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处处长、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包玉明，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顾问波·少布，黑龙江省教育厅信息中心主任、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秘书长吴宝柱，齐齐哈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郑双全，富裕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关玉儒，富裕县人大办公室原主任博彦，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何学娟等。调查组在富裕县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根据依克明安旗化整为零的特点分别到县史志办公室、县档案馆、县地名办公室、富裕县政协《富裕县文史资料》编辑部等部门搜集资料，实地踏查了6个遗址。

       在富裕县期间配合我们工作的有富裕县常务副县长白文喜，富裕县副县长赵金纯，富裕县史志办公室主任徐景宏（49岁），富裕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主任白永贵（62岁），富裕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常永生（57岁），富裕县史志办公室原主任姜黎（62岁），富裕县档案馆全体人员，富海镇政府领导和友谊乡党委、政府全体领导。

2001年10月23日在富裕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由通拉嘎组长组织召开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额鲁特蒙古人的后裔博彦、白永贵、常永生、白玉等，富裕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关玉儒，富裕县史志办原主任姜黎，富裕县史志办公室主任徐景宏，通拉嘎组长，康广胜副组长，包玉明，波·少布和何学娟等。会议主要探讨了依克明安旗额鲁特蒙古人的历史。因为依克明安旗的额鲁特蒙古人在依克明安旗被解散的近半个世纪中没有形成聚居的形式，因此对自己的历史及足迹只有少数的人略知一二。

搜集资料方面：富裕县史志办公室的徐景宏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富裕县文史资料》全部的一至九辑，我们从中获得了19篇关于依克明安旗额鲁特蒙古人的资料；复印了博彦先生个人藏书中的于1940年出版的《依克明安旗一般状况》一书；博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手稿《略述依克明安旗原始疆域变化状况及政权更迭情况》、《原依克明安旗喇嘛庙—大智寺始末》、《富裕县富海镇大泉子简介》；富裕县档案馆内的馆藏中有二十几函关于依克明安旗及其黑龙江省其他蒙古部落的珍贵的历史档案。如：卷号3（原卷号48），光绪三十年七月的呈依克明安旗由新疆来呼雨尔之呈述（蒙文）；卷号8（原卷号49），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的译抄乾隆年间依克明安旗移往通肯呼雨尔地方原案（花名册清单）；卷号15（原卷号1283），宣统元年十二月的各盟旗袭职由具结之本人按印手摹以归划一（蒙文）；卷号15（原卷号1283），宣统元年十二月的各盟旗疆域关于考证源流等项（蒙文、清单本）；卷号16（原卷号1204），宣统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关于册封依克明安公嫡妇人之件（蒙文）；卷号28（原卷号1205），宣统二年五月十九日的提学司称本年满蒙师范毕业生由本司扎委依克明安公王处设立小学开办经费每处限二百两；卷号004（原卷号1259），民国元年的蒙古联合会会章；卷号054（原卷号91），民国元年九月八日的大总统令晋封蒙古王公世爵（蒙文、满文）；卷号055（原卷号922），民国元年九月十三日的照会：蒙藏事务局照会为蒙藏喇嘛治佛一事再加封号并赐庙宇匾额（蒙文、满文）；卷号056（原卷号453），民国元年九月二十日的大总统令赐镇国公衔（蒙文、满文）；卷号057（原卷号686），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大总统令车臣卓尔济阿家喇嘛传令嘉奖并赏银晋给封号（蒙文、满文）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一一调档查看，根据组长通拉嘎的意见，决定在方便的时候再次到富裕县专门查阅有关黑龙江蒙古人的档案。

踏查遗址方面：调查组成员博彦先生是对依克明安旗有一定研究的人，在我们踏查遗址的过程中一直是他为我们做向导工作。大泉子位于富裕县富海镇大泉子村东南的乌裕尔河北岸的台地上，泉眼在台地峡谷中，泉底五色彩石缤纷，泉水一直往上涌，涓涓流水，清澈透明，汇集成流的泉水流向台地南面的平原。泉水温度摄氏4度，日流量8吨。富海镇与其他公司合资在大泉子村建立了矿泉水厂，大泉子的泉水主要含量是微量元素锶，对人体大有补益，我们考察期间矿泉水厂还没有正式运行投产。大泉子是当年额鲁特蒙古人定居在黑龙江地区的重要地理因素。小泉子位于大泉子正东4华里处，是同一水系的泉水，小泉子日流量为2吨。小泉子的泉眼为分散的几处，泉水从泥土中渗出，慢慢地流向平原。大泉子泉眼正北的台地上有当年额鲁特蒙古人建立的龙王庙的遗址，是当年祭祀大泉子用的。在龙王庙东百米处有依克明安旗的旗敖包遗址。在大泉子的东侧，即现在的大泉子村中建立的依克明安旗旗札萨克府，遗址上已经盖上了房屋。在大泉子的西侧坎下建立了依克明安旗的大智寺，遗址上也已经盖上了房屋。1895年在大泉子屯修建了札萨克府，后于1906年将札萨克府搬出大泉子屯，在大泉子的西南五华里处从新修建了札萨克府。因大智寺多年失修，依克明安旗筹措资金于1928年从新修建了大智寺，遗址在大泉子东北1华里处。我们在大泉子村考察时见到了于1928年修，于1948年拆毁的大智寺的遗址，当年参加拆毁大智寺的老农王恩科告诉我们，拆毁喇嘛庙（大智寺）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了，喇嘛都走光了，佛经烧毁，佛像有的用去加工炮弹，有的原地砸毁。老百姓拆毁喇嘛庙一是为了破除迷信，二是为了挖到金银财宝，听说喇嘛庙藏有大量的金银财宝，结果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一点金银。于1948年拆毁的大智寺的遗址还依稀可见，遗址处有大量的灰色瓦片和砖头，有一农户的柴草堆放在大智寺遗址处。

一．依克明安旗的历史

1．依克明安，依克明安氏，依克明安旗，依克明安部

依克明安是蒙古语，“依克”为“大”的意思，“明安”是“千”的意思。依克明安是西部卫拉特（也叫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巴桑的姓氏，汉译为“大千户”。清朝时，卫拉特是西部蒙古的总称，由四部蒙古人组成，学者们将卫拉特联盟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时期。晚期卫拉特由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组成，号称四卫拉特。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由原附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成为一部，合起来仍为四部。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一直与清政府对抗，史称准噶尔之乱。清政府多次征讨，加上卫拉特上层内部的争权夺位，使整个卫拉特地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阿卜达什，准噶尔可尔努特台吉，绰罗斯氏。1753年（乾隆十八年）达瓦齐联合阿睦尔撒纳篡取汗位，继续与清朝对抗。1754年（乾隆十九年），阿卜达什为谋内附，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游牧，中途留牧于科布多附近的扎哈沁。因扎哈沁从达瓦齐，清军于乾隆十九年击扎哈沁，俘获阿卜达什，收其畜产。阿卜达什以情实告，定边左副将军班第认为阿卜达什未从达瓦齐，将其畜产归回，并赏粮币，安置于乌里雅苏台以东鄂尔浑河上游塔密尔河流域，附于阿睦尔撒纳游牧，授一等台吉。是时征达瓦齐，阿卜达什请从军，定边将军允之。1755年（乾隆二十年），从清军出发，驻察罕忽吉尔，阿卜达什以兵300驰赴额密尔哨探，伊犁平定，阿卜达什有功，入觐热河，乾隆皇帝赐宴，赏白金五百，诏归塔密尔游牧。

巴桑，准噶尔依克明安台吉，依克明安氏。征达瓦齐时“巴桑降，献籍300余户。定北将军班第以闻，诏赐冠服、佩饰。入觐热河，赐宴，诏封辅国公，赉白金千五百。”迁到塔密尔游牧。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阿睦尔撒纳勾结沙俄，继续与清朝对抗，并谋据伊犁自立，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兵败，逃至沙俄。巴桑与同牧的阿卜达什、克什克特等未从阿睦尔撒纳叛逆，并驰到科布多以报军情。朝廷以巴桑、阿卜达什非辉特部，且无叛逆，命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将他们迁徙到呼伦贝尔，由管旗章京端多卜护往。从塔密尔河出发，沿途经土谢图汗牧地和车臣汗部，溯克鲁伦河南岸，进入黑龙江将军管辖的呼伦贝尔驻牧。秋后，巴桑、阿卜达什对呼伦贝尔驻牧地不十分满意，因此，朝廷决定再次迁徙，将他们迁到通肯、乌裕尔河流域。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黑龙江将军派人去呼伦贝尔迎接。当时巴桑率领依和部首先东徙，阿卜达什带领其余三部随后，还有部分留驻呼伦贝尔。十月二十六日到达乌裕尔河流域两岸。其中“巴桑、阿卜达什、克什克台（特）12户53口。巴桑夫人乌都力途中死亡。”清廷命巴桑、阿卜达什所属部众编为一旗。以巴桑的氏族命其旗，称依克明安旗，归黑龙江将军节制。后来留居呼伦贝尔的也相继而来，但仍有部分留居呼伦贝尔。

巴桑、阿卜达什率领的民众中有依和部、鄂吉格斯部、杜尔伯特部、特楞古德部、土尔扈特部等原属于四卫拉特的部分蒙民。自成立依克明安旗以后，旗内的蒙古人相互之间还是以原来的氏族或部落的不同而相互区别，但是，旗外的人将依克明安旗的蒙古人统称为依克明安部。依克明安部在依克明安氏和依克明安旗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因此说，依克明安部是由不同氏族和部落的额鲁特蒙古人在当时黑龙江那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人口比较少的蒙古部落之一。

巴桑和阿卜达什同属准噶尔部，是不同氏族姓氏的人，并且各自统领着自己的属民，在战乱的年代，不得已才聚集在一起，当清朝政府大兵压进的时候，寡不敌众投清朝。那么依克明安旗为什么以巴桑的姓氏命名？而巴桑本人又没能成为执政札萨克？阿卜达什虽不是依克明安氏，但执掌依克明安旗第一任札萨克的权利？我们认为，依克明安旗之所以以依克明安氏为旗名，而不让巴桑执掌札萨克权利是清朝政府根据当时的时局和对蒙古的一贯政策作出的决定。清朝利用喀尔喀蒙古同卫拉特蒙古之间的矛盾，削弱彼此的实力，当卫拉特处于强势时，又出兵打击卫拉特。对内附清朝的蒙古人，实行地域上的区域分割，政治上的分化和瓦解，军事上的残酷镇压，文化上的笼络和麻痹等政策。对属于准噶尔的巴桑和阿卜达什的打击、笼络、分化和瓦解，正是清朝政府对蒙古各部的态度的缩影。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情况：巴桑和阿布达什同属准噶尔部，准噶尔在卫拉特的叛附不定中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对准噶尔的瓦解和打击成为平定卫拉特地区的关键。阿卜达什是于乾隆十九年就内附于清朝，并得到清朝授予的一等台吉，与阿布达什一同内附的察衮、德济特台吉于乾隆二十年又叛，而阿布达什没有背叛清朝。巴桑是于乾隆二十年献籍300余户投降清朝的，乾隆皇帝诏封巴桑为辅国公，巴桑的依克明安氏民众又先于阿布达什的绰罗斯氏到达乌裕尔河流域，占据大泉子等地的有利地势。按理先期到达的辅国公巴桑在是否执政上应该比后期到达的一等台吉阿布达什更有优势，但是阿布达什的早于巴桑的主动内附和对清朝的忠心一直被乾隆皇帝看中，而阿布达什后期与其他三个氏族的人共同奔赴黑龙江地区又使他有机会体察和了解其他氏族民众，从而为其统领人口的大多数奠定了基础。而对战争逼到头上才投降、并且有一定势力的巴桑，乾隆皇帝实在是放心不下。所以，出现了以闲散辅国公巴桑姓氏命名的，以一等台吉阿布达什执政的依克明安旗。

2．依克明安旗的统治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建立依克明安旗后，朝廷授阿卜达什为旗札萨克一等台吉，掌管旗政；巴桑为闲散辅国公，朝廷支付年俸二百两，免除年班朝觐义务。巴桑为感谢“圣主深厚重恩，每年贡进御马十六匹。”阿卜达什执政五年后，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卒；其长子德勒格尔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于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卒；德勒格尔长子鄂齐尔于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于1802年（嘉庆七年）卒；鄂齐尔子托克托霍于1802年（嘉庆七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1835年（道光十五年）卒；托克托霍子毛诺海于1835年（道光十五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褫职。毛诺海执政时期，压迫旗民太甚，引起旗民强烈不满，于是派代表向黑龙江将军衙门陈情诉冤，经查实后将毛诺海札萨克职罢免。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到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共88年之间，依克明安旗的政体，一直以部族作为管理体制。在旗札萨克下设依和、鄂济格斯、杜尔伯特、特楞古德四部。基层的一切军政事务，均由各部负责处理。

阿卜达什札萨克世系表

        

承袭人               族属关系                    承袭爵位                             袭职、卸职年代

         阿卜达什                                                 札萨克一等台吉                   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六年

         德勒格尔            阿卜达什子                 札萨克一等台吉                   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八年

         鄂齐尔                德勒格尔子                 札萨克一等台吉                   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七年

         托克托霍            鄂齐尔子                     札萨克一等台吉                   嘉庆七年至道光十五年

         毛诺海                托克托霍子                 札萨克一等台吉                   道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四年

      

       毛诺海下野后，旗札萨克由巴桑系世袭辅国公乌尔图那逊执掌。乌尔图那逊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袭札萨克辅国公，在此期间，改革了旗制，在札萨克下佐领2人，骁骑校3人，管理行政事务，居民仍分为四个部落。于1863年（同治二年）卒；巴克莫特多尔济于1863年（同治二年）袭札萨克辅国公，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卒；巴勒济尼玛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袭札萨克辅国公，一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届时，呼伦贝尔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合谋策划“呼伦贝尔独立”，然后东蒙科右前旗、扎赉特旗、科右后旗举旗响应。波及面很广，对蒙古地区影响很深。当时，依克明安旗札萨克辅国公巴勒济尼玛奉命出任宣抚被派往东蒙三旗进行规劝工作，直至事件平息。事后民国政府论功行赏，巴勒济尼玛为镇国公，民国二年又加封札萨克贝子。所以，巴勒济尼玛于1912年（民国元年）为札萨克镇国公，1913年（民国二年）始任札萨克贝子，又因赞成共和有功加封贝勒衔，1930年（民国十九年）卒。哈钦苏荣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袭札萨克贝子。民国后，依克明安旗应邀列席哲里木盟会盟，在建制机构方面，仿效哲里木盟各旗，在旗札萨克下设图斯拉格齐（协理）一名，协助札萨克贝子掌管全旗事务；协理下设扎哈日格齐（官旗章京）一名，直接处理、监督全旗行政、军事、司法事务；管旗章京下设梅伦四名，分为管兵与管印梅伦；梅伦下设扎兰，主管文书印信。旗札萨克设保安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各一人，士兵30人；下设两各保安分队，分别驻八家子、东新屯，每分队各10人，共20人，负责地方治安工作。在原来的四部中，各设一名章京和笔帖式，负责各氏族的工作。

 

                                   巴桑系札萨克世系表

 

         承袭人                        族属关系                        承袭爵位            袭职、卸职年代

         巴桑                             准噶尔部                         闲散辅国公         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二十六年

         色楞德济特                 巴桑长子                         闲散辅国公         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年

         尼玛赞木布                 色楞德济特长子                   闲散辅国公        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六年

         乌尔图那逊                 尼玛赞木布嗣子                   闲散辅国公        道光六年至道光二十四年

         乌尔图那逊                 尼玛赞木布嗣子                   札萨克辅国公   道光二十四年至同治二年

         巴克莫特道尔济         乌尔图那逊之孙                   札萨克辅国公    同治二年至光绪二十八年

巴勒济尼玛                 巴克莫特道尔济长子           札萨克辅国公    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元年

巴勒济尼玛                 巴克莫特道尔济长子           札萨克镇国公    民国元年

巴勒济尼玛                 巴克莫特道尔济长子           札萨克贝子        民国二年至民国十九年

哈钦苏荣                   巴勒济尼玛长子                札萨克贝子     民国十九年至伪康德二年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中期，依克明安旗境内建制变化很大。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境内设拜泉县，与旗分治；1923年（民国十二年）境内设依克明安设治局，1929年（民国十八年）升为依克明安县，与旗分治；同年又设富裕设治局，1933年（大同二年）升为富裕县，与旗分治。

       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后，依克明安旗札萨克制延续到1935年（伪康德二年），从1935年2月7日起将依克明安旗改为依克明安旗公署，哈钦苏荣继任旗长，7月1日哈钦苏荣辞职，由额勒和春代理旗长。8月始，旗以下实行努图克、嘎查制。将原来的四个部落为两各努图克。原来的依和部和鄂吉格肆合并称依和努图克，努图克达汪鲁嘎。下辖5各嘎查。有三间房嘎查，嘎查达哈木扎布；后八家子嘎查，嘎查达乃木德；前八家子嘎查，嘎查达哲桑；后七家子嘎查，嘎查达名不详；前七家子嘎查，嘎查达高木伦。特楞古德部归并与杜尔伯特部，称杜尔伯特努图克，努图克达常礼。下辖7各嘎查。有东新屯、西新屯（嘎查达张连和）、长发屯、小泉子（嘎查达普树）、大泉子、吉斯嘎、兴安屯。每个努图克除设努图克达（乡长）1人外，还设助理员1人，雇员3人。每个嘎查设嘎查达（屯长）、办事员各1人。

       1936年（伪康德三年）3月1日起，旗公署设参事官、副参事官各1人，均由日本人担任。旗公署各科副科长以及主要股的股长也都由日本人分任。旗公署的一切事务全由日本人统揽。蒙旗官员成为傀儡。同时，又增设警务科，下设警察署1处、警察分驻所3处，分别设于西新屯、三间房、八家子。又将原来的保安队士兵改为警察。

       1945年，“九·三”光复后，原依克明安旗公署成为看守政府，直到1946年8月15日，依克明安旗召开了全旗的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5人，额尔敦布拉格作政府工作报告，8月16日选举额尔敦布拉格为议长，并建立了依克明安旗人民政府，熬斯尔扎布为旗长。

       1948年春，嫩江省人民政府撤消依克明安旗的建制，将原依克明安旗的村屯与人口划归富裕县第七区。1950年1月，将原依安县泰富区西部，齐北铁路线以北的富海、富北、富民、兴盛四村划归富裕县，将原依克明安旗东疆的新屯、东新屯、腰新屯、西新屯划归依安县。至此，依克明安旗，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建旗到1948年撤消，作为旗一级政府，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走过了191年的漫长之路后，在地图上消失了。

3．人口部族

迁至黑龙江省乌裕尔河流域的依克明安部，有四个部落的属民，即依和部居住在西部，鄂吉格斯部、杜尔伯特部居住在中部，特楞古德部居住在东部。

依和部，是巴桑辅国公的本部，姓氏有依克明安和察罕图黑。乾隆二十二年迁来时共13户50余人。巴桑部所居住的屯称公屯，也叫依和艾勒（屯），因为巴桑是辅国公，又属依和部，所以既叫公屯，又称依和屯。是以部号、爵号命名，在公屯以西有辉特屯，辉特也是部落名，意为北面或后面。住在辉特艾勒的居民，都是依和部落的人。在辉特艾勒前有乌勒尔图屯，乌勒尔图是以人名命地名，因蒙古人禁忌呼长辈的名字，所以称这个屯叫额门艾勒，意为前屯或南屯。他是与辉特艾勒相对而称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为这两个屯是方位相对的前后屯，全然忘记了部落名称与人名。

鄂吉格斯部，是依克明安旗首任札萨克一等台吉阿卜达什所在的部落，隶属准噶尔部绰罗斯氏。最初迁居乌裕尔河流域时，10余户，百余口人。他所居住的屯子就叫札萨克屯，按其部落名也称鄂吉格斯屯，住在公屯以东，旗王府东南。鄂吉格斯部，当时为执政的部落，各方面都受优惠待遇。后来阿卜达什四世孙毛诺海任札萨克时，欺民害众，被黜，部落威望也随之骤然下降。

杜尔伯特部，是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大部，是个很有影响的部族。来乌裕尔河驻牧时共10余户80余口。部族虽未执政，但很有势力；头领虽无爵号，但很有威望。1935年，日伪时期改革旗制，撤消血缘关系的部族制，改建地域关系的努图克、嘎查制时，依克明安旗划分为两个努图克，即依和努图克与杜尔伯特努图克。原特楞古德部合并于杜尔伯特努图克中。迁来后在小泉子附近建有独立的杜尔伯特艾勒，全部落属民集居，杜尔伯特屯位于札萨克屯东侧。零散的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阿拉善部人，也都附于此部中。

特楞古德部，也是卫拉特的古老部族之一，史称帖良古惕，15世纪也先汗建立瓦剌汗国时，帖良古惕曾起过重要作用。姓柯勒克德，通称兀良哈，是依克明安旗人口较多的一个部族，最初来此地时，共50余户120余口人。在杜尔伯特艾勒西建有特楞古德艾勒，本部人集居。

除此四部外，还有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人众，但因人口少，未能单独成部，而附属于其他各部之中。乾隆年间迁徙时，各部属丁组织都很健全。下面的32人，就是最初的属丁领户：即包尔吉德、包行常、乌拉尼尔、德西思、白其木勒、乌尔吉拉、德尔新门、图尔光图、包尔吉斯、五鲁门心、金屋拉催、法尔吉阿、永其木德、包西提、色尔普阿、白吉阿沁、克其永沁、和尔吉、白德心、允其新昌、吉升们心、贵永升、和兰永达西、性格合吉、意西为的、依克云心、包永理、喜尔们特、吉尔心德、庆吉大官、阿木勒额、富拉尔春。

据统计，依克明安部初建旗时，四部合起来共90余户300余口。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到清末，依克明安旗额鲁特人达180多户1000口人。据1939年统计，依和努图克人口121户，738人，其中男429，女309；杜尔伯特努图克223户，1020人，其中男575，女445。合计344户1758人，其中男1004，女754。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额鲁特蒙古为1372人。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额鲁特蒙古为1446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额鲁特蒙古为2212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额鲁特蒙古为2636人。因为蒙古人实行氏族外婚姻制度，依克明安旗的蒙古人的婚配对象就是当时与他们毗连的原驻黑龙江地区的札来特蒙古部和杜尔伯特蒙古部，依据蒙古人的习惯，联姻过程中很多有连带关系的人员随婚姻主体人物流动，也就是说，随着依克明安部额鲁特蒙古人同其他部落蒙古人的联姻，其他部落的蒙古人有到依克明安旗生活的，也有依克明安部的额鲁特蒙古人到其他蒙古部落生活的，因此，后期的依克明安部的蒙古人的人口数中含有其他部落的蒙古人的数目。

4．  牧地区划

依克明安旗的牧地是清朝朝廷于乾隆年间，巴桑、阿卜达什率领部众来乌裕尔河流域时划定的，钦定的游牧界，当时有法律效能，所以各个部落之间都不能越界游牧，必须在朝廷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轮牧。据《依克明安旗一般状况》记载：“东界自小兴安岭大青山西麓讷漠尔河及乌裕尔河源，延至通肯河西岸；西界自九道沟子一带经宁年站嫩江东岸，延至讷漠尔河入嫩江口处；南界自明水县南，延至林甸县东北边一带；北界以讷漠尔河为界。东西宽约三百五十余里，南北长约三百二十余里。”按照这个范围，当时的依克明安旗，含今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德都县南部以及北安县、克东县、克山县、拜泉县、依安县、富裕县的全部和明水县、林甸县北部。依克明安旗东部是讷漠尔河、乌裕尔河两河河源，小兴安岭南端大青山西麓山区和通肯河西岸平原区。北部讷漠尔河南岸到乌裕尔河北岸是两河冲积平原，中间为小兴安岭西部边缘丘陵。南部为乌裕尔河南岸、通肯河西岸冲积平原。西部为嫩江东畔、乌裕尔河下游九道沟湿地，是平坦的大草原，最适宜游牧。依克明安旗的额鲁特人，基本都在这一地区内游牧或定居。

光绪二十四年，依克明安旗放垦后，旗境面积大大缩小。乌裕尔河南至通肯河西畔，讷漠尔河南一直到乌裕尔河北10几里，全部出放，成为农田。到民国十九年时，仅剩旗札萨克贝子府附近周围的弹丸之地。南抵乌裕尔河、北与讷河相邻，东与克山毗连，西与富裕交界。全境既无山岳，又无森林，而是丘陵起伏，仅偏南部有一块草原。只剩下东西狭长百余里，南北宽10里或20里不等的一小块地方。

二．依克明安旗的经济

1757年农历10月，巴桑、阿卜达什率领依和部迁徙至乌裕尔河时，是赶着畜群、拉着蒙古包来的。初到时安置于“莽鼐冈东北，……柞树冈以西。”建帐于讷漠尔河以南地区。第二年，另三部也陆续迁来，不仅人口增多，牲畜数量也大大增加。故从莽鼐冈又迁至乌裕尔河北畔的大泉子、小泉子一带，建立了固定的札萨克王府，各部族牧民沿乌裕尔河北畔游牧，以王府为中心，在王府两侧驻扎各部酋长，牧民则远徙乌裕尔河下游，逐水草而游牧。初来时畜种有马、牛、驼、绵羊、山羊，即五畜具全，后来由于气候与植被的原因，骆驼逐年渐少，最后绝迹。依克明安部带来的牲畜，习惯于西北、漠北地区荒漠草原生态，到乌裕尔河流域的湿地草原后因地理环境不太适应，故死于疾病的牲畜数量也逐年增多，到道光年间，牲畜总数减少一半。牧民只好向冈坡草原转移。后来又由于自然游牧，无棚舍圈栏，加之黑龙江地区气候严寒，冬季风雪弥漫，牲畜冻死、饿死有增无减，到同治年时，牲畜数量少到只能维持生计，牧民生活相当贫苦，有的牧民已无牲畜，只好给牧主去作牧工。这种饥寒交迫的游牧生活一直延续到光绪末年。

清朝末年，朝廷取消封禁政策，实行蒙地开放，招民开垦，在各地形成一股开荒潮。依克明安旗札萨克巴克莫特道尔吉，也在境内通肯河西岸巴拜段放荒。光绪二十五年黑龙江将军恩泽进行干预，认为依克明安旗额鲁特蒙古是准噶尔战争中被俘虏的战俘，发遣到此地谋生，无权招垦。为此给予巴克莫特道尔吉“私招民垦，停止朝觐，并撤消乾清门行走，拔去翎枝”的处罚。于是，巴克莫特道尔吉赴京上诉，奏报原委。几经曲折，澄清史实，朝廷终于批准依克明安旗的放荒权，允许在黑龙江境内招垦。打赢了与黑龙江将军的官司后，依克明安旗开始大量放垦。

光绪二十四年，设立通肯招垦局，放毛荒224000垧，折七成实地为156800垧。光绪二十五年又放通肯、克音、柞树冈等段荒地231584垧，七折合实地为162109晌。光绪二十八年又放通肯段毛荒38252晌。光绪二十九年放通肯段毛荒12750晌。光绪三十年出放通肯段208166晌，巴拜段351晌。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批准出放依克明安旗所属荒地。程德全奏称：“经前任将军恩泽于光绪二十四年出放巴拜段荒地与该公所居接壤，因派佐领吉尔嘎布会同蒙员前往履勘，计自该公府南三十里之长冈子起，斜向东南至通肯河西岸八道沟北，九道沟南止，拨于该公人等荒地四十余万晌，作为该属界，奏奉，允准在案。”当时的札萨克辅国公巴勒济尼玛将划定的荒地，除乌裕尔河北岸酌留生计牧场外，其余均招民开垦。每晌地收银2两1钱，加收1钱5分杂费。这次共丈量毛荒456754晌，其中留乌裕尔河以北的生计地106742晌，净剩毛荒350012晌。在350012晌中，巴拜行局已放213124晌，不可垦地25288晌，归拜泉就近招放20250晌。实际上旗札萨克真正放垦的是91350晌。收押租费13万两。从光绪二十四年开放巴拜段荒开始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共32年间，放出荒地688500晌。在拜泉、依安、克山等地设有租赋局，办理垦地租赋事宜。

由于蒙地的开放，原来在乌裕尔河南畔游牧的牧民大部分被挤到河北，牧场顿时显得拥挤起来，草原载畜量减少，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好多牧民的牧业收入已不能维持生计，只好兼营土地，搞少量的试耕作，以补充牧业生产收入的不足。粗放农业的出现，为游牧100多年的额鲁特人带来了定居文化和农耕文化。一旦进行耕作，就不需要走奥特尔那样游牧，蒙古包不用拆卸，可在耕作地附近固定，后来发展为几个人伙种农田，这就出现了几座蒙古包固定在一地的情景。后来这些固定的蒙古包逐渐演化为土木结构的房屋。开始时一户两户，后来三户五户，最后形成了村落。依克明安旗的古老村落，就是在这种经济变革条件下产生的。因为是断断续续的牧农兼营，所以长时间存在着既有游动的蒙古包，又有固定的房舍，既有几户合并的走奥特尔的阿寅勒，也有新型的村落。村落出现的初期，还没有完全脱离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一般是一个部落的人构成一个村落。依和部落有依和艾勒，鄂吉格斯部落有鄂吉格斯艾勒，杜尔伯特部落有杜尔伯特艾勒，特楞古德部落有特楞古德艾勒，辉特部有辉特艾勒。由陶日古德、莫日格德、阿拉善三姓组成的村落叫古日本格日，意为三间房或三家子，在今富海镇五兴三队、四队。由两户阿特格德和奥特格德、包日哈德、博日和德、哈拉哈、包日吉格德、明嘎德等八户共同定居的村落叫奈门格日，意为八家子。由7户人家开荒种地而定居的村落叫道兰塔日延格日，意为七家地房子。后来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村落逐渐增多，后建的村落与先建的村落相对而称新艾勒（新屯），按其方位又出现了东新屯、西新屯、腰新屯等等，这些古老的村落，都是额鲁特人从游牧文化过度到农耕文化的历史见证。到伪满洲国前后，游牧的蒙古包已基本消失。虽然在额鲁特人中农业生产占有了一定的比例，但是，广大牧民的生活并不富裕，每年收获的粮食不及糊口，由于牧场的缩小，不少牧民破产。由于受到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牧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发生了“棒打贝子府”的事件。以德日艾勒（现小泉子村）额鲁特蒙古人帕哈、何提门、八其门德、八彦门德等为首的百余名旗民手持棍棒、器械闯入贝子府进行说理斗争，强烈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分给本旗额鲁特蒙古人足够用的生计地；二是贝子府出资开办学堂，蒙民子女免费入学学习；三是废除各屯“阿拉巴塔”（即每年为贝子府无偿服役义务工制）。经过三天谈判斗争，旗札萨克府接受了所有条件。决定：一、分给本旗额鲁特蒙古人每名男丁二十五垧生计地（荒地），并在当年分到各户；二、同意设立公办学堂，一切经费由贝子府承担，当年筹备一切教学设备及房舍，第二年春（民国十九年）开学；三、废除旗民义务服役制，贝子府如果再用人，必须给一定的报酬。最后贝子府杀牛宰羊宴请到场的全体旗民代表。“棒打贝子府”事件取得胜利。分得生计地后，部分牧民成为自耕农，大部分牧民因无畜力、农具，只好出卖土地当雇工，生活仍然十分困难。这种贫困状态一直持续到“九·三”抗战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牧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牧有畜，耕有田，生活逐年提高。现在额鲁特人的农牧业生产都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还是农牧并举，但他们的牧业已经告别了自然游牧，而是草原放牧与棚舍饲养相结合的牧业；他们的农业也告别了粗放经营的漫撒子，而是深耕细作，科学种田。额鲁特人的经济生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依克明安旗的文化教育

额鲁特人有专门的文字，叫托忒蒙文。“托忒”是明确的意思，因这种文字表示语言比较明确而得名。托忒文创制于1648年（清顺治五年），是额鲁特部扎亚班迪达与那木海扎木苏根据额鲁特方言的特点，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接近额鲁特口语的托忒蒙文。依克明安部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东迁时，托忒文已经存在了109年。所以依克明安部的上层人物都学过托忒文，他们把托忒文带到了乌裕尔河流域。在辅国公巴桑家及札萨克一等台吉阿卜达什家均有家庭教师教其子女。一般牧民有条件的家庭采取父教子承的形式延传蒙文。当时没有正规的学校，只有一所私塾，学生只有十几人，所以托忒文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加之使用范围很窄，只限于本部落内，因而到清末时托忒文基本上在依克明安部消失。

依克明安旗筹备建立正规学校开始于民国四年，但是当年没有建成。据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巴勒济尼玛贝子呈报的《依克明安旗筹设小学分区册》记载：“本旗旗小人稀，村屯远近不同，求学子弟无多，难以整齐。虽然如此，本贝子将村屯远近酌量分为三区：拟自贝子府向西所有七屯作为西区；又贝子府东所有七屯为东区；其河南五屯为南区，应作设立小学之区域。”据有文字记载，这个计划在十五年后的民国十九年才得以实施。先后共建了3所学校。

依克明安旗初级小学校，成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四月，校址设在旗札萨克贝子府院内。共4个班，120名学生，4名教员，校长李孟廉。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学校停办。仅存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

依克明安旗启蒙小学校。建于1936年（伪康德三年）三月，实际上是原依克明安旗小学校的恢复，只是改了校名而已。启蒙小学校共3个班，80名学生，2名教员，校长李孟廉已经辞职，由安丰代理校长。1937年（康德四年）五月安丰校长转勤到八家子小学校，胡日查毕力格任校长，同年九月玛希巴雅尔接任校长。1938年（康德五年）一月将启蒙小学校改名为依克明安旗大泉国民学校，色日扎布为校长。此时，学校学级增至4班，学生100名，教员2人。同年八月，后八家子国民学校、西新屯国民学校合并于大泉国民学校，学生增至161人，学级4个，教员5人。1940年（康德七年）一月，附设国民优级一级，学生22人。

后八家子小学校。1936年（康德三年）三月成立。学级2，学生30人，旺鲁嘎任校长。1937年（康德四年）学级4个，学生40人，五月拉木扎布接任校长。1938年（康德五年）八月合并于大泉国民学校。

西新屯小学校。1937年（康德四年）五月成立，学生20人。1938年（康德五年）八月合并于大泉国民学校。

在文化艺术方面，额鲁特也是能歌善舞的部落，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喜怒哀乐都用歌来表达。所以蒙古民歌特别丰富，每逢喜庆年节、举行婚嫁、亲友相逢、迎接宾客、祭祀大典，都是引吭高歌，以示庆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阿勒泰·杭盖》这首歌，从内容看产生于乌裕尔河流域。描写了战争使人背井离乡的情景，歌词大意是：“我们忍受屈辱和悲伤，离别了阿勒泰·杭盖，跋山涉水颠沛流离。我的骨肉同胞，我们何时再相会！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何时再相聚。”这首民歌是额鲁特人离开新疆后产生的，表达了思乡恋土的感情，曲调压抑凄凉。《库克·蒙和腾格里》这首民歌，表达了额鲁特人驻牧乌裕尔河以后的安宁生活。歌词大意是：蓝蓝的天多么晴朗，乡亲们在一起多么欢快，没有战乱，没有远徙，我们要珍惜这和平年代。此外，较著名的民歌还有《赛罕赛里木淖尔》、《黄骠马》、《回首阿勒泰》、《长长的塔米尔河》、《泉水清清》、《乌裕尔河的夏天》等等。除民歌外，还有颂词、祝词、悼词、喜鲁格（额鲁特人指好来宝）、乌力格尔等文艺说唱形式。特别是东迁时，鄂吉格斯部、杜尔伯特部各带来一名江格尔齐。他们分别叫劳德嘎尔迪、伊日必斯。乾隆、嘉庆两朝时，依克明安部通过老江格尔齐，一直流传着史诗江格尔的故事。后来老江格尔齐死后，新江格尔齐没有接下来，江格尔的故事也就失传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四．乡风民俗

额鲁特人来乌裕尔河流域时，将固有的西域蒙古乡风民俗全部带至黑龙江。婚丧诞礼，衣食住行均具有额鲁特蒙古的特色。虽经历了二百多个春秋，至今不衰。

婚俗：依克明安部婚俗分为迎亲、纳彩、婚礼三个步骤。迎亲，就是结婚的前一天，新郎与男方的亲族组成一个迎亲队伍到女方家去接新娘。新郎要穿长袍、马靴、身背弓箭，头戴红缨帽。女方家要置宴款待，以示庆贺。纳彩，就是男方家给女方家送定亲彩礼。这一议程与迎亲同时进行，迎亲时，男方将所有彩礼如数带齐，接亲前将彩礼交清方允接亲。婚礼，就是举行结婚典礼。新郎将新娘接回后，当新娘下轿或下马时，新郎取出弓箭向房门射去，以示镇邪。然后拜火、拜天、拜地、拜祖。这时男方的赞词家要伴随着各项议程，分别诵《拜火祝词》、《拜天祝词》、《拜祖祝词》以及《婚礼祝词》。最后新郎、新娘拜公婆及男方亲族，之后开始婚宴，席间边饮边歌，热闹非凡。依克明安婚礼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规矩，即“拉幔帐”仪式。新郎结婚后的第三天，新娘的母亲带领亲族，带着礼品来新郎家，将女儿卧房中挂的幔帐拉下来，然后新郎家置宴招待，这叫“拉幔帐”仪式。届时新郎家将奶勺把上栓上白色哈达，由新娘盛奶茶款待宾客，意为从现在开始，新娘主持家务。

丧俗：依克明安部来黑龙江后，虽都实行土葬，但大部分人用坐棺埋葬。这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孝服皆黑。嘉庆朝后，坐棺葬逐渐被卧棺葬所代替。

服饰：依克明安人，男女老幼皆穿长袍，而且额鲁特人的长袍与东部蒙古不同，款式肥大宽敞。一般牧民以服代被。贫富不分，均穿皮靴，戴红缨帽。光绪二十四年蒙地招垦开放后，方接触汉人，民国以后，才逐渐使长衫演化为短褂。

居室：依克明安人，乾隆年间来黑龙江后，除了札萨克府和寺庙是固定的砖木结构建筑外，其他台吉与平民，均住蒙古包，蒙地开放以后，才出现房舍。

祭祀：有敖包祭、泉祭、转庙、扛经、千灯祭和祭祖等祭祀活动。关于敖包祭：依克明安旗共有四座努图克敖包，每个部各有一座。依和部的叫公·因·敖包，鄂吉格斯部的叫札萨克敖包，杜尔伯特部的叫杜尔伯特敖包，特楞古德部的叫兀良哈敖包。据1940年绘制的地图标示，依克明安旗共有9座敖包。依和努图克辖区有5座。即后八家子屯东3.5华里处有一个，后八家子屯西南2.5华里处1个，前八家子屯东南2华里处有1个，前七家子屯西南6华里处有1个，前七家子屯偏西南12华里乌裕尔河北畔3华里处有1个。杜尔伯特努图克辖区内有4座。即大泉子屯东北1华里处有1个，旗公署西北3华里、大泉子屯北4华里处有1个，小泉子屯偏东北3华里处有1个，东新屯东南与克山边界6.5华里、现依安县境内有1个。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为祭日，以牛羊为祭品，喇嘛席地而坐诵经祈福，祷告畜牧丰收。并举行隆重的赛马、摔跤、射箭活动，惟妇女不准参加祭敖包。敖包祭祀结束时，参加者在敖包前共享部落敖包肉粥。关于泉祭：依克明安旗乌裕尔河北畔有矿泉两眼，俗称大泉子、小泉子。大泉子在西，小泉子在东。泉底为五色彩石，晶莹透明，绚丽缤纷，泉水冬夏长流，零下30度至40度从不结冰，从泉眼流淌出来的小溪，常年供人畜饮用，当地牧民视为神泉。每岁农历六月初二用鲜奶、奶干、奶酪、奶油进行祭祀，以示洁净。祭泉时，人们清早来到泉边进行祭拜，然后用泉水洗目，既除眼疾，又能清目，祭祀完毕，全体进行野餐。除六月初二例行祭祀外，每年的端午节，牧民聚集于泉水边饮水洗目。牧民平时得眼疾，也到此泉洗目，但是禁忌在泉的前方往返，要绕行于泉之后方，可见尊崇泉神之诚意，这一习俗流传至今。关于转庙：依克明安人笃信佛教，所以形成了转庙习俗，每岁3次，即农历正月十六，六月二十、八月十五日。届时，旗民聚集庙内，全体喇嘛身着僧服，排列成队，达喇嘛前行，其他喇嘛诵经随后，伴以鼓乐，声势浩大。旗民在喇嘛队伍后随行。从庙殿出发，出山门，从右向左绕一周，大约3华里，再回原处，到庙堂跪拜祈福。关于扛经：也是信仰佛教的习俗。每年或春二三月或七八月间，择日进行。届时参加扛经者，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集中于庙堂，向经堂经卷叩拜，然后每人拿一部黄布经包扛在肩上，走出经堂，走出山门，从右向左绕圆周，扛经者依次鱼贯而行，每次绕4华里周圈后，再回到经殿。所有扛经者要扛几次，视自己体力而行。关于千灯祭：每岁农历十月二十五日进行。这一天是黄教始祖宗喀巴的忌日。届时庙堂正殿摆放若干个佛灯，信徒们到佛堂去点燃佛灯，以示纪念。有虔诚的信徒从家中带来佛灯放置于佛殿。有的献灯油捐款，有的进供物，实为隆重。关于祭祖：这是依克明安人最古老的习俗，尤其祭祖方式更为原始奇特。据《黑龙江志稿》记载：“额鲁特种族有祭祖者，先以木瓢挂墙上，画耳、目、口、鼻，状如人面，时以牲酒涂其所画之口，口边油脂积愈高，以为祖宗享食者多，必将赐福，否则不祥。牲用豕或羊，届时用整牲，祭毕置大釜中煮之。亲友受胙者，拔刀割肉而食，馂余则埋之。每祭必延喇嘛诵经以祈福焉。”这条史料完整地记录了祭祖仪式的整个过程。这种仪式是13世纪中叶蒙古人普遍实行的一种习俗。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多次谈到这种祭祖仪式，只是制作偶像的质地有别而已。13世纪时都以毛毡制作祖先的偶像来崇拜，这是游牧经济的反映。而18世纪额鲁特人是以瓢来作祖先的偶像，这里表现了一定的农业经济。但是这种祭祀方式却是同源，是蒙古人早期祭祀文化的延续。

那达慕：是一项古老的游艺活动，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有那达慕，当然依克明安部也不例外，他们每年八月间都要举行全旗的那达慕会，会上举行赛马、摔跤、射箭三项那达慕，还要搞一些生动活泼的文艺活动。特别是寺庙的喇嘛们还要到场诵经，祈求平安。依克明安部还有一项与其他部落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每逢敖包祭时，也要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三项那达慕。

“浩黑麦”活动：额鲁特方言中称骷髅为“浩黑麦”或“浩克麦”，每岁大年初一或正月十六日，由两个人化妆成“浩黑麦”，其中一人反穿皮袄，头戴骷髅面具或者戴一个红脸长髯的假面具；另一个头上套一个仙鹤假壳，装扮成仙鹤，由骷髅带领到各户去拜年。每到一户，“浩黑麦”都要向主人问候，并说一些祝贺新春的话。主人问：“浩黑麦”你从什么地方来？“浩黑麦”说：我从老家阿勒泰·杭盖来。主人问：这么远的路程，你是怎么来的？“浩黑麦”说：我是骑着仙鹤来的。主人又问：你来这儿作什么？“浩黑麦”说：我来探望这里的五百名子孙和他们的后裔。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浩黑麦”带有思乡和祖先崇拜的色彩。头戴骷髅的人代表故乡的祖先，来探望远离家乡的亲人，对他们进行春节慰问，表达思念之情。而仙鹤则是他的坐骑，从遥远的阿勒泰·杭盖飞至此地。这里不仅体现了祖先崇拜和动物崇拜的内容，同时也表达了对族众迁徙远方的朦胧记忆。

五．宗教信仰

依克明安旗的额鲁特人，在历史上曾经信仰过萨满教和佛教。萨满，蒙古语称“勃额”，17世纪以前，大多数人都信仰萨满教。依克明安旗的额鲁特人迁徙到乌裕尔河流域时，除信奉佛教外，仍然有少数人信奉萨满教，所以依克明安旗仍然保留着萨满教的文化遗存。如敖包祭、火祭、泉祭、祭祖、浩黑麦等都是萨满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后来由于佛教排斥萨满教，使萨满教每况愈下，佛教把萨满教看作为“哈仁居勒”，意为邪魔黑教。佛教高僧们伙同旗府衙门镇压萨满教。19世纪后半叶清朝同治年间，旗札萨克请来一位叫嘎成葛根的活佛，他在旗府的配合下，按屯按户清查萨满，收缴萨满的法衣、法器、翁古达，然后集中在一起焚烧，使萨满教在依克明安旗受到一次最严重的打击，从此萨满教一蹶不振。

佛教，是依克明安旗额鲁特人的主要宗教，有清一代，几乎所有人都信仰佛教，所以佛教在依克明安人的宗教信仰中占有统治地位。依克明安部举族东迁时，本部喇嘛也随同部众同时到达乌裕尔河流域，因此，乾隆皇帝诏准建喇嘛寺两座，河北为大智寺，河南为明安寺。

1．   寺庙的始建

出于清朝统治者奴化和愚昧蒙古人的目的，加之额鲁特人本身的信仰，乾隆皇帝在诏准额鲁特蒙古人在黑龙江地区建立依克明安旗的同时，同意建立两个寺庙，以加强宗教管理。第一任旗札萨克阿布达什到达乌裕尔河流域的大泉子一带后，在大泉子附近建立了游动的札萨克府，经本部的活佛指点，在大泉子西侧坎下修建了一座喇嘛庙，蒙古语叫“依和莫日根苏穆”，“依和”与依克明安旗的“依克”同意，为“大”的意思，“莫日根”是“智慧”的意思，“苏穆”是“寺庙”的意思，汉语翻译成“大智寺”。大智寺最初的规模很小，喇嘛人数也少。

与阿布达什一同迁来的杜尔伯特部是人口比较多的部落，到达乌裕尔河流域后，在距离阿布达什的大泉子东2公里的小泉子附近跨乌裕尔河两岸游牧。为了河南岸蒙古人的烧香拜佛方便，在小泉子的对岸又建立了一座寺庙，叫“明安召”。“明安”与依克明安旗的明安同意，为“千”之意，“召”为“庙”的意思。明安召常年只有两名喇嘛，一名是“涅巴”，当地的额鲁特人叫“尼日巴”，是庙务财务管理员。人们把明安召的所在地叫“尼日本艾里”，“艾里”为屯子的意思。后来，为了香客烧香方便，在明安召附近挖一口井，供游牧民和香客饮用。自从清朝开禁，蒙地招垦放荒后，汉民逐渐迁入依克明安旗境内，因汉民与蒙民在语言交流上有障碍，所以，汉民视尼日本艾里有喇嘛还有井的现实，把尼日巴艾里叫喇嘛井子屯（如今在依安县境内）。由于蒙地开垦的逐渐加剧，明安召一带的蒙古牧民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游牧生活，因此，纷纷迁往河北大泉子附近的蒙民生计地，明安召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并入大智寺。

2．重建的大智寺

巴勒济尼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札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升任札萨克镇国公，民国二年（1913年）又升任札萨克贝子，每一次的升迁都与巴勒济尼玛对当政政府的贡献有关。时间到了1928年（民国十七年），巴勒济尼玛札萨克看到大智寺佛殿残裂，庙垣坍塌的景象，觉得不仅有碍观瞻，而且亵渎神灵，又因1928年是吉祥的龙年，于是决定重起浮图，修建大智寺。新的庙址选定在大泉子东北一华里处。

新大智寺的结构和规模 大智寺是综合性的大院，由宽200米、长400米的4米高的土垡墙包围，占地约80000平方米，院墙开南大门（山门）和北小门。大智寺的正殿座落在南北两个门的轴线靠北处，是底座高于地面1、67米，宽20米、长40米的砖木和石灰结构的，青砖墙外刷有白灰的仿臧式二层建筑，庙顶四角各有一个一米左右的臧式镏金塔柱。正殿内包括供佛堂、诵经殿、藏经楼等主体建筑。正殿的前殿是四大金刚殿；正殿的后面是宗喀巴庙。从四大金刚殿的左右各有一2米高的土护墙延伸出去呈长方形把大智寺、金刚庙和宗喀巴庙包围起来，占地约5000平方米。护墙外的东侧偏南是召根仓（全庙后勤生活管理处）、西侧偏北是葛根仓（活佛生活管理处）、东南角有一口水井，正殿护墙外的其余地方建有喇嘛们的住宅，每位喇嘛都有单独的住宅。山门外两侧各竖有一根10米高的经杆，顶端是金黄色的铜帽，两杆之间横挂“佛光普照，普渡众生”的经文。大智寺正殿的门上悬挂着兰底金字用蒙古文、满文、汉文书写的“大智寺”的匾额，是民国大总统亲笔书赠。另外，院墙外正对着北小门的哲喇嘛庙一座，院墙外东北角的关帝庙一座和西南方向一华里处的龙王庙也是大智寺的附属建筑。围绕着大智寺有一条供转庙者行走的小毛道，半径大约在230米左右，蒙古语叫“高若”，在高若上每隔百余米有一砖石堆或丁香树，高若就是庙宇与外界的分界线。

新大智寺的佛像、经典和法器     大智寺共供奉佛像101尊。其中铜质37尊，石质1尊，药质5尊，土质11尊，绘画47幅。铜质有苏布热嘎佛3尊，麦德尔佛1尊，召布吉日佛1尊，超日吉佛7尊，阿日亚保勒佛2尊，讷库德佛4尊，昭布林布车布佛1尊，敖根达日格佛1尊，查干达日格佛1尊，乌遵尼哈佛1尊，满珠西里佛1尊，亚门遵嘎佛1尊，文萨瓦佛1尊，扎拉萨布第佛1尊，亚玛勒达格佛1尊，哈喇玛哈嘎拉佛1尊，查干玛哈嘎拉佛1尊，满达拉佛1尊，乌兰玛哈嘎拉佛1尊，黑乌恩腾格里佛1尊，查干西库日特佛1尊，塔本汗佛1尊，额日勒格汗佛1尊，毕萨木尼佛1尊，那孙佛1尊。石质有释迦牟尼1尊。药质有麦德尔佛1尊，阿尤希佛1尊，图瓦佛1尊，敖药则荣佛1尊，阿日亚保勒佛1尊。土质有者扎巴萨日苏莫佛1尊，哈依热布第佛1尊，玛哈然萨佛4尊，关圣帝君1尊，关平1尊，周仓1尊，马童1尊，介喇嘛1尊。纸布画47幅。大智寺建寺时，共存有各种普通藏文经卷70部。光绪到民国年间又新购118部，共藏经188部。新置经卷是：光绪三十年，买北京木版分连纸《松第经》一部；同年旗札萨克辅国公巴克默道尔吉由北京雍和宫购买木版分连纸《义乌穆经》两部，赠送给大智寺；光绪三十二年，贺希格喇嘛到外蒙古库伦城，购买西藏铁版阿拉腾巴拉，萨木嘎纸《甘珠尔经》108部；民国十一年，又购买了《塔拉巴经》2卷、《乃曼明嘎经》、《召布吉尔扎日力格经》、《朝克图胡力扬贵经》、《依和尤瓦尼经》、《朝克图阿尤勒格奇经》各一卷。大智寺有钹、立鼓、锣、铙、海螺、小钹、经铃、酒盅、经壶、唢呐、大喇叭、小喇叭等法器32对，质地有铜、皮木结合、贝和紫铜。

大智寺佛事活动 大智寺的喇嘛，除每日上香敬佛，正常诵经外，每年还有十六次佛事祭奠活动，共43天。正月初十至十六（7天）为祝福经会，为国民祈祷吉祥如意，前途光明；2月8日至9日（2天）为亡会，为亡人祈福，祝愿亡人在极乐世界平安；4月8日至16日（9天）为敖特希经会，为牧民祈祷消除百病，永保安康；5月16日为敖包祭奠，祭祀时旗民筹办牛羊祭品，煮肉粥，举行赛马、摔跤比赛，喇嘛席地诵经祈祷草原兴旺，人畜平安；6月2日为泉子祭祀，祝愿一年四季风调雨顺；6月6日至8日（3天）为甘珠尔经会，祈祷国泰民安；7月15日为千灯经会，祈求佛圣保佑百姓； 7月23日为葛根经会，向葛根祈祷；8月15日为耶玛勒大嘎经会，乞求耶玛勒大嘎为民除害；8月16日至17日（2天）为塔拉巴经会，给亡人指路，以免亡人下地狱；8月18日至20日（3天）为甘珠尔经会，仍祈祷国泰民安；9月22日为佛会，庆祝诸佛聚会；10月9日为葛根经会，仍向葛根祈祷；10月23日至25日（3天）为宗喀巴经会，纪念黄教首领宗喀巴大师；11月8日至10日（3天）为甘珠尔经会，再次祈祷国泰民安；12月27 日至30日（4天）为辞旧迎新经会，为民众祈祷一年万事如意。除此之外，每岁正月16日、6月20日、8月15日，届时，全体喇嘛盛装，手持法器，前导队高举佛伞、经幡，鼓乐齐鸣，绕殿垣一周，男女信徒随喇嘛队伍之后，每人肩扛一部经卷，依次而行，被视为纳吉禳灾。

大智寺组织机构 大智寺最高首领为活佛。首任一世活佛为准噶尔部额鲁特人，乾隆二十二年随依克明安部迁至此地，继续坐坛，到1945年解放，共转七世。二世至五世活佛，由于资料贫乏已无考。六世活佛，名嘎拉僧，依克明安旗依和部人。七世活佛法名莫尔根班吉达堪布葛根，民国元年生于扎赉特旗，祖籍努图克人，乳名罗布桑丹必尼玛。民国七年（1918年）7岁送至扎赉特旗钦达木尼庙学习经典；民国十五年（1926年）15岁，赴山西省五台山寿宁寺，即额布根满珠西利庙学习；民国十八年（1929年）18岁去青海省塔尔寺学习；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3岁赴西藏拉萨学习深造。在七世活佛学习期间，西热图喇嘛耶希当丹代理活佛职务。活佛以下为西热图喇嘛。西热图喇嘛以下为达喇嘛。达喇嘛管理大智寺一切事务。下分两仓：即葛根仓、召音仓。葛根仓负责活佛的活动与生活事宜；召音仓负责大智寺的一切事务。达喇嘛以下又分若干各负其责的执事喇嘛。德木齐：辅佐达喇嘛管理召音仓的事务；第泊：具体负责召音仓的事务；常斯达：具体负责葛根仓的事务；依和葛斯贵：负责喇嘛戒律；巴嘎葛斯贵：协助依和葛斯贵管理喇嘛戒律；依赫翁斯达：负责领导诵经；巴嘎翁斯达：协助依赫翁斯达管理诵经；盖松嘎：协助巴嘎翁斯达组织诵经；尼日巴：两仓都有尼日巴之职，分别负责葛根仓、召音仓的事务；高尼日：负责侍奉佛堂；扎玛：主管庙会炊事；以下为普通喇嘛。

据1940年统计，大智寺共有喇嘛55名，光绪年间入寺者20人，宣统年间入寺者5人，民国年间入寺者30人。其中去蒙古勒贞瑞应寺学习者4人，去扎赉特旗钦达木尼庙学习者6人，去日本东京留学者1人，去其他地区庙宇学习者2人。

大智寺最后一位活佛，即第七世活佛为莫尔根班吉达堪布葛根，西热图喇嘛耶希当丹，达喇嘛扎拉萨，德木齐阿敏布和，葛斯贵朝格扎布，常斯达学迎。

依克明安旗札萨克，对喇嘛庙管理有方。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喇嘛教的腐败与退化现象，旗札萨克为大智寺规定了《暂行喇嘛庙管理办法》和《依克明安旗大智寺庙规》。《暂行喇嘛庙管理办法》共16条，分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为人事制度。所有人事任命权，集中于旗长手中，不仅达喇嘛由旗长任命，其他执事喇嘛以及平民充当喇嘛均由达喇嘛推荐，旗长任命之。第二方面为财经事务。寺庙所有经济收入、预决算、财产处理等，均由旗长认可。并由旗公署职员中任命一名庙监管理财经工作，庙方的任何现金支出，必须经庙监审查批准。实质上寺庙的财经权也归旗札萨克府统管。第三方面为教育问题。规定所有少年喇嘛必须完成国民学校之义务教育，否则不准充当喇嘛。这个暂行办法，体现了一个特点，即把人权、财权、教育权统统集中于旗公署及旗长手中，限制喇嘛们为所欲为，把宗教完全控制在政权之中。《依克明安旗大智寺庙规》共13条。相当于喇嘛守则，对衣着、饮食、起居、外出、请假、会客等诸项事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是对喇嘛行为的约束。在当时来讲，这些制度具有改革意义，对宗教的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黑龙江省虽有几十座喇嘛寺庙，但有完整的规章制度，而且见著于史料的惟有大智寺。这对研究喇嘛庙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暂行喇嘛庙管理办法                  （康德五年1938年）

 

甲           人事

第一条：达喇嘛（主持）旗长任命之。

第二条：达喇嘛以外之役僧由达喇嘛之推荐旗长任命之。

第三条：凡役僧任期为一年，但不妨留任。

第四条：希望为喇嘛者须经达喇嘛之申请，旗长认可后处理之。

乙           经费

第五条：喇嘛庙会计之指导，由旗公署职员中任命庙监理一名及庙助理一名（蒙系职员之中）。

庙监理及助理员为义务职务。

第六条：喇嘛庙会计手续遵照旗公署会计手续办理之。

第七条：喇嘛庙现金出纳，经达喇嘛之裁决后及监理之认可，欲为支出时须申请旗长而代其指示处理之。

第八条：历来喇嘛个人之收入念经料类，悉归喇嘛庙之收入。

斟酌喇嘛之职务、家庭状况等得由庙预算中支给津贴及被服之类（如因预算关系不能支给津贴及被服时其念经料仍归个人收入）。

第九条：庙募集地方寄附金时，须经旗长之许可。

第十条：庙寄附金及参拜料为庙之收入。

第十一条：庙有财产处分时，须经旗长之认可。

第十二条：庙之预决算，须经旗长之认可。

丙           教育

第十三条：现少年喇嘛，均须完成国民学校之义务教育（国民教育）。

第十四条：青年喇嘛入庙讲习会，听受讲习其期限，另定之。

第十五条：义务教育未了者不准为喇嘛。

附则

第十六条：本办法自康德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依克明安旗大智寺庙规

 

第一条：凡喇嘛均有服从达喇嘛之义务。

第二条：达喇嘛不在时得木齐代理其职务。

第三条：在庙内居住之喇嘛禁止下列事项

一.饮酒吸烟

二.赌博

三.斗欧漫骂或其他不正亵渎佛地之行为

第四条：凡经典佛像或其他庙有重要物品持出时，须经达喇嘛申请旗长之认可，否则不准持出。

第五条：遇庙会或定期诵经之际，均须循例到庙仓或佛堂。但因特别事故，提前经达喇嘛许可者不在此限。

第六条：凡喇嘛外出念经者须经达喇嘛之许可。

第七条：喇嘛之外出逾二日时须请示达喇嘛之许可并声明其理由。

第八条：凡庙仓或各喇嘛留宿亲族客人（男或女）之际，须经达喇嘛许可，否则不准留宿。

第九条：凡遇有参拜者，须由执事僧人加以领导之。

第十条：役僧须遵照分担事务执行使无遗憾。

第十一条：凡喇嘛不准身着普通便服以示区别。

第十二条：如违反本规则时消除其僧籍。

第十三条：本规定自康德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黑龙江蒙古学研究会调查组2001年11月

 

                                                               何学娟执笔

 

 

 

文摘

“经箱乐”的形成、流传和音乐特性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在很多方面与蒙古的固有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中央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包·达尔汗先生在2002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的文章，对流传于蒙古地区的经箱乐作了初步的探讨。经箱乐是在民间为丧事而举办的由喇嘛演奏的音乐。经箱乐形成于清朝末年，它的形成与蒙古宗教和汉族宗教音乐的相互影响有很大的关系。经箱乐主要流传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贞旗、科尔沁一带。经箱乐是由喇嘛乐师班在民间丧事上演奏的器乐曲，使用的乐器有笙、管、笛、唢呐、鼓、镲、钹等，有一套固定的演奏曲牌。经箱乐中的乐器有时因人员、场地或别的因素有或多或少的现象，经箱乐的曲牌目前掌握的材料有7个或8个的说法，从乐曲来看，主要是传统的蒙古族音乐和汉族音乐，期间还没有发现相互混杂的现象。经箱乐的音乐特征是音乐结构以单一曲牌的多次反复为主，曲牌源于民间，变化不大，基本保留了原型，形态简易，蒙汉风格并存。

罟罟冠的形制

中央民族大学的副研究员苏日娜女士在2002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罟罟冠形制考》的文章，考证了蒙元时期蒙古贵族妇女的帽冠。罟罟冠的形制随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罟罟冠是以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材料制成的，早期在北方以树木、桦树皮为骨架，继而以铁丝制架，进入中原以后则以竹为骨架。罟罟冠的装饰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差异，富者饰以宝石、珍珠、彩珠、翠花、琥珀、织锦、孔雀羽毛等；贫者则只能以青毡、黑布、粗麻、野鸡毛等来装饰。最早的罟罟冠较高，平均在3尺左右，元朝末年降到2尺左右。罟罟冠的高矮变化直接反映出蒙元社会生活的荣与衰。

蒙古族小说的民族自省意识

文艺理论对文学作品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黄薇副教授在2002年第1期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从〈尘埃落定〉的民族自省意识谈当代蒙古族小说》，探讨了当前蒙古族以至其他民族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理论问题。《尘埃落定》由于深刻批判了民族传统的缺陷而具有自觉、理智的民族自省意识，当代蒙古族小说则缺乏这种意识和理论。在前17年的蒙古族小说中，阶级取代了民族，人物性格只有阶级的差异却没有民族的相同性，民族性只是作为价值判断出现在小说中。1984年后的小说开始对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弱点做出反省，虽然更多还是表现在事物表面，但民族的理性与反省力开始觉醒。

元代庙学

       庙学即是各级儒学，庙学之制起源于唐代，是庙与学二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申万里博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庙学考辨》的文章，对元代的庙学作了深入的探讨。元代对庙学的发展是比较重视的，多次下达儒户免役和禁止骚扰庙学的诏令。元代庙学的发展表现在庙学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区域和范围。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是比较完善的，典型的庙学是国子学和地方路、州和县的官学，由于是政府办学，学田有保障，经费比较充裕，庙学的设施也比较完备。元代庙学有庙（也称礼殿、大成殿、夫子庙、文庙等）、学宫以及其他辅助设施构成。除官办的庙学外，元代还有其他形式的庙学，如社学、义塾、军队及转运司庙学等。元代随着庙学的推广，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得到完善，元中后期，庙学出现了重祭祀，轻教学的现象。

鄂尔多斯部的形成

       鄂尔多斯蒙古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依克召盟。历史上他们是因为守护成吉思汗的八白宫而从全蒙古部落中集中到此的，后人将他们称为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沙·班泽尔先生在2002年第1期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论鄂尔多斯人的形成》，阐述鄂尔多斯人的形成和成吉思汗陵之间的关系。成吉思汗在西征西夏的时候，路过现在的鄂尔多斯地区，看到风景优美，曾赞叹不已。当成吉思汗逝世后，把他的遗体（有的记载是把成吉思汗的随身衣物）葬在这里，形成君主的陵墓，并派人守护，守护成吉思汗陵墓的人就成为日后的鄂尔多斯人。1282年，举行成吉思汗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元朝皇帝忽必烈亲自前往鄂尔多斯地区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参加祭奠活动，并规定今后每年四季定期举行成吉思汗祭奠活动。成吉思汗陵修建之后，就应有人守护，他们就是最初的鄂尔多斯人，后来随着成吉思汗祭奠的定期化和规模的扩大，守护和组织祭奠的人从蒙古各部相继而来，成为鄂尔多斯人的前身。

科尔沁文化

       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呼日勒沙先生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上发表题为《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尔沁文化研究概况》的文章，介绍科尔沁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科尔沁文化是蒙古传统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是内蒙古民族师范大学科尔沁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90年代是发展时期，科尔沁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风俗、萨满教、历史等方面。

蒙古语言、历史与文化

       语言和文字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一直是拥有语言和文字民族的重要的事情。青海民族学院教授贾晞儒教授在2002年第1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蒙古语言与蒙古族历史、文化》，阐述蒙古语言不但是蒙古族人民的交际工具，而且是蒙古族文化、历史的载体。他的语法结构、语义构成、语义演变等都表现着特定的文化蕴涵，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蒙古族的拇指崇拜

       拇指崇拜是蒙古族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央民族大学的胡格吉夫副教授在2001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论蒙古族的拇指崇拜》，讨论蒙古族拇指崇拜现象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蒙古族拇指崇拜与蒙古族的神话、民俗、尊右习俗都有关系。古代的蒙古人神话了在狩猎过程中箭手的拇指作用，因而产生了拇指崇拜。蒙古人认为拇指是男子汉的象征，英雄人物的化身。

元代有关回回的立法

       元代回回是色目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在立法方面他们得到很多优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东平博士在2001年第6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关涉回回立法初探》，探讨元代回回在立法方面得到的优待。在行政法规方面：元朝民族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族不平等，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学术界没有发现元朝政府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然而四等人的划分在实际执行的诸多政策、法令、法规中却反映出来；元朝政府在职官制度中做出规定，一些官职必须由回回或色目人担任；在科举中也给回回人优待；在阴叙方面回回人也有比汉人高的特权；丁忧等一般的法规等方面回回都得到优待。在刑事法规方面，一是给予并保护回回人的一些特权；二是除了对回回人的一些特别规定外，回回人需遵守通行的法律法规。此外，在经济法规和民事法规中都有给予回回人或色目人的较高权利。这些都以制度或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宗教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一个民族的宗教，对研究其民族的历史、经济等都有好处。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的孙悟湖先生在2001年第6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点评元朝宗教的特点。元代宗教派系繁多，呈现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宗教融合大潮下的斗争性、信仰主体的复杂性、宗教气氛的浓郁性和宗教团体的等级性等特点。

阿拉善蒙古与清廷的联姻

       阿拉善的蒙古人原属于漠西额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其牧地东邻宁夏，西接甘州，北近瀚海。领主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今分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有清一代，阿拉善是清朝皇帝实行政治联姻的重点部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杜家骥教授在2001年第5期《民族研究》上发表《阿拉善蒙古与清廷联姻述评》，揭示清廷与阿拉善联姻的特点及政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满、蒙古、汉血缘融合等。阿拉善蒙古是清代西部蒙古诸部中惟一与皇家有联姻关系的部落，而且世代通婚，杜教授根据清皇族《玉牒》辑得该部与皇家联姻27次。清廷与阿拉善的联姻主要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位。清朝前期，因为与噶尔丹的战斗，清朝不能忽视有重要军事地理位置的阿拉善地区，同时，阿拉善蒙古的领主和罗理是青海蒙古顾实汗之孙，顾实汗的子孙不仅驻牧青海，而且进驻西藏，控制藏区。这也是清廷联姻的原因之一。后来，上层之间的联姻关系在皇家联姻的基础上形成，因此可以说，有清一代，皇家与阿拉善蒙古之间的联姻关系在特殊原因，如战争等因素下中断外，一直被持续着。因清朝皇家后代中有很多汉族皇妃所生的格格出嫁到阿拉善，因此，在血缘上可以说是满、蒙古、汉的融合。

 

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

2000年德国中亚研究所的伊丽莎白·乔多博士的研究成果《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出版。此书是整套研究工作的第一部分的成果，以后将有成果陆续发表。该书由序言、导论、原文语言特征、正文、术语索引、参考书目和原文影印件等7部分组成。该书公之于众的文献残片有240件，分属42种文献，主要内容有：

1．   皈依佛陀方面的7篇经文；

2．   崇敬圣观世音菩萨之类经文，如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一种缩写等8篇经文；

3．   威德金刚颂1篇；

4．   祭祀黄财神经文6篇；

5．   格斯尔汗祭词2篇；

6．   高僧大德颂4篇；

7．   阿勒坦汗赞歌1页；

8．   熏祭用品的来源及其礼仪祭词2篇；

9．   招魂词及祭火招词4篇；

10.      借助神力庇佑平安之咒语5篇；

11.  禳灾劫难之咒语2篇；

12.  历法书7篇；

13.  占梦篇4篇；

14.  星占术5篇；

15.  中阴四部偈文。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乔吉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乌力吉在2001年第3期的《蒙古学信息》上发表题为《〈关于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兼评〈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一书》介绍和评价了《蒙古科学院收藏的从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发现的桦树皮文献》。此批桦树皮蒙文文献是1970年由H·普日莱和E·B·莎符库诺夫率领的蒙-苏历史文化考察队在坐落于蒙古国布剌干省南部的达新齐苏木所在地以西12公里处的哈剌布罕·巴尔嘎松古城遗址中发现了1400多块写有蒙古文和藏文的桦树皮，学者们认定此文献是17世纪前半叶的产物。此批文献中的一部分法律文书已由蒙古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H·普日莱教授公开发表。乔吉和乌力吉在桦树皮文献的成书时间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成书应该在西藏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初期阶段；另外，还注意到文献中出现的中世纪古蒙古语，如13-14世纪蒙古人使用的月份的说法；同时指出了有些解读的明显失误之处。

 

韩国的蒙古语研究

       韩国学者成百仁先生在内蒙古大学第三届国际蒙古学讨论会上发表题为《韩国的蒙古语研究》，在2001年第3期的《蒙古学信息》上，穆仁先生将其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韩国的蒙古语言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古代蒙古语言研究和现代蒙古语言研究，前者是以书目学、历史、比较文学和比较语言学为主，后者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主流蒙古学研究资料上；前者的研究课题主要来自历时音系学、借词现象等，旨在弄清韩国语和蒙古语之间的亲合关系，而后者之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词素句法和语义学内容，对《蒙学三书》和其他古代蒙古文献的研究旨在弄清韩国语与阿尔泰语系之间的亲合关系，进而澄清韩国历史之源起问题，而现代蒙古语研究所描述和解释的现象，严格地来讲都属于蒙古语族自身的问题。

近代第一份蒙文期刊

内蒙古图书馆的忒莫勒先生在2001年第3期《蒙古学信息》上发表题为《〈蒙话报〉研究》的文章，介绍和评价了近代第一份蒙古文期刊。《蒙话报》是1908年吉林省调查局主办的，其宗旨是：“以开发蒙民知识为目的，籍以疏沦蒙情而宣扬上德，兼为调查各蒙旗政俗之补助。”体例“采辑各种论说暨内政外交之有关蒙古事项，以及浅近学说，足以启迪蒙民智识者，用通行之蒙古语编演，之间亦插入图画”。内容分谕旨、中外要点、论说、奏牍、时事要闻、演说、浅近学说、市价、杂俎、附录等10类。每月出版一期，逢十五日发行，每期出版600份，分送吉林所属蒙旗各地之蒙古人民，不取报资。吉林省调查局总办兼任该刊总理，除汉文编纂由本局局员兼任外，有蒙文书译员、蒙文助译、汉文书记和画师。《蒙话报》的存世情况，国内内蒙古图书馆存有完整的第25期，另外报道还存有第5期（未见原件），内蒙古图书馆还存有第7和27期的残书。国外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研究所图书馆存有第5-6、7-9、16-17期。该刊虽然以报为名，从其内容看，实为一政治性很强的综合性期刊，颇有些政府公报的色彩。

蒙文的信息处理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的华沙宝教授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关于蒙古文信息处理工作》的文章，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蒙古文的信息处理工作的基础上，阐述蒙文信息处理工作中的方式方法、技术手段、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正确理解在信息处理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投入，面对遇到的难题，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应用，通过对现有蒙文的改革，使蒙文信息处理工作更加适应时代的步伐。文章有：1、蒙文信息处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2、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存在的困难；3、对蒙文信息处理工作的意见。

蒙古包装饰的意义

蒙古国立大学的南丁毕力格先生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蒙古包装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一文，阐述蒙古包装饰的象征意义。蒙古包主要是由支架和围毡构成的，图案也在支架和围毡上。作者通过民间文学的婚宴祝词、贺词等，总结出蒙古包装饰的特点：1）抽象地描绘山、水、云等自然景致；2）描刻猛兽、擒类；3）表示祝福。

蒙古族的纪年

内蒙古赤峰师范专科学校的宝音初古拉先生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上发表题为《浅谈蒙古族的支干纪年习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蒙古族运用过十二生肖法、五色法、五行法、六十循环法、汉族的天干地支、汉族的朝代、蒙古朝代等纪年方法。

 

古代农耕和游牧经济文化类型

       农耕和游牧是两个大的经济类型，它在中国经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西北民族学院的贺卫光副教授在2002年第1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阐述了农耕和游牧两大文化。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的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战国时代不同文明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影响

学术界对活动在蒙古高原的北方各族古代历史和内蒙古地区近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古代中原国家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却研究的不多。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张久和研究员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战国时代燕、赵、秦诸国对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和管辖》的文章，阐述古代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在内蒙古碰撞交汇。内蒙古地区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交互影响、彼此吸收、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场所。燕是周在北方的一个诸侯国，强盛时期占有今河北、辽宁大部和内蒙古赤峰、通辽南部的部分地区，前300年后，燕王用从东胡回来的秦开率兵击东胡，东胡败，北退千余里，燕国自秦开向北击走东胡，修长城，置郡，移民屯兵戍边。战国时代的赵国，强盛时期大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赵国是在赵武灵王时期把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的。赵国进入今内蒙古境地后，修筑了长城、建立了城镇。赵武灵王死后，赵国在内蒙古的管辖能力逐渐减小，前222年，赵国全境归秦国。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的强国，占有陕西、甘肃、宁夏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方。秦国在今内蒙古地区也有长城、郡、县等管理机构。此后，历史上的内蒙古地区一直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反复拉锯争夺的地带，也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互影响、彼此吸收、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

游牧经济的产生和存在的根基问题

       薄音湖教授在2001年31号《日本蒙古学会纪要》上发表题为《明朝眼中的蒙古和蒙古眼中的明朝》的文章，阐述在明朝和蒙古南北对峙时期，双方各自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具有二重性的政策。明朝为了防御蒙古南下，修长城以拒之，双方战争频繁；为了减轻军事压力，明朝又与蒙古进行贸易。蒙古为了在经济上取得明朝的日用品与农产品，对明朝怀有一定的尊敬；另一方面，蒙古在明朝面前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蒙古是形成世界的“五色四夷”之尊。明朝和蒙古对双方的看法基本上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反映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关系。另外，游牧经济的起源及其长期存在的根基是北方民族在放弃了农耕以后还可以从南方民族手中得到游牧经济的补充和支持的结果。

大蒙古国时期的课税所

       课税所制度是蒙元史上一项重要制度。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吴志坚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职能及其“地方化”问题》，研究大蒙古国的课税所制度。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基本职能是征收课税，它不具备监察职能，不参与征收科差，在税粮征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课税所与诸王、世侯关系颇为复杂，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情况都有所不同。课税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现象。课税属大汗，课税所隶燕京行省在整个大蒙古国时期没有根本变化。

 

大蒙古时期的诸王与儒士

       大蒙古时期（1206-1271年），一些蒙古诸王出于统治的需要，任用儒士为他们服务。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赵琦博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大蒙古时期的诸王与儒士》，阐述蒙古诸王与儒士接触对了解中原文化产生一定的作用。大蒙古国在与金朝的来往中，接触了一些中原的儒士。1211年，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后，这种接触进一步扩大，进而成为了解和利用。蒙古诸王身边的儒士主要充任怯薛宿卫、投下官员、名士和子弟教师。

清代的藩部与行省

       清代中国政区包括藩部和行省两大部分，二者虽同是统一国家主权下的统治形式，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永江先生在2001年第2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论清代的藩部与行省》，探讨藩部与行省的差异得出结论：行政体制及权利运行方式不同。藩部采取的是多元的管理模式，各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而行省则完全是整齐划一的。双方对国家的权利、义务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需要，大部分藩部地区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行省则处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政治上无任何特殊权利可言；义务上，行省必须以赋税的形式完全承担向国家提供全部财政收入，以满足行政事业开支和军费需要，而藩部地区没有此义务，相反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补贴满足开支。在军事上，藩部有为国家提供预备役军队和在紧急情况下自费装备、参战的义务，而行省由于实行募兵制而无此义务。国家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及由此造成的地位差异。基于社会条件的差异，清朝政府制定了藩部和行省之间的双向隔绝和封闭的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只能在各自的系统中运行。藩部、行省与中央政府关系形态不同。在行省地区，基本是分工性地方分权式的中央集权；在藩部地区，则分工性地方分权和分割性地方分权并存，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有限分割性地方分权。造成藩部与行省之间的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而历史发展呈现的趋势则是藩部地区的内地化及全国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清代的藩部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十八个行省指的就是本部，这两大类的区域在全国的版图上基本上各占一半。

忽必烈时期高丽王朝对元朝和日本的警觉态度

       忽必烈时期，高丽王朝是元朝的藩属国，在忽必烈对日本的经略中，高丽国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薛磊先生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的文章，阐述高丽王朝在此间的态度的转变。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有与日本交通的经略，但一直没有成功。期间，高丽国对元朝对日本经略的态度却发生了大的改变。元朝与日本“欲与通和”的时候，是想把元日之间的高丽作为跳板的，但是，当时的高丽元宗并不热心，随着元日战争的爆发和元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高丽忠烈王开始，对元朝日本经略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高丽元宗反对忽必烈经略日本的原因是：高丽虽属元朝的藩属国，但想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不愿意与元朝有过多的往来；还有如果元日关系紧张，高丽无疑会成为元朝对日本的前沿，元朝在高丽屯兵、屯田，高丽还要为蒙古军队提供粮食等物资；另外，高丽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倭寇”之患，如果元日交战，“倭寇”再患也是高丽的担心。高丽忠烈王支持忽必烈经略日本的原因是：忠烈王久居蒙元朝廷，并成为元朝的驸马，深受蒙古朝廷的影响；忠烈王六年，“倭寇”犯高丽；忠烈王虽为驸马，但是，其世子王璋有蒙古人的血统，深受元帝的宠爱，如果一意孤行，地位难保；如果屈从于元朝，支持经略日本，会从元朝得到很多有利于高丽的利益，再有，有一部分高丽人讨好元朝，想从元日战争中得到好处。因此在元朝的控制和高压下，在经略日本的态度上，高丽王朝从推委、屈从到积极支持。

高丽忠宣王谪居吐蕃原因

       元英宗时期，高丽忠宣王王璋曾谪居吐蕃，原因如何？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桂栖鹏副教授在2001年第2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元英宗谪高丽忠宣王于吐蕃原因探析》，探讨王璋谪于吐蕃的原因。王璋生于高丽忠烈王元年（1275年），母亲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蒙古名益智礼不花，忠烈王三年被立为世子，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1298年）正月，在元廷的安排下即位，同年八月废，延祐七年（1320年）12月被谪于吐蕃。王璋谪于吐蕃的原因是：具体罪名是王璋痴迷于佛教，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原因则在于元英宗与其祖母太皇太后答己之间的宫廷斗争，王璋是答己的亲信，成为元英宗的清除对象，王璋与宦者伯颜秃古思的矛盾则是引发元英宗处罚王璋的导火线。

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

       畏兀儿地区是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特殊政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尚衍斌博士在2001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试论元朝中央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考述其在畏兀儿地区的行政建设以及亦都护地方政权的性质与职掌。就其政治体制而言，首先沿用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体制；其次元朝在畏兀儿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对其实施有效统辖；再次，以亦都护为首的地方政权在管理畏兀儿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元朝政府对其统辖的畏兀儿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结合而实现的。

“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

       明朝穆宗时期实现的“俺答封贡”是影响中国北疆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大连大学文史学院副院长胡凡教授在2001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探讨“俺答封贡”的成因。在嘉靖以至隆庆初年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根源在于明世宗一意拒绝蒙古族通贡互市的正当要求，这种“绝贡”政策是有悖于农牧经济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大势的。明穆宗即位后，明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俺答汗封贡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条件。首先，明穆宗较少民族偏见，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当时穆宗和阁臣之间相互信任；明朝的边吏识大体、顾大局；穆宗对北部的安危非常重视；把汉那吉降事件的处理得当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直接条件。

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经过

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在此协约签订后，有巴布扎布匪帮在中蒙边境地区制造了许多事端，中国政府最后剿灭了巴布扎布匪帮。西北工业大学的樊明方教授在2001年第3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巴布扎布匪帮问题之解决》，论述了在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的经过和在此问题上中国政府、俄国政府、外蒙古官府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交涉。巴布扎布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图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人，“向为胡匪”。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他投靠日军的后备队，后任彰武县警察队长。外蒙古“独立”后，他“往投库仑”，当上了外蒙古军队的营长，被授予公爵。1912年到1913年，他参加了外蒙古叛军窜犯内蒙古的战争。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巴布扎布开始了他有目的的进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企图成立有独立性质的区域。中国政府言辞拒绝。巴布扎布在俄日等势力的帮助下，继续与中国政府为敌。从1915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多次剿匪，但由于外蒙古官府的包庇，沙皇俄国通过政治阻挠，都没有彻底消灭，直到1916年年底，巴布扎布匪帮才被全部消灭。对巴布扎布匪帮的剿灭，维护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给外蒙古统治集团一定的威慑，有助于打消外蒙古统治集团将内蒙古置于其控制之下的狂妄幻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泰宁卫与朵颜卫的关系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李艳洁女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探讨泰宁卫被朵颜卫控制的时间、蚕食的地域和融合的过程。兀良哈三卫是明洪武时期设立的以蒙古部落为主体的三个羁縻卫，分别是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三卫封设，泰宁卫是首事者，其首领辽王阿札失里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后裔，地位显赫。据日本学者考证，封设之初，泰宁卫地域在今洮尔河畔的洮南附近，可能是蒙古帝国时期斡赤斤封邑的中心，朵颜卫地域在洮尔河上游的搠河河畔。宣德初年，三卫南下，泰宁卫据有湟水和老河（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朵颜卫进入燕山地区。明正统十一年（1441年），西蒙古首领也先攻略三卫，泰宁卫受到严重摧残。而朵颜卫则日见强盛。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朵颜卫逐渐控制了泰宁卫。在时间上不晚于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泰宁卫受到朵颜卫的控制，所辖地域也逐渐被朵颜卫蚕食，泰宁卫只有以联姻方式附属朵颜卫，后融合于朵颜卫中。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重要时期。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闫天灵在2001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论述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的政策定位过程。抗战前十年的初期，国民政府把内蒙古问题实质上定位为一般的地方问题，淡化、取消其作为民族问题特殊性的一面，强调其与全国一致性的一面。体现在基本政策取向和目标上，就是对内蒙古实行强力控制，建省置县，把内蒙古纳入国民党中央集权体制之内。1930年以后，在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直接刺激下，并顾及到日本帝国主义向内蒙古加紧渗透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在坚持反对内蒙“废省自治”和“跨省自治”的前提下，开始重视内蒙古问题的特殊性，逐步修改原定计划，允许蒙旗在省下“低度自治”。国民政府对内蒙古问题的定位开始由原来的原则定位向现实定位转化，逐渐以特殊地方问题和边疆问题来予以对待。随着边防地位的上升，国民党实际上以边疆问题取代了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并且使这一理念不断强化和长期延伸。从30年代到国民政府覆亡，“边疆”、“边务”、“边政”一直是国民党处理蒙藏和新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切入点。国民党中央之所以在处理内蒙古问题上长期位居被动并被受挫折，主要是由于轻视和无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

       进入清朝以后，由于监控蒙古和防御沙俄的需要，呼伦贝尔成了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奇文瑛副教授在2001年其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探讨移民和得与失。清朝第一次向呼伦贝尔移民是雍正十年开始的。移民对象主要是游牧民族，移民性质属于驻防边务。因家眷同往，所以实际的移民数量比较大。清朝把他们编入八旗，使其丁成为披甲，享有俸禄。由于是因军事需要而进行的国家行为，第一次移民进行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次移民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开始的。移民的目的是“兴办屯垦以实边境”，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农业人口。在大批农业人口进入呼伦贝尔之前，旧有的军政合一的八旗驻防体制需要改制，在改制后实行了移民，移民分移兵和移民两部分。首先移来部分汉兵，又鼓励农业人口移民。但是，第二次移民除了实现改制外，真正的移民人数很少。主要原因是清朝国力衰微和旧体制的束缚，移来的农业民族不适应自然环境也是一个原因。第二次移民不太成功。

17世纪蒙古编年史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对蒙古的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就连蒙古编年史都没有逃过。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的西都日古博士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论藏传佛教对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影响》，阐述佛教对蒙古编年史的影响。16世纪末，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其宗教神权思想成为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对蒙古史书的编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迅速传遍蒙古地区，蒙古史家们为了达到宣扬佛教的目的，不惜歪曲历史，把蒙古历代大汗加以神化，有的还说成的佛教的所谓“转轮王”。他们用佛教历史观来改写历史，并用它来解释蒙古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现象。在编撰内容上把蒙元时期的史实改写成宗教传说故事，甚至编造了所谓印、藏、蒙同源论这一新的史学模式，把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古印度。在编撰形式上17世纪蒙古编年史大多采用佛教世界观-印度王统-西藏王统-蒙古历史四段式的固定写法，另外在史书卷首、卷尾大多都有充满佛教色彩的祝福词或训诫诗句。藏传佛教直接导致诸蒙古编年史佛教色彩过于浓厚，使蒙古编年史不折不扣地变成了宗教化了的历史。

元代的路总管府

元代的路制，具有承袭金代之旧，又对前代旧制有所改革的基本特征。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金铣先生在2001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上发表题为《元代路总管府的建立及其制度》一文，研究和探讨元代路制的问题。金末战乱和世侯割据打乱了金代路级管理体制，元初忽必烈整顿地方机构，实行“军民分治”，集地方民政、财政、司法之权于总管府，从而建立起新的元代路总管府制度；忽必烈在建立新的路制过程中，重新分析中原地区路级政区，后又因地制宜地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南方和边疆地区，形成元朝统辖区各地的总管府的建立；元代诸路在职权及政区划分上都与前代不同，由于重建诸路以及行省制的建立，元代路已失去地方一级政区的地位，路级地方管理体制显得零乱复杂。

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解读

由于草原大范围的环境恶化及生态危机，尤其是对于蒙古民族及其古老的游牧文化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草原退化、沙化、荒漠化等，要求我们在人类已有的文化财富中去发现、恢复或改造其中生态化的成分，用来补充、更新我们当今的文化，并以此来战胜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威胁。葛根高娃副编审和薄音湖教授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蒙古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解读》，阐述自己的观点。蒙古族物质层面上的生态文化是指蒙古民族及其游牧诸先民们在蒙古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所制造的、与这一环境相适应的、一整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及有关的知识体系；体现于物质层面的蒙古族生态文化具有适应性、实用性、合理性及稳定性等特征，这一生态文化对今天而言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宝贵贞先生在2002年第1期《黑龙江民族丛刊》上发表题为《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的文章，论述蒙古人的环保习俗和生态意识。蒙古族传统的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是从其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是蒙古游牧文明的重要内容，对调适北方草原牧区人与自然关系，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发挥过积极作用，对今天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蒙古族生态观的演变和发展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乌云巴图副研究员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论蒙古族生态观的演变与发展》，探讨蒙古族生态观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蒙古族形成以前的生态观经历了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和英雄时代，蒙古先民的原始生意识是在萨满教的氛围中产生的，蒙古人的生态观念最初发源于有关“阿密（生命）”概念的确认和“天父地母”意识的形成。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成吉思汗时代是蒙元史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时代，研究成吉思汗时代社会的性质与特征对研究蒙元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兰州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马曼丽和安俭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讨论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12世纪初，蒙古世袭各部统一的奴隶制合罕政权已逐步建立，此时，遇到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及宋、辽、金的大分裂时期，蒙古高原也陷入了分裂混战局面，使得蒙古奴隶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便已经从基础上开始动摇了；另外，成吉思汗由于统一的需要，而使大量的奴隶充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使本来的奴隶制解体。大统一后的蒙古国进入了未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关系与新产生的封建制关系并存、由奴隶制早期社会向封建关系为主、封建关系处于上升格局的过渡时期，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国家的性质就是这样的过渡社会状态。蒙古国社会形态发展的特点是：表现为社会形态发展不完全或跃进式的发展；由于是跃进式发展而要求按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补充发展的必然性。

《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中年代的修正

       《都元帅府文庙碑记》是云南蒙古族研究中的重要依据。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世丽先生在2002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云南蒙古史研究中的两项史实考》，纠正了碑记中年代的误差。《都元帅府文庙碑记》的内容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将“至元”误作“至正”，以至于基于此的研究出现年代上的混乱。王副教授在考证古籍和现存碑刻的基础上，纠正了《都元帅府文庙碑记》中的年代应该为“‘至元’二十有一年”修碑的年代为“‘至元’二十二年”。

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的早期关系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汤代佳先生在2001年第3期《青海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之早期关系述略》，探讨厄鲁特蒙古与清朝的关系问题。1637年-1696年是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之间关系的初始阶段。双方从及少正式接触发展到经常互通书信、交换礼物的羁縻藩属关系。此阶段又以1655年固始汗去世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固始汗的努力，青海蒙古与清朝的关系发展比较顺利，后一阶段由于固始汗的去世，青海蒙古失去约束力，屡犯内地，因而与清朝的关系一度恶化。1697年-1722年为封爵朝觐时期。从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台吉进京朝觐康熙皇帝，接受清朝封爵以后，双方关系更加密切，清朝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势，加强了自己对青海诸部的影响和控制，为最终完全控制青海作好了铺垫。

黑龙江的依克明安蒙古部

       依克明安蒙古部的蒙古人是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分，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来到黑龙江地区生活。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的何日莫奇副教授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黑龙江的依克明安蒙古部》的文章，介绍部分厄鲁特蒙古人来到黑龙江地区以后的生活情况。文章分为1）依克明安，依克明安氏，依克明安旗，依克明安部。介绍依克明从姓氏到旗名的过程；2）依克明安旗的统治。介绍依克明安旗作为旗一级政府，经历清朝、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走过191年的漫长之路，最终化整为零，成为历史；3）依克明安旗的人口。从乾隆二十二年的90余户300余口到1990年的2636人；4）额鲁特蒙古的地域。从清朝皇帝钦定的居住地到清朝末年民无定所的境地，到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5）介绍厄鲁特蒙古人到黑龙江地区生活以后的宗教信仰问题。

蒙古语文课堂教学设计

       民族语言教学是落实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辽宁省教育学院包淑珍先生在2002年第1期《黑龙江民族丛刊》上发表题为《关于蒙古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的思考》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否搞好蒙语文课堂教学设计，是关系到蒙语文课堂教学实现素质教育的大问题。辽宁省蒙语文课堂教学设计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格局，由它导致的两种不同的教学效果，引发了我们关于蒙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的思考。因此，在使用新教材（东三省协编的蒙语文教材）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时，要树立适合于素质教育的教育观，以新的观念去研究，对蒙语文教学中涉及的语音、词汇、语法、学作教学都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具体操作时，需要做到由“教什么”转到更多地“练什么”；由注重“分析”转到更多地去“朗读”；由关注“教师的成功感”转到同时关注“学生的成功感”；由注重“汉语思维”转到注重“蒙语思维”。

 

 

 

 

争鸣

汉 藏 、 阿 尔 泰 语 系 可 能 存在 “ 亲 戚 ” 关 系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先生最近在《蒙古语言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打破了国际语言学界多年的沉寂。这位语言学家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大胆地提出了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极可能存在亲缘关系的创见。据新华社报道，芒·牧林先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从事蒙古语辞源的考证工作，此间，他发现汉语和蒙古语之间音同义近或谐音义同的词三千多个。对此，他依据它们语言流变规律，与藏语、满语及突厥语进行深入的纵横比较考查，结果呈现出极有意思的特点。这几种语言有着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对应的词全部是见于秦汉以前典籍、文献的常用词汇。构词规则和语法方面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痕迹。词类具全，不仅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而且还有代词、数词、副词等。芒·牧林认为，所有这些特征表明了这绝不是偶然接触或个别借用来解释得通的。芒·牧林先生对一百二十一个核心词进行的比较探查表明，可视为同源词的比例为汉语和蒙古语之间为百分之九十四，满语和汉语之间为百分之八十七，均超出同一个语系的汉语与藏语之间的同源比例百分之六十五。这位学者认为，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曾有过共同的原始底层，进而认为这两个语系语言发生学上存在着很近的“亲戚”关系。

 

 

 

蒙古信息

蒙 古 国 概 况

蒙古国（Mongolia）, 位于亚洲中部的内陆国，南、东、西与中国接壤，北与俄罗斯相邻。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季最低气温可至-40Ｃ°，夏季最高气温达+35Ｃ°。面积156.65万平方公里,人口238.12万（2000年人口普查）,喀尔喀蒙古约占全国人口的80%，还有哈萨克等族,主要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居民主要信奉喇嘛教。蒙古国原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1911年12月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宣布“自治”。1919年放弃“自治”。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同年７月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并以此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1992年2月改国名为“蒙古国”。    首都：乌兰巴托，人口77.36万（2000年人口普查）,平均气温为-2.9Ｃ°。                                                      
    国家元首：总统那楚克·巴嘎班迪，1997年5月18日当选，同年6月20日宣誓就职,2001年5月20日再次当选。
    重要节日:[春节]蒙语称“白月”，日期与我国藏历新年相同，是蒙古民间最隆重的节日，以前称为“牧民节”，只在牧区庆祝。1988年12月，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决定，春节为全民的节日。[国庆节－那达慕]  7月11日。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7月10日，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成立君主立宪政府,后定其次日为国庆日。1997年6月13日，蒙古国庆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蒙国庆易名为“国庆节－那达慕”。那达慕，蒙语意为“游戏”或者“娱乐”，原指蒙古民族历史悠久的“男子三竞技”（摔跤、赛马和射箭），现指一种按着古老的传统方式举行的集体娱乐活动，富有浓郁的民族特点。1922年起，定期在每年的7月11日举行，成为蒙古国庆活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政治  

2000年,蒙古政局基本稳定。现政府对内主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私有化；对外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继续奉行上届政府的“多支点”外交政策，对外活动更加活跃。3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春季会议开幕后，议会三个政党围绕是否修改选举法及确定大呼拉尔换届选举投票日期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国家大呼拉尔会议于4月14日作出了不修改选举法的决定，仍然沿用1996年通过的选举法，即全国共设76个选区，每个选区由公民按多数制直接选举产生一名议员。7月2日，全国举行第三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有20个政党参加角逐，在野的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获得76个议席中72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表示承认选举结果。7月19日，新选出的国家大呼拉尔举行首次会议，选举了议会和政府的新领导人，10月1日，全国举行公民代表会议（即地方议会）选举，人革党在21个省中均以绝对优势获胜。

［宪法］现行宪法为第四部宪法，于1992年1月通过，同年2月12日起生效。宪法规定：蒙古国是独立、主权的共和国；视在本国建立人道的公民民主社会为崇高目标；在未颁布法律的情况下，禁止外国军事力量驻扎蒙古国境内和通过蒙古国领土；国家承认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切形式；国家尊重宗教，宗教崇尚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有宗教信仰与不信仰的自由。根据该宪法，改国名为“蒙古国”，建立设有总统的议会制。1999年12月24日，蒙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单独或联合组阁时“可自行向国家大呼拉尔提出总理人选”等，并规定该修正案自2000年7月15日起生效。同日，新民主社会党、民主复兴党等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抗议。31日，巴嘎班迪总统否决修正案。2000年1月6日，国家大呼拉尔驳回总统否决。3月15日，蒙宪法法院裁决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决定予以否决。11月29日，宪法法院召开全体会议，对宪法修正案作出最终裁定－废除宪法修正案。12月14日，蒙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以全票通过宪法修正案，12月20日，巴嘎班迪总统再次否决了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议会]国家大呼拉尔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国家大呼拉尔可提议讨论内外政策的任何问题，并将以下问题置于自己特别权力之内予以解决：批准、增补和修改法律；确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宣布总统和国家大呼拉尔及其成员的选举日期；决定和更换国家大呼拉尔常设委员会；颁布认为总统已经当选并承认其权力的法律；罢免总统职务；任免总理、政府成员；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构、成员及权力；决定赦免等。国家大呼拉尔为一院制议会，其成员由有选举权的蒙古国公民在普遍、自由、直接选举的法律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任期四年；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副主席从国家大呼拉尔委员中产生，任期四年。本届国家大呼拉尔于2000年７月产生。共76个席位，人民革命党占72席、另有民族民主党、民主新社会主义党、公民意志党及独立候选人各获1席。设7个常设委员会、5个小组委员会。主席勒·额奈比希2000年7月19日当选。［政府］国家权力最高执行机关，政府成员由国家大呼拉尔任命。现政府为人民革命党单独组阁政府。政府成员为：总理那·恩赫巴亚尔,外交部长鲁·额尔登楚龙，财政部长楚·乌兰，法律内务部长曾·尼亚木道尔吉，工业贸易部长其· 冈卓力格，自然环境部长乌·巴尔斯包勒德,国防部长朱·古尔拉格查, 教育文化科学部长阿·仓吉德,基础设施部长宾·吉格吉德,社会保障和劳动部长希·巴特巴雅尔,食品农牧业部长达·那桑扎尔格勒,卫生部长帕·尼亚木达瓦。

[网址]（1）总统网址：Http://www.mng.net/president.
          （2）政府网址：Http://www.pmis.gov.mn
          （3）外交部网址: Http://www.pmis.gov.mn/external
          （4）蒙古通讯社网址：Http://www.mol.mn/montsame

[行政区划]全国划为21个省和首都：后杭爱省、巴彦乌勒盖省、巴彦洪格尔省、布尔干省、戈壁阿尔泰省、东戈壁省、东方省、中戈壁省、扎布汗省、前杭爱省、南戈壁省、苏赫巴托尔省、色楞格省、中央省、乌布苏省、科布多省、库苏古尔省、肯特省、鄂尔浑省、达尔汗乌勒省、戈壁苏木贝尔省和首都乌兰巴托市。［司法机构］法院行使司法权。法院的基本体制由国家最高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构成。国家最高法院由大法官和法官组成。最高法院大法官其·冈巴特，1999年9月就职。检察机构由国家检察署和各级地方检察署构成。国家总检察长和各级地方检察长分别行使法律的最高检察权和地方检察权。总检察长蒙·阿勒坦呼雅格，1999年6月就职。

［政党］实行多党制。目前共有16个注册政党：（1）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党。1921年３月１日成立，原称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现名。党员约11.8万名(2001年3月)。1997年2月21 - 24日，该党召开二十二大，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确定党的性质为“民族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左翼政党”，理论基础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2000年2月28 - 3月2日，该党召开二十三大，选举产生了244名成员组成的党的代表会议和15人组成的党的领导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和由11人组成的党的监督总委员会。主席那·恩赫巴亚尔，总书记勒·额奈比希，书记乌·恩赫图布辛、鲁·阿玛尔萨那。（2）民主党：最大的在野党。2000年12月6日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复兴党、宗教民主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成。党员人数逾十万。党章规定，党的宗旨是崇尚蒙古国的根本利益，重视人的发展，人的权力和自由，并视个人能力大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党的目标是巩固蒙古政治独立；建立合理、强大的经济体制；建立开放的社会；建立良政；将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进步密切接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会议。全国委员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党的监察机关是独立于任何个人的基本章程委员会，负责监察党内工作，对党章负责。主席达·道尔利格扎布，副主席索·门德赛汗、姜·那伦查茨拉勒特，总书记赞· 恩赫包勒德。此外，还有传统统一党、绿党、工人党、共和党、团结党、自由民主党、传统正义党、民主新社会主义党、共产党、青年党、牧区发展党、公民民主新自由党、公民意志党、新社会民主党。

［重要人物］那楚克·巴嘎班迪：总统。1950年4月22日生于扎布汗省雅鲁县牧民家庭。1972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制冷中专。1980年毕业于苏联敖德萨市食品工艺学院工程师工艺师专业。1984-1987年就读于莫斯科社会科学学院，获哲学副博士学位。1995年获敖德萨市食品工艺学院名誉博士称号。1999年获蒙管理学院名誉博士称号。1972年起先后任乌兰巴托市白酒啤酒联合企业修理工、机械师和工程师。1980-1984年任人革党中央省宣传部长。1987年起任人革党中央演讲员、处长和部顾问。1990年起任党中央书记、副主席。1992-1996年任国家大呼拉尔主席。1996-1997年8月再次任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并兼任人革党议会党团主席。1979年加入人革党。1997年2月-6月任人革党主席。1997年5月18日当选为总统。巴分别于1991年作为执政党人革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1994年作为国家大呼拉尔主席、1998年作为总统访华。夫人阿·奥云比列格，有一女一子。勒哈木苏伦·额奈比希: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议长）。1947年7月20日生于布尔干省牧民家庭。1970年毕业于蒙国立大学。曾在前苏联、韩国和泰国进修。1970年起先后任乌兰巴托市建筑设计局水暖工程师、总工程师、局长。1977－1980年任乌兰巴托市政府住房公共服务司司长。1980－1983年任蒙驻苏联使馆经参处专家。1983－1990年任乌兰巴托市副市长。1990－1992年任乌兰巴托市市长兼人民代表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市议长）。1992－1996年任副总理。2000年7月当选国家大呼拉尔委员。7月19日，在国家大呼拉尔首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大呼拉尔主席。1973年加入人民革命党，曾多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92年至今任党的领导委员会成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1997年6月至今任人革党总书记。1990年5月至今兼任蒙中友协主席。额曾多次率蒙中友协代表团访华。1996年随扎斯莱总理访华。已婚，有三子一女。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总理。1958年生于乌兰巴托市。1980年毕业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学院。曾在英国留学。懂俄、英语。1980年起在蒙作家协会翻译局任翻译、编辑。1983年起任作家协会外事司长。1990年起任蒙翻译家协会副主席，同年11月起任政府文化艺术发展委员会首席副主席。1992年6月当选为国家大呼拉尔委员。1992年至1996年任文化部长。1997年8月起任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同年10月起兼任人革党议会党团主席。2000年7月再次当选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并于26日在国家大呼拉尔首次会议上当选总理。1985年加入人民革命党，曾任中央委员。1996年至今任党的领导委员会成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1996年至1997年任人革党总书记。1997年6月至今任党的主席。已婚，夫人朝勒蒙，有三个子女。       

经济  

以畜牧业为主，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1991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1997年7月，政府通过“1997-2000年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目标是使私营经济成份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98年8月，蒙古决定每年9月1日至次年4月1日期间对面粉、土豆和蔬菜征收进口关税。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1998年持平，通膨率高于1998年，对外贸易额比1998年有所减少，贫困人口有所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1999年）：约为2635亿图格里克（按可比价格估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254900图格里克（按1995年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9年）：3.5%。货币名称：图格里克；１图格里克＝100蒙戈。汇率（2000年12月）：１美元＝1097图格里克。通货膨胀率（2000年）：8.1%。失业率（2000年）：4%。

［资源］地下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有煤、铜、钨、萤石、金、银、钼、铝、锡、铁、铅、锌、铀、锰、磷、盐、石油等80多种矿产，其中煤蕴藏量约500-1520亿吨。此外，萤石蕴藏量约800万吨，铁20亿吨，磷２亿吨，金3400吨、银7000吨、石油30-60亿桶。森林资源较丰富，木材蓄积量为12亿立方米。（资料来源：1999年1月、2000年2月和2001年1月蒙古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

［工业］ 以轻工、食品、采矿和燃料动力工业为主。1995年，工业产值占蒙国内生产总值的34%，1998年减为23%。2000年工业产值为2437亿图格里克（按1995年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4%。1997年从业人口6.25万人，约占总劳力的8.2%。2000年，169种主要工业品中电力、黄金和煤炭等92种产品的产量比上年有所增长。主要工业品产量如下：
                          1995      1996       1997　　　
      电力（亿度）        20.52    20.467     20.781
      煤（万吨）          487      511.06     495.12
      铜精粉（万吨）      34.64    35.15      45.42
      钼精粉（吨）        3906     4684       4129.2
      莹石（万吨）        52.69    56.51      56.71
      黄金（公斤）        4504     5242.1     8451
      梳绒（吨）          420.8    517        330.8
      洗毛（吨）          1200     800        102500
      水泥（万吨）        10.88    10.6       11.16
      地毯（万平方米）    59.57    66.63      64.36
      面粉（万吨）        15.87    9.23       6.80
      肉类（万吨）        1.13     0.85       0.75
      奶和奶制品（万公升）187      170        160
      面包（万吨）        3.68     3.0        3.15
     （资料来源：1998年1月和2001年1月蒙古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

［农牧业］1989年农业用地约134.7万公顷，1994年减少50%。1999年播种面积为27.95万公顷。近年来农产品产量如下（单位：万吨）：
              1998       1999　　　　2000
    谷物     19.49      17.13　　 　14.21
    蔬菜     4.43       3.9　　　 　4.4
    马铃薯   6.48       6.48　　　　5.89
  （资料来源：1999年1月、2000年2月和2001年1月蒙古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畜牧业是传统的经济部门，国民经济的基础。2000年底牲畜存栏数约为3010万头，育羔1000万只，全国储备饲料65.32万吨。1999年底从业人口约40万，约占总劳力的44%。近年来各种牲畜存栏情况如下（单位：万头，万只）：
                  1998        1999　　　　　2000
    总头数         3290        3350　　　  　3010
    骆驼（万峰）   35.62       35.54  　     32.23
    马（万匹）     305.64      320     　　  260
    牛             370         380　　　　   310
    绵羊           1470        1520　　　    1020
    山羊           1110        1100　　　    1380
  （资料来源：同上）［服务业］1991年起在服务行业实行私有化。目前，私有化程度近乎百分之百。1999年邮电收入为239.8亿图格里克；进入蒙境的旅客达61.32万人次，离境的达62.81万人次，其中入境旅客的25.9%和出境的25.3%为外国公民。

［旅游业］ 1998年接待外国游客２.26万人，创汇500－700万美元。旅游基地和大小宾馆、饭店约700家，共5000多个床位；从事旅游服务的公司约260多家，主要旅游设施有“乌兰巴托饭店”、“巴彦高勒饭店”、“成吉思汗饭店”、“花饭店”，主要旅游点有特列尔吉休养所、南戈壁、东戈壁和阿尔泰狩猎区等。［交通运输］以铁路和公路为主。铁路担负着全国货运量的3／4和客运量的1／3。2000年全国总货运量为1064.3万吨，比上年增长11.6%，即增加110.94万吨；总客运量为0.93亿人次，比上年增长6.2%，即增加540万人次。铁路：总长1800多公里，2000年客运量比上年增长11.7%，货运量为915.85万吨。国内客运量比上年增长4.1%，即42.84万人次；国际客运量比上年增长1.3%，即16.2万人次。公路：总长约５万公里，其中硬面公路1200公里。1998年全国共有汽车71490辆，其中货车25473万辆、小汽车37795辆、专用车1965辆、公共汽车4579辆。2000年客运量为0.88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6.1%，货运量为148.04万吨，比上年增长11.3%。水运：1996年货运量为1100吨。空运：截至1995年11月，全国共有飞机近30架。航线总长约４万公里，2000年客运量为２5.24万人次，货运量为2900吨，国内客运量3.42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6%；货运量增加了5.5%。与莫斯科、北京、呼和浩特、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汉城、大阪、柏林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有定期航班。国际机场2个，主要机场为乌兰巴托“布音特－乌哈”机场。 [财政金融]近年财政收支情况如下（单位：亿图格里克，均为当年价格）：
              1998     1999　　　2000
    收入      2273     2594　　　3502
    支出      3248     3444　　　4129
    赤字      975      850     　627
  （资料来源：同上）1999年底外汇净储备1.169亿美元。1997年有黄金储备12吨。截至1999年，外债达6.75亿美元（不包括欠前苏联的债务）；1998年各类银行的债务余额为866亿图格里克。蒙古银行：1924年成立，行长奥其尔巴特·楚龙巴特。蒙古贸易开发银行：1990年成立，行长蒙赫巴特。

［对外贸易］ 同68个国家有贸易关系。实行经济开放政策，除传统的贸易伙伴外，近年来十分注意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近年来外贸情况如下（单位：亿美元）：
               1998      1999　　  　2000
    总额       7.893     7.614　  　10.065
    进口额     4.724     4.258　  　5.742
    出口额     3.168     3.356　  　4.323
    差额       -1.556   -0.902　   -1.419
  （资料来源：同上）出口产品主要有铜钼精矿，羊毛、山羊绒、皮张、地毯和其他畜产品等；进口商品主要有机器设备、燃料油和日用品等。

［对外投资］ 九十年代以来，蒙古开始对外投资，但投资额很小。1992年起蒙古开始对华投资。截至1995年底，蒙古来华投资项目31个，协议金额887万美元，蒙方实际投入金额35万美元。

［外国资本］ 1990 - 1999年，有中、俄、日、美、韩等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10家企业向蒙投资，投资总额为2.6亿美元。主要投资国为中国和俄罗斯。主要投资部门为商业、建筑和矿山业。

［外国援助］至1990年，前苏联共向蒙提供约100亿卢布贷款。1991年以来，约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10多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允诺向蒙提供约20.9亿美元的贷款和无偿援助。到1998年蒙已实际利用12亿美元。援蒙数额占前10位的分别是日本（约40%）、亚行、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德国、俄罗斯、丹麦、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民生活    

1997年2月，蒙政府重新确定最低生活标准：首都为10380图格里克。1998年1月全国有贫困家庭１4.97万户，贫困人口为58.77万人。1999年物价比上年上涨10%。截至2000年底，全国登记注册失业人口为3.86万人。比1999年下降3%，其中妇女占失业人口的53.8%。截至1998年11月，全国平均工资为4.91万图格里克。1999年11月，居民定期存款为432亿图格里克，比上年下降3.5%。1995年底，每千人拥有9.79张病床和2.5名医师。1998年1月1日起，蒙实行五天工作制。

军事   

蒙古人民军于1921年3月18日创建。总统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1996年起实行文职国防部长制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独立于国防部。1996年蒙古议会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将建立一支精干的职业军队，强化边防军，在国防政策中优先运用政治－外交手段。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为策·达希泽伯格中将（1998年8月起）。实行义务兵役制，1998年起增加了替代、合同兵役和抵偿服役制。1992年起服役期改为一年。1997年总兵力共有2万人，武装力量基本建制改为旅级单位。1996年国防费用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4%。1999年国防费用预算拨款计划为197.4亿图格里克。

文化教育  

［教育］实行国家普及免费普通教育制。1998年教育经费计划拨款为566亿图格里克。截至1996年5月，文盲占全国人口的近10%。2000年全日制普通教育学校683所，学生47万人（1999年）。1999－2000学年一年级新生达６.6万人。2000年各级学校学生达59.71万人，毕业生达6.47万人，比去年减少3.9%，即减少2600人。现有高等院校60多所，在校学生约3万人。主要高等院校有：国立大学、技术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国立农牧业大学、医科大学等。截至1996年4月，在蒙古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321名留学生、研究生。截至1998年9月，蒙在17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85名留学生、进修生，其中805人为自费生。

［新闻出版］ 1996年5月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约470种（其中地方报纸64种）、杂志118种，其中约70％为私营报刊。1998年报纸发行量为570万份。主要报刊有：《日报》：自由刊物，发行量约为2万份；《世纪新闻报》：自由刊物，发行量约为1万份。《今日报》：自由刊物，1996年9月20日创刊，发行量约为1万份。《真理报》：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发行量约为6000份；《索音博报》：军报；另有自由刊物《明报》、《民主报》和《蒙古新闻报》等。蒙古通讯社（简称蒙通社）：创建于1921年，1957年10月改为国家通讯社。现在莫斯科、北京和乌兰乌德派有常驻记者。蒙古广播电台（乌兰巴托广播电台）：国家广播电台。1934年9月1日首次播音，使用喀尔喀蒙古语。对外用蒙、俄、华、哈萨克、英、法、日7种语言。在5个省会有转播台，覆盖率90％以上。蒙古电视台：国家电视台。1967年9月27日建台，使用两个频道，分别播放本国节目和转播俄罗斯节目。1991年1月起转播美国世界新闻网的电视节目。1992年9月7日起，开辟了“乌兰巴托”电视节目频道，每日播放节目。1995年4月起转播日本ＮＨＫ电视节目。还转播法国、德国和中国内蒙古电视台节目。1994年12月20日起蒙俄合资“太空电视公司”在蒙开播第二套俄罗斯电视节目。1995年8月开播有线电视节目。 “鹰”电视台：蒙美合资私营电视台。1996年4月建台，每天都播放节目，除播放蒙语节目外，主要转播“CNN”节目。 “MN－25频道”：私营电视台。1996年9月26日建台。每日播放节目，每次约６小时。目前，蒙古首都还设有“大蒙古”、“幸运”和“欣欣向荣的蒙古”等有线电视台。

对外关系    

国家大呼拉尔1994年通过的《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规定，蒙奉行开放的、不结盟的、多支点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同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主张同中俄“均衡交往，发展广泛的睦邻合作”。同时重视发展同美日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亚太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与合作。1996年蒙古议会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规定，政府实行符合本民族利益的、均衡的、积极的外交政策，重视“在对等、睦邻原则基础上同邻国进行平等交往”，视蒙“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具有首要意义”。截至1999年8月21日，蒙已同140个国家建交。［同中国的关系］1949年10月16日中蒙建交。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蒙古访问中国的领导人有：总理泽登巴尔（1952年）；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1954年）；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1956年）；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1959年）；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奥其尔巴特（1990年）；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1991年）；总理宾巴苏伦（1992年）；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巴嘎班迪（1994年）；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达希云登（1995年）；总理扎斯莱（1996年）；总统巴嘎班迪（1998年）；总理林·阿玛尔扎尔嘎勒（1999年）。中国访问蒙古的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兼外长（1954年）；周恩来总理（1960年）；杨尚昆主席（1991年）；李鹏总理（1994年）；乔石委员长（1997年）；江泽民主席（1999年）。2000年中蒙互访情况：应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政府总理那·恩赫巴亚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率中共代表团访蒙。1月23日至25日，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访蒙。8月15日至18日，应蒙古国家大呼啦尔邀请，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叶选平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访蒙，这是中国全国政协代表团首次访蒙。3月20日至26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拉·贡其格道尔吉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方访蒙代表团还有：张九桓司长率领的外交部亚洲司代表团(6月)；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苏立清率团访蒙,出席蒙古工联17大(6月)；主席助理曹本洲率领的全国青联代表团（7月）；副局长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率领的国家体育总局代表团（8月）；局长杨同祥率领的国家宗教局代表团（8月）；粟生中将作为迟浩田国防部长的代表率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访蒙,参加蒙古纪念二战胜利55周年活动（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何鲁丽率领的和裁会代表团（9月）；副局长王秀山少将率领的公安部警卫局代表团（9月）。蒙方访华代表团还有：外长图娅率领的对外关系部代表团(4月)；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策·巴特奥尔希赫率领的新闻代表团(5月)；局长道·林钦汗德率领的民防局代表团(6月)；副主席那·姜昌诺罗布率领的蒙中友协代表团(11月)；国防部国务秘书苏伦·巴桑呼少将率领的代表团(11月)。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0年中国同蒙古的贸易总额为3.2261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1.1054亿美元，进口额为2.1207亿美元。中国驻蒙古大使：黄家騤。馆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苏赫巴托区青年大街5号。信箱：672。电报挂号：422 UlAANBAATAR。电话：（00976-11）320955（昼夜值班）；323940（商务处）。传真：311943。蒙古驻中国大使：达·查希勒冈。馆址：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秀水北街２号。电话：65321203（值班），65321810（交际处）。传真：65325045。电传：210634 MGLEM CN。商务处电话：65321952。蒙古与中国台湾省之间有经贸往来。据蒙方统计，1991年以来，台湾共向蒙提供无偿援助1260万美元；1998年，蒙台贸易额为1078.3万美元。

［同俄罗斯的关系］1921年11月5日两国建交。2000年双方互访情况：蒙基础设施发展部长巴特呼率政府代表团访俄（1月）；蒙总统办公厅主任桑·巴雅尔率团访俄（2月）；蒙边防军管理局局长兼边防军司令松德布少将率团访俄（4月）；蒙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包勒德率团访俄（4月）；蒙边防军管理局长松德布少将在恰克图与俄通讯边防局后贝加尔地区管理局长瓦利耶夫会晤，双方签署了2000年合作计划（10月）；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州长戈沃林率团访蒙（9月）；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率团访蒙（9月）；俄司法部第一副部长杰明率团访蒙（10月）；俄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克瓦什宁大将率团访蒙，双方签署《2001年蒙俄国防部门合作计划》和《俄蒙武装力量合作备忘录》（10月）；俄罗斯克麦罗沃州州长图列耶夫率团访蒙（10月）；俄蒙政府间混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俄政府副总理兼农业部长高尔代耶夫和蒙基础设施部长吉格吉德率双方代表团出席并签署《2000－2001年度蒙俄政府经贸合作议定书》（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蒙进行国事访问。这是26年来俄国家元首首次访蒙。两国元首签署了《乌兰巴托宣言》，双方还签署了《蒙古地方政府和俄罗斯实体（州或共和国）政府合作原则协定》、《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协定的换文》、《蒙俄政府混委会就寻找和归还越境及被盗牲畜问题签署的合作协定的换文》（11月）。［同美国的关系］1987年1月27日蒙美建交。2000年双方交往情况为：图娅外长率团访美（2月）；蒙美在曼谷举行政治磋商，双方就亚太地区安全现状与远景规划、在ARF范围内的活动和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5月）；额尔登楚龙外长对美进行工作访问，双方就蒙美合作问题交换了看法。额访美期间还会见了美副国务卿罗斯、美国防部副部长斯克洛姆等(9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特·斯洛科姆访蒙，蒙总统、总理、外长 和国防部长分别会见（7月）；美国太平洋部队总司令布莱尔访蒙，蒙总统、总理、外长和国防部长分别会见，总参谋长达希泽伯格同其会谈，双方就美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针及蒙美军事合作等问题交换了看法（8月）；美国防部副部长斯克洛姆对蒙进行访问，启动蒙美安全磋商机制。双方签署了两国国防领域环保问题联合声明(12月)。 [同欧洲国家的关系]2000年人革党总书记恩赫图布辛率团出席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会议（1月）；图娅外长对挪威进行正式访问，挪议长会见，这是蒙古部长级官员首次访挪（2月）；图娅外长对瑞典进行正式访问，瑞议长 、副总理、外长会见了图，这是蒙古外长首次访问瑞典（2月）；图娅外长对芬兰进行正式访问，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会见。双方签署了蒙芬航空协定(2月)；总统办公厅主任巴雅尔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工作访问（2月）；阿玛尔扎尔嘎勒总理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阿与布莱尔首相举行会谈，会见了英外交大臣库克、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保守党主席黑格及欧洲复兴开发分行银行官员等，双方签署了航空协定（3月）；蒙副议长道·冈包勒德率团对英国进行工作访问（3月）；蒙教育部长巴特图尔率团访问土耳其，并参加突厥语国家团结与合作第八次会议，会后双方签署蒙土政府2000-2002年度教科文部门合作协定（3月）；斯洛伐克外交部国务秘书对蒙进行工作访问 (3月)；土耳其司法部长吉尔莫特·萨米访蒙，蒙总统、法律部长达希·冈包勒德分别会见。双方签署“民事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5月）；巴嘎班迪总统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2000年博览会开幕式。德总统约翰内斯·劳、首相施罗德会见。双方签署了有关蒙德联合对哈尔和林进行考古发掘的费用问题的联合公报（5月30日-6月2日）；巴嘎班迪总统对意大利进行工作访问，意总统及参众两院议长会见（6月）；巴嘎班迪总统对梵蒂冈进行工作访问，会见了罗马教皇二世和梵蒂冈总理（6月）；蒙总统巴嘎班迪对保加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卫生合作协定、两国外交部合作备忘录和两国卫生部2000-2002年合作计划等四个法律文件(6月)；意大利外贸部副部长巴奥罗·法布里对蒙进行工作访问(10月)；蒙英第六次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蒙国家大呼拉尔安全和对外政策常设委员会主席龙戴姜仓和副外长巴特包勒德等出席（11月）；蒙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包勒德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签署了2001－2002年两国安委会合作计划（11月）；意大利工业外贸部副部长麦罗·法伯里克对蒙进行了工作访问（12月）；蒙古欧盟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11月）。[同亚洲及其他国家的关系]蒙越在河内签署两国公民往来制度协定（1月）；韩国法务部长官金正吉对蒙进行访问，双方签署了两国法律部合作协定（1月）；蒙农牧业工业部长索德诺木策伦访问印度（2月）；蒙教育部长巴特图尔访问日本（2月）；蒙自然环境部长门德赛汗访问科威特(3月)；蒙人革党总书记额奈比希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3月）；日驻蒙大使花田与图娅外长签署日政府向蒙提供计划外援助及粮食援助总额23.4亿日元，合2230万美元的换文，（3月）；蒙农牧业工业部长索德诺木策伦率团访问以色列，双方签署两国农牧业部门合作协定（3月）；蒙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贡其格道尔吉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蒙韩建交10周年庆祝活动（3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对蒙古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签署了蒙越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民事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4月)；蒙法律部长达·冈包勒德率团访越，双方签署两国合作议定书和2000-2001年度合作计划(6月)；阿玛尔扎尔嘎勒总理率团访日参加前首相小渊惠三的葬礼（6月）；图娅外长与日本驻蒙大使花田签署日本政府无偿援助蒙古实施三个项目的换文，总价值约24.64亿日元（6月）；巴嘎班迪总统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相互保护与鼓励投资协定、科技领域合作协定、文化关系协定和航空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日本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对蒙进行工作访问（9月）；额尔登楚龙外长率团访问日本（9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国会主席沙曼·维吉亚率团访蒙（10月）；副外长巴特包勒德对阿联酋进行工作访问(11月)；蒙古国防部部长陶高访问印度，印方允蒙军派人到印军校学习(12月)。［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图娅外长访问欧盟（2月）；图娅外长参加在泰国曼谷举办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十届大会（2月）；蒙古加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4月）；图娅外长访问联合国（4月）；蒙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在乌兰巴托举办了题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安全”国际研讨会(5月)；蒙健康和社会保障部长索宁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第53届大会（5月）；蒙对外关系部国务秘书奥其尔扎布出席在曼谷举行的ARF高官司会议（5月）；阿玛尔扎尔嘎勒总理参加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会议正式吸收蒙古为该银行成员(5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委会执行秘书沃尔夫冈·霍夫曼访蒙，双方签署有关监督核能使用问题的协定（6月）；图娅外长出席在曼谷举行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第56届会议（6月）；图娅外长出席第23次妇女特别联大（6月）；亚太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北太平洋工作组第6次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来自美、俄、韩等12国代表出席会议（6月）；图娅外长赴波兰华沙参加民主国家外长级首次会议（6月）；图娅外长赴曼谷出席ARF外长会议(7月)；额奈比希议长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世界和平与合作问题会议”“千年议长大会 (8月)；巴嘎班迪总统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9月）；蒙武装力量派一个排首次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中亚维和营-2000野外联合演习(9月)；国家大呼拉尔副主席宾巴道尔吉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104次会议(10月)；自然环境部长巴尔斯包勒德出席在尼泊尔召开的由世界环境保护基金筹办的宗教组织首脑环境保护会议 (11月)；自然环境部长巴尔斯包勒德出席在海牙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气象会议。巴还赴布鲁塞尔非正式访问北约总部(11月)；蒙古欧盟合作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12月)。[中国与蒙古国的关系]中蒙两国边界线长4676公里。蒙古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两国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关系。中蒙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主流。尤其是近1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显著。1994年，双方重新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双方确认，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蒙古是中国北部的重要邻国，地处中俄两国之间，地理位置独特。多年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对蒙古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与主权，尊重蒙古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蒙古的无核区地位。[中蒙双边政治关系] 中蒙两国边界线长4676公里。两国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关系。中蒙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主流。尤其是近1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显著。1994年，双方重新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1998年12月，应江泽民主席邀请，蒙古总统那·巴嘎班迪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蒙联合声明，确定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9年7月，江泽民主席又应邀对蒙古进行国事访问，充实和丰富了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经济上，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蒙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在国际事务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看法，相互支持，有效合作。 蒙古是中国北部的重要邻国，地处中俄两国之间，地理位置独特。多年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对蒙古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与主权，尊重蒙古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蒙古的无核区地位。 蒙古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60年双方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1962年签订《边界条约》。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70年代，两国恢复互派大使。80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1989年两国关系和两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互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两国友好关系与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1990年中蒙双方发表联合公报，1994年修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双方确认，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蒙古领导人访华的主要有：总理泽登巴尔（1952、1959、1962年）、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195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1956年）、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贾尔卡赛汗（1960年）、大人民呼拉尔主席林钦（1988年）、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奥其尔巴特（199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1991年）、副总统兼国家小呼拉尔主席拉·贡其格道尔吉（1991年）、总理宾巴苏伦（1992年）、国家大呼拉尔主席那·巴嘎班迪（1994年）、总理彭·扎斯莱（1996年）、总统那·巴嘎班迪（1998年）、总理林·阿玛尔扎尔嘎勒（1999年）、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拉·贡其格道尔吉（2000年3月）。中国领导人访蒙的主要有：总理周恩来（1954、1960年）、国家副主席朱德（1956年）、国家主席杨尚昆（1991年）、总理李鹏（1994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1997年）、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7年）、国家主席江泽民（199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尉建行（2000年10月）。[中蒙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1951年中蒙两国建立贸易关系。1989年两国政府成立了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委员会，迄今已举行六次会议。1991年两国政府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以现汇贸易取代了政府间记帐贸易。同年，两国政府签署投资保护协定。据中国海关总署2000年11月的统计，中国同蒙古的贸易总额为2·9161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0169亿美元，进口1·8992亿美元。中蒙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截止2000年，在蒙古国的中蒙合资企业约有400家。中方对蒙投资总额约6500万美元，占蒙外资企业的30％多，成为第一大投资国。1985年以来，两国在发展政府间贸易的同时发展边境贸易。目前，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吉林省等同蒙古有关地区和部门开展有边境贸易。[中蒙教科文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 中蒙两国于1951年起建立文化联系。近年来，根据中蒙两国政府文化交流计划，两国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1994年双方签署《中蒙文化合作协定》。1997年，文化部长刘忠德率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蒙，这是中蒙建交以来中国文化部长对蒙进行的首次访问。1998年，蒙古教育部长其·赛汗比列格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中蒙1998－2000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1999年4月，文化部副部长艾青春率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蒙。1987年，中蒙恢复中断20多年的科学技术交流，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1987－1988年度科技合作计划》。1989年，蒙古政府科技合作代表团访华。此后，双方定期举行科技合作会议和签订年度科技合作计划。1999年8月底9月初，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蒙。中蒙两国教育交流始于1952年，多年来，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顺利。1996年，蒙古科教部长图木尔奥其尔访华，双方签署《中蒙1996－2000年教育交流与合作计划》。1998年，中蒙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相互承认学位学历的协定》。2000年，中国在蒙古进修人员有 18 人，向蒙派出援外汉语教师1名，蒙古在华进修、留学人员有约200人。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领事关系也不断发展。1986年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蒙领事条约》。1990年，蒙古恢复驻中国呼和浩特总领馆。1996年，蒙古驻呼和浩特总领馆驻二连办公室正式办公。1997年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蒙古国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名誉领事馆的协定》。目前，双方对持外交、公务和因公普通护照人员互免签证。中蒙两国领事关系的发展，为推动两国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1991年，中蒙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根据协定，目前，双方开辟了十对边境口岸，其中中国二连～蒙古扎门乌德为常年开放口岸，其余九对为季节性开放口岸。目前，北京至乌兰巴托之间双方开辟有定期航班。乌兰巴托至呼和浩特之间蒙方开辟有定期航班。中蒙签署的主要双边协议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1962．12．2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1986．8．9）； 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友好合作关系条约》（1994．4．29） 。

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鉴于1960年5月31日缔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对发展两国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愿意巩固和加强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深信进一步加强中蒙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重申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此，决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第二条 一、缔约双方将就发展双边关系经常进行磋商，以促进两国议会、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发展。
          二、缔约双方将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环保、交通、邮电等领域长期稳定地发展平等互利合作。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将就亚太地区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国际问题根据需要进行磋商。
          二、缔约双方将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范围内进行合作，以促进各国间合作关系的发展，推动地区及世界性紧迫问题的解决。
    第四条   缔约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任何一方均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
    第五条    本条约不涉及缔约双方根据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和参加的多边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第六条    本条约长期有效，经缔约双方同意，可对本条约进行补充或修改。缔约任何一方可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本条约于1994年4月29日在乌兰巴托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蒙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                                 蒙古国国务院总理
            李鹏                                                        彭·扎斯莱

 

中蒙发表联合公报

中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2002年1月11日在北京发表《中蒙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中蒙联合公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邀请，蒙古国总理那·恩赫巴亚尔于2002年1月7日至1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会见了恩赫巴亚尔总理。朱镕基总理同恩赫巴亚尔总理举行了正式会谈。在亲切友好的会见、会谈中，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中蒙关系、各自国内情况、对外政策及活动等相互通报了情况并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客观发展趋势，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世纪之交，地区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蒙作为友好邻邦，根据1994年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和1998年联合声明的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扩大互利合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双方对当前两国关系现状表示满意，并重申将进一步努力，广泛开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并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形式。双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之间传统的和业已存在的高层互访和接触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并认为这对加深两国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起着重要作用。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文化、教育、科技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及人员交流，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双方对中蒙边界第二次联检工作进展情况表示满意。蒙方表示，同中国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之一。中方对此予以高度赞赏和支持。并表示，中方重视对蒙关系，将继续致力于同蒙古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双方表示，相互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表示，支持蒙古的无核区地位。蒙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方表示，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不支持“台湾独立”。双方认真讨论了经济合作问题，指出，近年来，中蒙经贸合作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仍有很大潜力，愿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双方就推动资源开发，以及蒙古“千年之路”方案的实施和蒙古东部地区同中国东北地区基础设施相连接等大型项目合作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将继续进行深入探讨。蒙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示祝贺。双方表示，将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发展两国经贸合作。
　　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方向蒙方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办理了中方在2001年度无偿援款项下向蒙方提供成品油的换文。蒙方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双方表示，支持两国人道主义领域及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
　　双方认为，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国际事务应由有关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处理，提倡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双方一致认为，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长期共存，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双方强调，联合国是当今最具普遍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国际争端，促进经济、社会合作等领域的作用是其它国际或地区组织所无法替代的，应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作用。双方一致谴责任何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主张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反恐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双方高度评价并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沿着各自选择的道路顺利前进，以及两国人民在发展本国伟大建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并阐明这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国总理那·恩赫巴亚尔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转达了蒙古国总统那·巴嘎班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和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桑·图木尔奥其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的亲切问候。蒙古国总理那·恩赫巴亚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蒙古。朱镕基总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江泽民会见蒙古总理恩赫巴亚尔

       国家主席江泽民2002年1月8日上午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蒙古总理恩赫巴亚尔。江泽民热烈欢迎恩赫巴亚尔访华，并愉快地回忆起１９９９年对蒙古进行的国事访问和受到的热情款待。他说：我与巴嘎班迪总统就中蒙友好关系的发展方向达成重要共识，这次两国总理又就如何在新世纪深化两国互利合作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我相信，你的这次访问一定能促进中蒙友好合作在各个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江泽民说，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蒙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作为蒙古的好邻居，好朋友，我们真诚希望并祝愿蒙古在今后的建设与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江泽民说，纵观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我们仍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９·１１”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公害，各国人民在反恐问题上开展了国际合作。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联合国为此发挥重要作用。恐怖主义势力毕竟是少数人，打击恐怖主义要避免伤及无辜。江泽民还说，我们欣慰地看到，阿富汗建立了临时政府，尽管今后的道路仍然曲折，但我们真诚期望阿富汗临时政府能够充分代表阿富汗各族人民利益，确保阿富汗能真正实现和平与重建。恩赫巴亚尔感谢江泽民的亲切会见，并转达了巴嘎班迪总统的亲切问候。恩赫巴亚尔说，中国是蒙古的重要邻国，长期稳定地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之一。１９９４年签署的中蒙友好合作条约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两国元首互访，又为新世纪的两国关系指明了方向。我昨天与朱镕基总理谈得很好，相互了解与相互信任不断加深，两国政府有很多工作要做。蒙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落实这次访问的积极成果，推动蒙中友好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恩赫巴亚尔赞同江泽民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表示蒙古也坚持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同时认为要注意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恩赫巴亚尔高度评价中国保持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和由此对世界的整体和平与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李蒙、中国驻蒙古大使黄家骙、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外经贸部副部长安民及蒙古外交部部长额尔敦楚伦、蒙古驻华大使阿玛尔萨那和基础设施部长吉格吉德会见时在座。

蒙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蒙古国政府总理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在访华前夕表示，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蒙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古国政府重视稳定发展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恩赫巴亚尔说，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邀请，他将于1月7日至1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出任蒙总理后首次访华，他期待着与朱镕基总理早日见面。他说，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保持两国间传统和业已确立的高层、高级别的访问和会谈；加深双方的相互信任和了解；推动和扩大蒙中经贸合作，寻求新的合作方式和途径。他表示，在访问期间，除与朱镕基总理举行正式会谈外，还将拜会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会谈中，两国将就蒙中关系与合作现状、今后的任务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他还将赴深圳、香港、呼和浩特市等地参观考察。在谈到如何评价蒙中关系现状时，恩赫巴亚尔表示，蒙中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已经10多年了。10多年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是非常短的，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两国关系与合作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扩大和发展。他说，蒙古国和中国的关系在1994年的《蒙中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和1998年的联合宣言基础上得到了积极的发展，两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已进行了多次互访。2001年，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访问蒙古国，蒙古国财政与经济部长、国防部长、司法与内务部长、教育文化科学部长先后访问了中国，蒙古国有60万人次到中国公务和旅游。在经贸关系中，蒙古国有近60％的商品出口中国，18％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中国已经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投资国。恩赫巴亚尔对蒙中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蒙中两国间的相互信任在增加，各个领域的关系与合作在不断发展。他强调，蒙中两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矿山和自然资源等大的项目上进行合作。他认为，蒙中两国的贸易和投资额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两国关系将会进入新的时期。

蒙古公布人口普查结果

　　根据蒙古国家人口和住房普查委员会2000年12月7日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最终结果，蒙古现有长住人口237.35万人，比1989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增长了16.7%。蒙古国家人口和住房普查委员会副主席达瓦苏伦在记者招待会上说，2000年1月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按照蒙古政府1998年作出的决定进行的。从最终统计结果看，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男性占49.6%，女性占50.4%；城市人口占56.6%，乡村人口占43.4%。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2人。全国共有54.11万户居民，其中26.55万户住楼房或平房，27.56万户住蒙古包。

蒙古经济发展缓慢 62％的人生活困难

蒙古全国人口的６２％生活困难，３６％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２６％的人口濒临贫困线。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社会政策常设委员会主席冈迪2001年2月１５日对新闻界说，蒙古现有２４０万人口，在１２０万有劳动能力人口中４５万人没有具体工作。在无工作人员中６４．２％为１６至３４岁的青年。另外，蒙古还有４．７７万名孤儿，其中１．１６万名为１至６岁幼儿。近几年来，蒙古经济发展缓慢，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导致贫困人口日益增多。最近，蒙古政府与一些国际金融机构达成提供扶贫贷款协议，以此推进扶贫项目的实施，减少贫困人口。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结束了对蒙古的访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迪乌夫2001年9月2日结束了对蒙古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蒙古总理恩赫巴亚尔会见了迪乌夫。恩赫巴亚尔向迪乌夫介绍了蒙古政府加强农牧业发展建设的一些重要措施，并表示蒙古政府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牧业领域的合作。迪乌夫表示，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继续巩固与蒙古政府的合作，认真研究蒙古农牧业的现状，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减少贫困。他说，双方在农牧业方面的成功合作也将有益于保持蒙古宏观经济的稳定。访问期间，迪乌夫还拜会了蒙古总统巴嘎班迪，并参观了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蒙古中央省援助实施的农牧业发展项目。蒙古于１９７３年加入联合国粮农组织，至今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向蒙古提供了约６００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蒙古工业生产明显增长　外贸进出口却大幅下降

　　2001年前１１个月蒙古工业品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增加，而外贸进出口额却大幅下降。据蒙古国家统计局2001年12月１４日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前１１个月蒙古工业品生产与去年同比增长了１２％。其中，加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增长了２２．８％，采矿工业的生产增长了１２％。然而，在工业生产增长的同时，外贸进出口额却严重下降。2001年前１１个月蒙古的外贸进出口额为８．５２９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７．５％。其中出口额为３．５３３亿美元，进口额为４．９９６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１３％和３．１％。外贸逆差为１．４６３亿美元，与去年同比增加了３５％。蒙古的出口产品主要是铜精粉，由于国际市场上铜价的下跌，蒙古铜精粉的出口量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１２．８％，但出口额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１８３０万美元。

蒙古2001年前三季度预算收入达到2.64亿美元

　　2001年前三季度蒙古预算收入可达到2904亿图格里克（相当于2.64亿美元），而预算支出为3058亿图格里克（相当于2.78亿美元）。预算赤字为154亿图格里克（相当于1400万美元）。来自蒙古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1年1－9月份蒙古的工业产品生产量与200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1.8%，同期，价格和税率上涨了4.9%。2001年前三季度蒙古的外贸贸易总额为6.854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额为2.794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4.06亿美元。另据报道，在蒙古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为4.04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5%。发生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达1.74万起。 

蒙古2001年外贸逆差继续增加

蒙古国家统计局局长达瓦苏伦2002年1月１７日说，２００１年蒙古外贸逆差达到１．６９６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１４．３％。达瓦苏伦在此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２００１年蒙古外贸总额为９．４亿美元，其中出口３．８５２亿美元，进口５．５４８亿美元。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外贸总额减少了１３％，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减少９．７％和１７．４％。她解释说，服装和矿产品出口的下降是导致蒙古外贸出口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２００１年蒙古服装出口减少５３８０万美元，矿产品出口额减少１８３０万美元，牲畜产品及原材料的出口也出现大幅下滑。达瓦苏伦说，去年蒙古铜矿产品出口量虽比前年增加６．３％，但由于国际市场铜价下跌，出口创汇同比减少９．５％。达瓦苏伦介绍说，去年蒙古机电产品进口减少３１２０万美元，蔬菜进口减少１６８０万美元，服装产品进口减少２２９０万美元，上述产品进口的减少是进口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去年蒙古石油产品的进口比上一年增加了１１５０万美元。

 

蒙古同意开放临近中国的新边贸口岸

　　蒙古政府在近期的一次会议上同意蒙古东戈壁省哈坦布拉格县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曼德勒地区间新开一个季节性边境口岸。蒙古政府已责成蒙外交、财政、司法、农业部长与东戈壁省省长与中方进行最后的协商。蒙古东戈壁省省长2001年5月访问了中国内蒙古包头市，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和议定书。双方同意努力早日开放曼德勒－哈坦布拉格间的边境口岸，促进双方经济的双补性发展。两国关于该口岸的开放工作早在1993年就提出。中国政府去年9月表示，曼德勒口岸的开放问题可由两国地方政府部门决定。

蒙古畜牧业再度大幅减产

蒙古畜牧业继２０００年大幅减产之后，２００１年再度大幅减产。２００１年年底，蒙古牲畜存栏总数为２５９０万头，比上年减少了４３２万头。蒙古国家统计局３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１年蒙古五种牲畜存栏数分别为：绵羊１１８６．３２万只、山羊９５２．３２万只、牛２０５．９８万头、马２１７．４２万匹、骆驼２８．４３万峰。同２０００年相比，绵羊减少了１９４万只，降幅最大。蒙古的畜牧业目前基本实现了私有化，畜产品由牧民自产自销。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９年，蒙古畜牧业连续６年获得大丰收。１９９９年底蒙古的牲畜存栏数为３３５０万头，创历史最高水平。然而，由于蒙古的畜牧业迄今仍然“靠天吃饭”，个体牧民没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连续两年春季雪灾和夏季干旱使蒙古的牲畜共减少了７６０万头。

蒙古议会批准2002年度国家财政预算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日前批准了２００２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据蒙古媒体2001年12月15日报道，２００２年蒙古中央预算的总收入为３５６０·３５亿图格里克（１１００图格里克合１美元），预算总支出为４３５７·２７亿图格里克，预算赤字为７９６·８８亿图格里克。 蒙古财政经济部长乌兰认为，２００２年的蒙古国家财政预算不仅仅是年度预算，而且也是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其政府在执政期间将要实施的中期经济计划。他说，政府提出了在２００２年建立起保障国家预算有效平衡的经济基础，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使国家预算更加稳定，进而改善国家经济和财政状况和减少预算赤字。２００２年度蒙古财政预算的６３％将用于发展燃料和动力部门，１０％将用于发展教育，３·４％用于国防需要。同时，财政预算的７０％分配到地方，其中１３％分配给西部地区，１２％分配给杭盖地区，２８％分配给中部地区，６％分配给东部地区。

香港与蒙古签署民航协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00年5月24日与蒙古政府签署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为两地未来实现直航打下了基础。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局局长叶澍堃在协定签署仪式上表示，香港特区与蒙古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增长超过８０％，今年首３个月到香港的蒙古访客比去年增加了１倍多，但两地目前尚未有直接航班互通。两地民航协定的签署，为彼此间的航空关系及未来发展打下法律基础，相信香港与蒙古不久便会有直航服务。这是香港与外国签署的第４３份民航协定。已与香港签署同类协定的国家包括：荷兰、瑞士、法国、美国、日本等。

 

蒙古科学院庆祝成立四十周年

　　蒙古科学院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于2001年11月２９日下午在蒙古古典艺术剧院隆重举行。蒙古总统巴嘎班迪向大会发来了贺电，他在贺电中感谢蒙古的科研工作者们为蒙古科学技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蒙古总理恩赫巴亚尔出席了今天的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蒙古科学院在过去４０年里，经过全体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为蒙古众多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希望蒙古的科技工作者利用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科技产业化的发展，使科技能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杨柏龄率领的代表团以及俄罗斯、德国等国的代表团也出席了今天的庆祝大会。杨柏龄副院长在此前由蒙古科学院举办的科技会议上，介绍了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回顾了中蒙两国科研机构的合作历史，并展望了两国今后的合作前景。他希望两国科学院今后能够携起手来，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共同努力。蒙古科学院成立于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６日，１９９１年起与中国科学院恢复交流与合作。

日本将与蒙古合作解析蒙古人基因

日本宝酒造公司计划与蒙古政府合作，解析蒙古人的基因，以利寻找致病基因和开发新药。有关资料表明，日本人属于蒙古人种，因此解析蒙古人的基因并与日本人的基因进行比较，将有助于发现致病基因，开发出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 据认为，宝酒造公司此举还有同欧美企业竞争的意图，它希望抢在欧美企业前解析和掌握亚洲人的基因资源，以确立自己在基因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北京日报）2001年4月24日）

 

中国—蒙古经贸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蒙古工商会共同举办的中国—蒙古经贸研讨会暨洽谈会2002年1月8日在北京举行。蒙古总理恩赫巴亚尔到会发表演讲。会上，中蒙两国100多名企业家就石油制品、水电站投资、肉类加工设备、采矿、建材、纺织等项目开展了经贸洽谈。

 

中国和蒙古国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乌兰巴托召开

中国和蒙古国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01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在乌兰巴托召开。会议期间，双方就两国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的原则、任务、文件及所涉及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共识。5日，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愉大使和蒙方首席代表哈腾巴特尔大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委员会条例》、《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工作组织细则》、《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人员、交通工具、技术设备和物资临时过境并在对方境内暂时停留简化手续的细则》、《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测制地形图细则》和《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委员第一次会议纪要》等五份文件。会谈是在友好与务实的气氛中进行的。其间，蒙古外交部长额尔登楚龙会见了中方代表团团长张愉大使。双方商定，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第二次会议于2002年1月在北京举行。

蒙古妇女不再早婚多育

１９９０年以来，蒙古的人口增长率呈大幅下降趋势，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０年仅为１．４％。这意味着蒙古妇女早婚多育的婚育观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变化。蒙古是一个地广人稀的草原之国，它拥有１５６．５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今只有２３７．３５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１．５人。１９２１年人民革命胜利时，蒙古的人口只有６４万。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发展人口，解决劳动力不足，蒙古历届政府都把鼓励妇女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蒙古，生育子女多的妇女被称为“英雄母亲”或“光荣母亲”并被授予奖章。她们在获得奖章的同时，也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因此，争当“英雄母亲”，争戴“英雄母亲”奖章成为蒙古绝大多数妇女的追求和向往。１９６９年以前，蒙古人口年均增长率均保持在３％以上。１９６９年后的几十年，蒙古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也都不低于２．５％。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１９８９年以来，蒙古新一代妇女的婚育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她们不甘心作生育的“机器”，“英雄母亲”的称号和奖章对她们不再具有吸引力。她们开始“计划生育”。以前在蒙古人们不知避孕药具为何物，而近些年来避孕药具一直畅销。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委员恩赫包勒德日前告诉记者，他有兄弟姊妹４人，都早已结婚成家，每个家庭都只有两个孩子。她的妻子有兄弟姊妹７人，在这７个家庭中没有哪个家庭的孩子是超过两个的。近几年来，三口之家和四口之家的家庭在蒙古越来越多。如果说１９８９年时蒙古全国平均一个育龄妇女生５个孩子的话，那么，现在已下降到２个至３个之间。不仅如此，１９９０年以来蒙古青年妇女的结婚年龄也大大向后推迟。１９８９年，１６岁至２０岁女青年的结婚率为千分之一百五十一，而现在则下降到千分之八十左右。以前，蒙古在校女大学生结婚和生孩子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而现在结婚者的比例却相当低，生孩子者更是凤毛麟角。现今的蒙古大龄男女青年独身很多。据蒙古统计局人口普查中心新近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１９７９年时蒙古独身男女的数量占人口的２３％，现在则是３３％。蒙古人口出生率下降与蒙古育龄男女青年的观念改变有关，同时蒙古妇女开始晚婚少育也与国家的经济困难有关。以前，妇女产后可以休假两年，工资照发，女大学生产后可以休学两年，照常领取大学生津贴，两年后可以继续上学。孩子入托和入学，包括在托儿所和学校的吃饭等均免费。１９８９年以后，这些优惠条件都不复存在了，而多子女家庭大都生活困难。这种现实促使蒙古妇女改变自己的婚育观，不再早婚多育，不再争当“英雄母亲”。

蒙古国总理恩赫巴亚尔

 

恩赫巴亚尔1958年生于乌兰巴托市。1980年毕业于莫斯科文学学院。1980—1990年他历任蒙古作家协会翻译、编辑、处长、司长、蒙古翻译家协会副主席，1990—1992年任国家文化艺术发展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2—1996年任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委员、政府文化部长。恩赫巴亚尔1996—1997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1997—2000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党议会党团主席。1997年起任国家大呼拉尔委员、人民革命党主席至今。2000年7月，他当选蒙古国总理。恩赫巴亚尔总理对中国友好，1993年11月他曾以文化部长身份访问过中国。

蒙古那莱赫——乔依尔公路正式开工

由亚洲开发银行出资、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那莱赫区至戈壁苏木贝尔省乔依尔市的公路开工仪式2002年5月９日在乌兰巴托隆重举行。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奥登其木德和敦德布、蒙古基础设施部副部长乌伦巴雅尔、亚洲开发银行常驻蒙古代表希区柯克、中国驻蒙古大使黄家骙和商务参赞宋学军、中国中铁建四局集团董事长高贵平，以及蒙古有关部门和施工单位代表５００余人出席了开工仪式。 那莱赫——乔依尔公路全长２００公里，是蒙古通往中国公路的一部分路段。按照计划，此段公路将于两年后完工。为确保工程质量和如期完工，中铁四局选派了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并配置了先进的施工机械和设备。 目前蒙古国家级公路总长度约为１．１万公里，其中硬面公路只占１１．９％。

 

人物

林       沉

林 沉，又名亦邻真，1931年8月15日生在伊克明安旗(今黑龙江富裕县)一个蒙古贵族家庭。1946年，他去内蒙古第一师范读书。1948年，他考入人民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正式参军。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军区，在团队里当文书，不久调到军区政治部报社任见习干事。1954年转业。在内蒙古日报社作蒙文编辑。1956年，林沉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1年冬在内蒙古大学从事蒙古史研究。1962年，他发表了《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文。他还发表了研究古蒙古文字的论文《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前后两次被"隔离审查"，一共关了9个月。在"文革"后期的几年中，林沉参加了《元史》点校。1971年起，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投人《元史》一书的校勘。蒙古史研究室全体同志做完校记长编之后，林沉被派去北京参与《元史》点校。在70年代后期，林沉写了《畏吾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话语音》一文。他翻译了19世纪蒙古族红学家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并写长篇泽序对这部书作了研究性评论。译文和译序出版后，林沉被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1981年起担任中国民族史专业(蒙古史)，中国古代史专业(元史)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85年曾去美国和日本作短期访问。1986年参加南京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访问过德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1988年他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0年赴蒙古国参加过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被批准为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林沉并完成了《元朝秘史》一书的畏吾体蒙古文复原。1987年和1991年，参加内蒙古大学第一、二届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担任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历史分会主席。林沉曾任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元史研先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还曾担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蒙古史研究所所长等职。1999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享年68岁。

波 · 少  布

波·少布，1934年生于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学者。1950年开始当乡村教师。1950-1955年他利用5年时间对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方族自治县的蒙古民间故事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调查，共搜集了100余篇故事。据此出版了《杜尔伯特传说》、《杜尔伯特蒙古民间故事》，两书共收入民间故事40余篇。这些故事大部分被收录子黑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之中。1958年考入齐齐哈尔蒙古师范，毕业后仍从事教育工作。1960年以后他的工作不断变化，1960年到杜尔伯特县委宣传部。1970年到县商业局，1979年到县教育局，1980年到县民委当主任。1985年任黑龙江民族志办公室主任，1987年到省民族研究所任《黑龙江民族丛刊》常务副主编。1980——1982年利用3年时间对杜尔伯特地区的蒙古民歌进行了调查，走访了100多个村屯、采访了数百名蒙古民间艺人和民歌手，共收录了300余首民歌，出版了《杜尔伯特蒙古传统民歌集》共收入96首民歌。共收集了荷包图案120幅，鞋花图案81幅。1980——1998年的18年间，共实地考察了30多座敖包，并参加了40多次那达慕会，了解了敖包祭与那达慕会的全过程及其深层文化内涵。他对黑龙江省富余正洁寺的喇嘛教文化进行了3次调查，共整理出喇嘛教经卷129部、其中有关佛教民间故事与民俗方面的经卷17部，喇嘛教艺术作品53幅，佛像图330幅。在担任副主编时，参与编写译校《中华风俗大观》、《蒙古述略》、《黑龙江少数民族风俗》、《黑龙江省志·民族志》，撰写《黑龙江省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杜尔伯特传说》、《杜尔伯特蒙古族传统民歌集》《杜尔伯特蒙古民间故事》、《黑龙江蒙古研究》、《黑龙江民族历史与文化》等，编辑《民族丛刊》、《蒙古学通讯》等。《蒙古风情》一书于2000年出版，现在，开始撰写他的专著《黑龙江蒙古述略》，计划30万字，将是黑龙江地区蒙古族研究的最权威著作。

 

 信息

吉林省蒙古族语文学会第七届年会在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举行

吉林省蒙古族语文学会第七届年会于2000年12月15日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行。来自松原、白城和四平等市的民委主任、主管民族教育的教育局局长和学会会员共7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居儒木图和吉林省民委副主任奎速等到会祝贺。前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恩和致会议欢迎词。省民委委员包东嘎作学会工作报告。松原市政协副主席苏赫巴鲁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50篇，这些论文分别对民族教育的研究，对蒙古语广播新闻的研究和为本世纪蒙古语文的整体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论文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独到见解，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通过会员们的充分讨论，最后评出30篇优秀论文，并在大会上进性了交流。在这次会上还选举了新的学会领导机构，为进一步开展全省蒙古语文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国际蒙医药学术会议召开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01年国际蒙医药学术会议于2001年8月18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继我国成功召开2000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后的又一次国际性传统医药大会，也是我国举办的首届国际性蒙医药学术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千篇，参会代表5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蒙古、俄罗斯、德国等9个国家和地区。据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介绍，蒙医药有着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诊疗手法。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寒冷、潮湿、风雪的自然环境，寒症、骨伤、胃肠疾患等为其常见症、多发病，自然条件使他们善于利用饮食、药草等简便易行的防治方法，蒙药取材广泛、炮制简单。蒙医传统疗法无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酸马奶疗法具有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蒙医整骨术、震动疗法、放血疗法等都具有神奇的疗效。除此之外，蒙医药在预防、保健、康复、抗衰老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为促进蒙医药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内蒙古自治区把蒙医蒙药研究开发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作为高科技产业重点工程之一加快发展步伐。

辽宁喀左整理我国保存最完整的蒙古古籍档案        

一部珍贵的民族古籍档案资料，正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整理之中。这是我国现在保存最完整的一部蒙古古籍档案资料。据《辽沈晚报》2001年12月报道，该档案共５９６卷、５３７７件，详细记载了自清朝乾隆六年至中华民国２１年近２００年间，清帝和六部、理蕃院等中央政府及热河都统等地方政府与喀喇沁左旗札萨克衙门之间的往来文件，旗王府衙门内文件，与外旗县、盟、府、厅等机构的各种公文便函等，均属世界级珍品。这些档案文件分类齐全，内容丰富，现存数量和保存完好率在全国少数民族旧政权档案中是罕见的，为研究喀喇沁地区蒙古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而且填补了蒙古族政权及元顺帝之后蒙古族王朝沿革研究的空白。　该县档案局从１９９５年起抢救、整理这一民族古籍，目前已翻译整理２８０卷、１８００件、译出汉文４００万字，汉文著录卡２１００张。

内蒙古红山文化考古又有重大发现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发现一处距今６０００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考古专家认为，这堪称我国近年来一次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据介绍，在这处遗址周围有宽阔的壕沟，沟内侧是数十行整齐排列的房址，最大的面积约有２０平方米，最小的约有１２平方米。令考古专家惊喜是，在众多出土陶器中，发现一件十分精美的红陶女子群雕像和一些鹰面彩陶。这都是红山文化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其中，红陶女子群雕像塑有３个女性，裸体，呈蹲坐状，手臂交叉相拥。造型之美，令观者无不惊叹。此外，在这个遗址中还出土了２９０多件海产贝壳，其中约有１／３被人工钻孔。据考古专家介绍，这是已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海贝最多的。考古界的有关权威人士认为，这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习俗，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可望解决我国原始社会晚期一些重要的学术课题。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辽宁、河北、吉林三省的交接地带。１９５４年被正式命名。它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文化的起源之一。

木兰蒙古尔山塞城遗址又出土一批文物

　　2001年年末，黑龙江省木兰县柳河镇蒙古尔山塞城遗址又出土了一批文物。据报道，蒙古尔山塞城始建于辽，有大小房址200多座，明初毁于战火。1997年4月这一遗址被黑龙江省考古人员发现，出土了石磨、铁缸、铁锄等生产、生活工具。此次出土的文物有1800多枚古代铜钱，两把铁镰，一把铁刀，还有一些陶瓷片，这件“绞釉瓷片”就极为少见。这些出土文物都是城址房内遗物，保存完好，是古代战争时期所遗留，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辽金历史有重要意义。

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内蒙古赤峰有新发现

由中美两国考古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后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成果。据介绍，此次调查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点一百六十处，确定其年代为距今六 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左右。这次考古调查再次证明了红山文化先后至少持续了一千 五百年之久，其影响深远。内蒙古赤峰地区古代文化十分发达，尤其是红山文化和契丹文化，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二连盆地发现蒙古汗国时期贵妇墓葬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于2000年5月在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境内的二连盆地内，发现一座距今大约８００年前的蒙古汗国时期的贵妇人墓葬。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墓葬在我国很少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这座墓葬位于内蒙古二连盆地赛乌素到红格尔公路５０公里处，墓主人腰束铜带，头戴固姑冠，腕部有铜环，耳部有２件绿松石耳饰。根据蒙古汗国时期的《蒙古秘史》和成吉思汗时期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载，蒙古贵族妇女当时都喜爱戴这种用桦树皮缝制的高筒帽子，外罩绸缎，饰有羽毛，其实物可见于故宫《历代帝后像》中的《蒙古皇后图》。这次出土的固姑冠也是用两层桦树皮缝制而成，其圆顶盖至今还保存较好，直径为１２. ５厘米。同时出土的由１５块铜牌子缀成的铜带，大多数铜牌子上都铸有大角鹿，这正如《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那样，蒙古族女性始祖奉祀着“白鹿”的图腾，男性始祖则以“苍狼”为图腾，这种“白鹿”图腾的女性饰品确属首次发现，极为珍贵。二连盆地在蒙古汗国时期是蒙、金、宋互相交汇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驻牧的主要是成吉思汗家族。这是内蒙古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蒙古古代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河北沽源县发现元代蒙古贵族墓

河北省沽源县发现一座元代蒙古贵族墓，使长期流传的所谓辽肖后“ 梳妆楼”谜底初见端倪，出土的珍贵文物正在整理研究。1999年9月至10月，河北省和沽源县文物部门在对俗传的辽代肖太后“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时，在楼内中央发现一座古墓，并发掘清理出具有元代蒙古族特色的衣物、金饰等珍贵文物，从而证明这座古代建筑，实际上是一座罕见的蒙古贵族墓的墓上享堂。“梳妆楼”位于河北省沽源县平定堡镇南沟村楼底自然村西150米处，1982年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地处滦河上游，河岸冲积地带地理条件优越，夏秋季节，无暑清凉，水草丰美，鸟语花香，是辽金元皇帝避暑打猎的圣地。据《辽史》记载，辽代称此地为炭山或凉陉，景宗和肖后在此建有“凉殿”，经常来这里纳凉狩猎。矗立在滦河西畔的“梳妆楼”，因没有详实可靠的文字记载可资考证，对于它的建筑年代和功能一直没有定论。“梳妆楼”为一座坐北朝南的全砖建筑，底座平面正方形，穹隆顶似蒙古包墓穴位于楼内中央，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早年曾被盗扰，盗洞内出土铜质押印、石板和琉璃构件。墓穴土圹内东西排列3个长方形砖室，以中室最长最宽，棺椁具全，木棺形制特殊，内部做成人形，盛装一具男性尸骨，椁内随葬有马具、铁剑、箭囊、铅灯等器物，棺内出有精美的鎏金龙纹银带饰。西侧砖室没有木椁，但顶部覆盖扁方木段，木棺完好如新，外捆三道铁箍，内底隔板有7大1小共8个圆孔组成北斗形状，随葬有大定、至大等年号的宋元铜钱多枚，棺下有一小腰坑，内置羊脊椎骨3块，这种情况较为少见，尸骨为女性。东侧木椁无底板，木棺用板拼成，棺内出有金耳环等物，尸骨亦为女性。三个棺内均出土较珍贵的衣物，如具有元代蒙古族服饰特色的质孙服和织金锦等。在西棺衣物上还发现朱书梵文咒语及其他图案。这座古墓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全砖横券无梁结构的建筑具有元代风格，出土衣物服饰具有蒙古特色，还出有等级很高的龙纹鎏金银带饰，证明了传说中的肖太后“梳妆楼”实为一座元代蒙古贵族墓葬，终于揭开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古楼之谜。其次，元代蒙古人墓葬极为少见，而具有这种墓上建筑的墓葬形制更为罕见，这座古墓的发掘，为研究元代葬俗、礼制、服饰以及建筑水平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内蒙古发现罕见的元代壁画墓

2001年10月，文物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大路乡发现一座元代壁画墓。据考古专家介绍，有如此精美壁画的元墓比较罕见。该墓为砖室墓，墓室平面呈正八边形，每角砌有彩绘斗栱，墓顶为攒尖顶。最为精彩的是墓壁四周绘有多幅精美的图画。其内容主要有“门神图”、“海东青攫兔图”、 “仕女图”和“柳树狮虎图”等。这些壁画均施朱、黄、绿、黑等油彩，人、物刻画神形俱备。其中“海东青攫兔图”更堪称元代壁画中的上品。此画由海东青攫兔和食兔两个场景组成。海东青攫兔时厉目双睁、翼翅翻飞的逼真形态跃于画上。它反映出了画家高超的技艺和对当时草原生活的熟悉。在壁画的旁边还有几处墨书题记，有“徐小”、“天门神”和“泰定三年六月初二日”等字样。“泰定”为元代中期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年号。据此可知该墓建于公元１３２７年。由于墓葬此前曾遭到过严重破坏，故葬式、葬具不明，出土随葬品也较少，但有一酱釉罐，胎质细腻，釉色明亮，堪称元瓷中的精品。在现场组织发掘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盖之庸介绍说，目前，内蒙古境内所发现的元墓不足十处，而此次发现的这一元代墓，不仅有壁画、规格高，而且有明确纪年，可谓弥足珍贵。

内蒙古成立蒙古学研究中心

蒙古学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2001年5月在内蒙古大学挂牌成立。目前已从全国聘请了３０多位知名学者担任专兼职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是蒙古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该中心现已启动了蒙古语基础方言研究、蒙古史文献研究和内蒙古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三大项目。该中心将用３到５年时间发展成全国蒙古学研究领域专门人才培养基地、全国高等院校学术信息资料和咨询基地等五大基地，成为覆盖蒙古学研究领域、联合国内研究力量开展蒙古学研究的新研究实体。

 

第 一 把 圆 箱 马 头 琴 在 科 尔 沁 草 原 问 世

中国旧历马年即将到来之时，蒙古族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获赠一件令他十分高兴的特殊礼物——一把共鸣箱为圆形的马头琴。据介绍，研制这把马头琴的是位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通辽市的一家马头琴厂。齐·宝力高用这把马头琴试着演奏了两曲蒙古族民歌后异常兴奋。“与方箱马头琴比，这个新东西音质更为纯美，声音更为明亮。”他说。 在齐·宝力高的所有马头琴中，就是这一把最为特殊。齐·宝力高是一名马头琴收藏爱好者，他已收藏了不同时期、不同质地的马头琴数十把。 马头琴是深受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古老乐器，它以深沉悠扬的旋律，宽广优美的音色不仅在蒙古族传统乐器中独占鳌头，在中国诸多民族的乐器中也以自己蕴含着的那种塞外草原苍茫辽阔的情致，深受人们的喜爱。 马头琴是因这种琴的琴杆上端雕刻有一马头而得名。实际上这种乐器最早被蒙古人称之为“潮尔”。北宋诗人欧阳修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奚琴本出奚人乐，奚人弹之双泪落。”这奚琴与今天的马头琴极其相似。 圆箱马头琴的设计研制者张忠本告诉记者，他的灵感来自于蒙古包。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张忠本发现在蒙古包门口说话和唱歌与站在蒙古包正中央音色有较大差别，由此他产生了圆箱马头琴的构思。他先是用葫芦做了一个蒙古包造型的音箱，接着与工程师巴特尔反复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世界上的第一把现代圆箱马头琴。

一双底长1.5米、高2.5米的蒙古靴

2002年新年前夕，居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蒙古族妇女日格吉玛用精美的手工刺绣裱糊缝制了一双底长1.5米、高2.5米的蒙古靴，展示了蒙古族传统的服饰文化。

考古部门发现宋末元初深圳就有蒙古民族居民

考古部门2001年12月26日在深圳透露，在深圳南头古城考古现场，发现三只宋末元初时期蒙古贵族使用的高脚酒杯。据此推断，早在数百年前，深圳就有蒙古民族的居民。这三只酒杯，是在南头古城明代护城河上部护城坡一个壕沟内被发现的。酒杯呈青绿色，大口杯身，竹节脚，酒杯外径约十一厘米，高约十厘米，出土时色彩鲜艳，触摸有湿润感。根据质地、纹路及色泽判断，应为浙江龙泉官窑烧制。据有关资料记载，这种大口径高脚杯古代汉人很少使用，是蒙古贵族使用的酒器，因而可以推断在宋末元初，有蒙古人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生活。这三只元初酒杯的发现也填补了南头古城内各个时期文物都有，仅缺元朝文物的缺憾。

“茶叶之路”重现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于2001年12月在和林格尔县境内发现一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旅蒙古商道。 记者日前来到发现地点———黑老窑乡的茶坊沟，看到险要处仅容一人一驼通过，在路边的巨石上有明显的斧凿刀砍的痕迹。在山间空地，有驿站的两间石头房屋废墟，尽管是断壁残垣，但仍然能看出地处高寒山区的房屋墙壁的厚度；门前插旗杆的石头底座背面还有刻制的花纹。专家介绍，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中国通往中西亚、欧洲的贸易商道除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就是从山西太原经晋蒙边境的杀虎口假道归绥，通往大库仑（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向北向东到达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的“茶叶之路”，主要是山西的旅蒙商用骆驼贩运高寒地区及牧区所需的茶叶和部分日用品，运回中原所需的皮毛原料和制品或俄罗斯生产的工艺品。清朝中前期是旅蒙商最活跃的时期，鸦片战争爆发和农民起义使“茶叶之路”日渐衰微，商道也逐渐废弃。

内 蒙 古 发 现 世 界 上 最 细 的 河

环保专家最近在内蒙古高原的河流中惊奇地“发现”了一条世界上最细的河———耗来河。在位于内蒙古东部克什克腾草原上的达里诺尔(诺尔，蒙语意为湖泊)自然保护区内共有4条河流，其中一条就是耗来河。耗来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全长只有17公里，平均水深约50厘米，一般只有10几厘米宽，最窄处只有几厘米。较窄的一些地方把笔记本放上去，就成为一座“桥”。据当地的蒙古族牧民讲，一条大鱼只能挤着游过这条河的最窄处。“耗来”是蒙古语，意为“嗓子眼儿”。蒙古族牧民用此比喻这条河的细。

蒙古族的传统游戏——“鹿棋”

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内蒙古阴山、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等地发现和出土了一类有6条经线和6条斜线交叉成25个点的呈正方形的棋盘凿刻画和实物，1948年至1949年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古都哈刺和林的窝阔台汗宫中，也曾出土过此类棋盘，这就是仍流行在蒙古民族中的一项传统游乐项目——“鹿棋”，蒙语称其为“鲍戈因吉勒格”。这种有经、纬线组成的鹿棋棋盘，在其相对的两侧各有一座“山”（蒙古语称“乌拉”），一个呈尖顶形，一个呈平顶形，也各有若干个点。这种棋由两人对弈，一方执2子，这2子叫做“鹿”（蒙古语称“鲍格”）；另一方执24子，这24子叫做“狗”（蒙古语称“脑亥”）。对弈之前，两枚鹿子分别置于棋盘的两端外线两山入口处；8枚狗子占据棋盘内线8处。对弈过程中，“鹿”子以跳过一只“狗”子的方式，吃掉一只“狗”子。而狗子则尽量围困“鹿”子。如果24枚“狗”子放完还没有围困住“鹿”子，“鹿”子仍畅通无阻，不会出现困死局面，则“鹿”方为胜。反之，如果“狗”子把两个“鹿”子赶到“山”上，并围困住，使其不能再走，则“狗”方为胜。此类鹿棋，因棋路纵横交错、斜线交叉，又有两座“山”为“鹿”提供活动地域，故而变化多端，富有趣味。由考古发现，可至此棋类至少已流行一千多年了，现仍在内蒙古的农区和其他民族中流行，说明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棋类游戏。

 

 

 书讯

首部《蒙古百科全书》出版

蒙古第一部百科全书已于近期在新加坡出版发行。全书共两卷，1200页，包括3万余辞条、1300幅插图、150幅附图。蒙古科学院《蒙古百科全书》编辑总委会负责该书的领导、编辑、校对、出版印刷。参加编撰工作的559人都是蒙古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书中包括西里尔和老蒙文两种文字。在没有政府自主的情况下，该书总编、科学院院长、大呼拉尔委员恰德拉等人通过私人贷款才使其得以于近期出版。第一版仅印800册。（《中国文化报》2001年9月）

我国首部大型蒙古文连环画《成吉思汗》出版

青年蒙古史学者阿拉坦巴根编著脚本，画家若希绘制的大型蒙古文连环画《成吉思汗》，2001年11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连环画共300页，内容丰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既有气势磅薄的战争场景，也有主人公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故事，着重描写了我国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蒙古民族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的风云变幻的历程。画家若希以生动的笔法塑造了众多有名有姓，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物，画面上的每个人物都翔翔如生，主要人物成吉思汗从童年到老年保持了精神气质和外表形象的统一。评论家们认为：在当今连环画作品极为稀少的情况下，这部连环画就显得弥足珍贵。

《罗萌国粹小说评论集》出版

蒙古族作家罗萌的《梨园风流》、《丹青风骨》、《杏林风骚》等以国粹文化为题材的系列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受到读者及文学界好评，也引起评论界关注，不少作家、评论家撰写文章，对这三部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提名奖的长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罗萌国粹系列长篇小说”有关评论文章汇集出版。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纂进展顺利

　　被列入“九五”、“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的《蒙古学百科全书》编纂工作进展顺利，其中的“文学卷”、“医学卷”已经先行脱稿，计划2001年内出版。该百科全书共有古代史卷、近代史卷、近现代史卷、语言文学卷、经济卷、医学卷等二十个学科卷，每卷篇幅以汉字计算约一百万字。

《蒙古族传统生活概观》等一批蒙古学专著出版

代表近几年蒙古学研究成果的一批蒙古学专著在内蒙古陆续出版。这是从“蒙古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上获得的消息。 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传统生活概观》一书，用图文形式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蒙古民族的生活环境、历史发展、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分别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蒙史札》以及《亦邻真蒙古学文集》是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家周清澍和内蒙古大学已故杰出蒙古学家亦邻真先生在蒙古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展示或独到见解。由青年学者杨道尔基完成的“蒙古史诗”三部曲之一的《成吉思汗秘传》和孟克德力格尔写的《哈布图哈斯尔》等专著都在蒙古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忽必烈大帝》出版

杨·道尔吉撰写的《忽必烈大帝》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2.80元。该书描写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高原的政治文化全景，立体构架忽必烈一生的政治作为，记述忽必烈在成长过程中祖父成吉思汗、父亲托雷、母亲唆鲁禾帖尼、兄长蒙哥等人对他的影响。以及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的过程，其一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得与失。

《内蒙古资源大辞典》出版

马玉明总主编的《内蒙古资源大辞典》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480.00元。资源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生存、发展、文明、富裕的主要条件。资源的丰度、组合和开发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优势、外贸特征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政策。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的一个资源大省，一些资源在全国各省区中首屈一指或占重要地位，素有“东林西铁，南粮北牧，遍地是煤”的美称。为了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内蒙古的资源，4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呕心沥血，历时5载伏案而成，著出了第一部反映自治区资源概况的大型综合性辞典。 全书共分15个分册，词目约12000余条。以内蒙古的资源类型构成、价值和目前人类能够开发利用的水平为框架。该书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当代，惠利子孙的宏伟事业和可贵成果。它既可以成为在内蒙古工作的各级领导决策的案头典籍，也可以作为外省区了解内蒙古的窗口、投资合作的依据和科学研究的媒介。 本书获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因此，将向大家推荐此书。

《蒙古语辞典》

《蒙古语辞典》编委会编的《蒙古语辞典》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300.00元。《蒙古语辞典》是一部收词近七万条，释义达300余万字，目前为止在蒙古语言文字方面最完整、最具权威的语文工具书。为了体现蒙古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和研究现状，在编纂《蒙古语辞典》全过程中，严格遵循形、音、义的统一和规范原则，突出了适用性。解释词义以词 的 基本义、派生义、比喻、转义为序，在收词方面收入常用词外，适当地选入了书面语、方言 、俗语、古语和口语词语。还适当地选入了古蒙古语及各种专业名词术语等。同时为使斯拉 夫文字研究者和应用者能利用本《辞典》，在主词条下附了斯拉夫蒙文。《蒙古语辞典》是我区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解释辞典，是广大蒙古语言学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倾注40年心血筑起的语言学方面的巨大工程。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了自治区政府、宣传部、内蒙古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以及新闻出版局的指导和支持。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蒙 语系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通力合作下，顺利完成了编纂、审订、出版工作，同时也保证了该《辞 典》的整体质量。该辞典的出版对于蒙古语文工作者、学习者和使用者具有显著的科学价值 和实用价值。

《蒙古人的生命崇拜》

瓦·色音朝克图撰写的《蒙古人的生命崇拜》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上、下册)48.80元 。古代蒙古人认为，人的生命在体外或身体的某一部位，以实物形态存在。蒙古语称生命之物 为“阿米”。本书作者利用国内外学者在蒙古族民族学方面的调查报告和丰富的资料，在宗 教人类理论体系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论点，填补了此类图书的空白。作者在书中首先阐明了阿 米崇拜的起源与发展。根据蒙古人阿米概念的发展，可分为“物态生命”、“能态生命” 和“人格化的生命”三节段。书中作者着力描述的“集体生命”(氏族阿米)的物体结构反映 在氏族的社会结构上，这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注意的很重 要的文化现象。总之，作者触动了尚未为人所知或尚未介入的较新的文化研究领域，解决了 蒙古学方面的诸多悬案，理论深入浅出，是专家学者和一般读者难得的一本好书。（蒙古文）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

林干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28.00元。全书共分十三章，计40万元。书中对整个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族系)——匈奴族系、 突厥族系、东胡族系(蒙古族在内)的民族面貌、社会面貌、文化面貌及三大族系的人种，三大族系与中原王朝和西方的关系，草原丝绸之路和大漠南北的交通……等，均有详细、深入 的的综合论述。书末附录近50年来(1949～1997)国内外出版的古代北方民族(或北方民族史) 主要著作书目200多种。

《蒙古文正字法词典》

《蒙古文正字法词典》编纂组编写的《蒙古文正字法词典》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96.00元。

《蒙古文正字法词典》由50多名专家，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认真总结诸多蒙古语言学家 的宝贵经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完成。 本书共收入40000余条蒙语单词，以主条词、书面语标音和释义等组成，为推广蒙古标准语 ，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服务，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其中，对“一词多形 、拼写混乱”的2300个单词进行了规范。 本书是一部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较高权威性的词典。它的出版，对于统一和规范蒙古语单词的 拼写形式，对于蒙古语言文字的繁荣和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特向广大读者推荐。（蒙古文）

 

(THE END)

 

 

感谢：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文化人类学研究室  何日莫奇 女士 供稿

网页编辑：青城驿站(http://www.qingis.com)  (20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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