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 古 学 通 讯
Mongolian Studies Communication
主编：何日莫奇
出版日期：2004年1月18日
期号：总第20期
出版单位：黑龙江省蒙古学研究会
目 录
综合
蒙古族寺庙舞“查玛”…………张宝音
内蒙古历史上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宝力格
蒙古学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信息
蒙古学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次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会蒙古学分会章程
黑龙江省民族学会蒙古学分会第二届机构组成
黑龙江省民族学研究会蒙古学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题目
黑龙江省民族学会蒙古学分会10年总结
黑龙江省民族学会蒙古学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次学术研讨会总结
“成吉思汗陵776周年秋祭大奠”祭词
“成吉思汗陵776周年秋祭大奠”赞词
文摘
元代买卖女口现象初探
康熙六年《蒙古律书》
内蒙古妇女参政状况分析与对策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行政建制问题
元朝烧埋银初探
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特点及成因——以呼和浩特为例
内蒙古小城镇规划问题的解决对策
内蒙古旗县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浅析元代的判决离婚
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
浅议古代蒙古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
试论辽金元三朝法律的特点
1900年内蒙古西部的蒙旗教案
元代怯薛新论
13世纪蒙古霸权的另一种视角—亚欧大陆腹地地缘经济与政治分析
蒙古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与改革模式的选择
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
布里亚特蒙古族牧区雇工现象的历史变迁
民国以来内蒙古荒漠化的政策因素分析
俺答汗对土默特地区开发
东亚游牧民族文化与农耕文化交往史浅析
伪满时期“蒙地奉上”研究
论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
论13世纪蒙元帝国在再造中华大一统伟业中的贡献
清初“外藩蒙古十三旗”杂考
试论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
“扎赉特”一词探源
清前期出兵西北过程中的阿拉善蒙古
试论蒙元时期皇后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现状调查
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的背景及其意义
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
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
布里亚特蒙古族及其研究概述
蒙元时期哈撒儿家族兴盛原因初探
郭道甫对蒙古民族觉醒的作用初探
札剌亦儿部显贵“国王”爵位封授与承袭
元代的女真人
“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伊犁厄鲁特营的戍边
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
大元制诰特赠碑与郑鼎
蒙元时期四大汗国史国内20年研究综述
扎雅班智达传中的“寅年至寅年”说考
关于在科尔沁地区设立的汉化行政衙署考辨
元代“站赤”考
清朝“蒙禁”政策没有被贯彻之因
金朝出使蒙古使者考
买的里八剌与脱古思帖木儿
“八合识”探源
格勒特即西平王奥鲁赤考
羊群庙石雕人像与燕铁木儿家族祭祀地
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
略论元代的察罕及其家族
成吉思汗订亲完婚之地考释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
国内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状况
对21世纪蒙古族民族声乐的思考
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及其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
蒙古族女性敖包的文化内涵
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
论土尔扈特回归故土事件中的文化因素
论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
元代散曲演唱传播试论
蒙古族神话《额日黑莫日根》的文化解读
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
论蒙古语言文字的演变
蒙古语复合词的语法属性描述
元代蒙古族文学评点家 郝天挺和他的《唐诗鼓吹集注》
蒙古族翻译文学史研究述评
论蒙古族神话《天女之惠》的多彩组合美
《诗镜论》对蒙古族诗论的影响
论蒙汉族人名中的文化内涵
试论英雄驯服野生动物母题与考验女婿习俗之关系
元代下层文人选择杂剧的心态试探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月亮斑痕神话比较研究
元代的回回乐器与乐曲
中国岩画造型的面的表现艺术
论辽、金、元三代避讳
元杂剧的“折”的本义与起始
游牧蒙古的萨满教文化基因初探
“蒙古秘史”腾格里祭祀的研究
蒙古族赏封赛马习俗初探
古代蒙古习惯法及其演化
中国蒙古学研究之管见
蒙古语言及其社会环境-千年蒙古语言及其未来
14—18世纪东亚大陆的“译学”机构
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
元朝国子学的评价
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
蒙古消息
中国和蒙古发表联合声明
联合国蒙古签署环境保护协定
蒙古国政府将2003年定为“水年”
蒙古各政党加紧活动迎接2004年议会选举
蒙古将解散除边防部队外的所有军队
蒙古国政府明年将不增加税种和税额
蒙古政府修定了外国公民在蒙古居住方面的规定
蒙古通过修改劳动法加大了对雇员的保护力度
蒙古政府承担边远地区大学生上学往返路费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委员会见中国记协代表团
蒙古总统向中国驻蒙大使黄家骙授勋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会见中国和裁会代表团
蒙古国代表来琼访问 中蒙(海南)投资论坛将举行
蒙古国总理访俄使两国关系提升至新的台阶
中国妇女代表团结束对蒙古访问回国
蒙古总统重申同中国睦邻友好是对外政策首要方针
蒙古“黄金计划”利害兼得
蒙古1-7月铜精矿出口达322,600吨
蒙古国发展旅游振兴经济
蒙古中央银行合法净收入近年迅速增加
蒙古计划在重要城市建立工业园和高科技园区
蒙古国设立自由贸易区
蒙古将发行60亿图债券改善公务员和青年住宅
蒙古免除大客车的进口关税与增值税
蒙古国最大口岸的检验检疫机构改革完成
蒙古国将大量进口中国商品
蒙古全境0.9%的土地将逐步实行私有化
蒙古国国有第二发电厂将进行私有化改造
蒙政府宣布原国有石油进口公司私有化无效
亚行预测蒙古2003年GDP将增长5%
蒙古出现燃油荒 油价连日来一路飙升
蒙古国希望引进汽车防冻液生产线
加拿大艾分豪公司计划2到4年后开发蒙古第二大铜矿
欧盟批准向蒙古追加价值100万欧元的救灾援助
我国内蒙古二连市公路口岸实行客货分流等新的通关措施
援蒙优质面粉装车开运
新飞冰箱称雄蒙古
中蒙积极评价双边经贸合作 愿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中蒙两国口岸进一步加强汽车运输合作
中蒙俄间集装箱铁路运费将下调50%以上
蒙古国东戈壁省与二连浩特联手防沙治沙
俄蒙总理举行会谈俄拟取消蒙所欠部分债务
普京称蒙古是俄罗斯传统的“可靠伙伴”
韩国已向蒙古提供了835万美元无偿援助
蒙古继续将2004年命名为“旅游年”
国际社会将向蒙古提供3．35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
俄企业收购蒙古最大保险公司
蒙古国名优产品展销会在呼和浩特落下帷幕
蒙古国首次开通直飞呼和浩特航班
蒙古设立国际核武器试验监测中心
美军首次深入蒙古草原
蒙古出兵伊拉克180名蒙士兵在伊“上岗”
蒙古通过第一部体育运动法
美丽的乌兰巴托
蒙古西部的乌布苏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向西方文化靠拢 蒙古要改用拉丁文字
蒙古将修建新的国际机场
蒙古总统赞扬蒙中两国广播电台合作
蒙古举办“演唱中国歌曲大赛”
普勒布巴特尔当选为蒙古年度最佳运动员
蒙古拳击队将利用中国公开赛检验训练水平
蒙古戈壁熊面临绝迹的危险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在蒙古举行
信息
中国驻蒙古使馆领事部公告
中国与蒙古签署旅游合作协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１３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蒙古民主党主席恩赫赛汗一行
策克—西伯库伦口岸辟为常年开放口岸
中蒙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存在四大问题
内蒙古宁城黑里河保护区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韩国发现中国元朝法典
成吉思汗葬身何方？俄科学院院士有新说法
保护黑城遗址
内蒙古兴建原始文化博物馆展示史前文化
内蒙古酒文化博物馆
贺兰山麓兴建全国最大的敖包 将升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内蒙古曼德拉山发现大量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岩画
内蒙古尼尔基发掘出一批金代文物
我国最大的清代蒙古亲王府修缮后对外开放
阿斯哈图石林
杜尔伯特蒙古语电视节目开播
新疆博州古老“那达慕”接轨现代文明：经典现代
呼和浩特地区教育事业投资力度加大
湟中农民赴蒙古国淘金
潍坊人在蒙古创公路建设品牌
银川市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建立友好城市
奔向小康的云南“马背民族”
１５个少数民族有戏曲剧种
《满都海斯琴》在呼和浩特上演
回首乌兰恰特
会讯
内蒙古民俗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暨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国云南蒙古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法学术论坛综述
巴·布林布赫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50年纪念会召开
书讯
《乌兰夫论民族工作》出版
《蒙古民族通史》出版
《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出版发行
《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出版发行
《〈蒙古秘史〉还原及研究》出版
《忽必烈建元朝》出版
《国外刊行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史资料》出版
《蒙古人远征记》出版
《蒙古的人和神》出版
《二十世纪西方蒙古学》出版发行
《蒙古族古代战例史》出版
《元代回族史稿》出版发行
《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出版
中国蒙古文古籍目录编制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出版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出版
《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版
《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出版
《蒙古文编码》出版发行
《中国蒙古学文库》规划中的三部书已出版
《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出版发行
《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出版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出版
《大野芳菲》出版发行
《乡村关系视野中的村庄选举以内蒙古桥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个案》出版
《学者和百姓的对话》出版发行
蒙古族寺庙舞“查玛”
张宝音
蒙古族宗教寺庙舞蹈“查玛”，汉译为“打鬼”或“跳鬼”的意思。是寺庙固定的活动内容。是一种独特的，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舞蹈形式；也是为了宣传宗教教义的一种工具。
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为古之秽貊、夫余故地。勤劳勇敢、朴实善良并又虔诚信仰宗教的蒙古人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历尽沧桑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继承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查玛”就是流传在郭尔罗斯草原上的宗教寺庙舞蹈。它就如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郭尔罗斯草原上，为古老悠久的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一）、“查玛”的源流沿革
1、“查玛”的起源
“查玛”起源于西藏。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与西藏原有的笨教并行传播，谁胜谁负的斗争相当激烈。“查玛”的起源也就众说纷纭。传说，佛教传入西藏，在西藏建造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时，四面八方的鸟畜都来帮忙，其中有一头大青牛，勤勤恳恳地苦干，出力甚大。可是，寺庙建成后的庆功大会上惟独忘记了大青牛。于是，大青牛气愤至极，对天怒吼之后，用尽毕生的气力，撞到庙台死去。大青牛死后托生了人，这个人就是吐蕃五朝时三大法王之一赤热巴中的哥哥—达玛。他继弟的王位后，下令杀戮僧侣，拆毁寺院，焚烧经书，佛教面临崩溃边缘。一些幸免遇难的僧侣不甘心佛教的毁灭，决心要复兴佛教。其中有一位智勇超人的英雄叫巴拉尔道尔吉，想出了跳“查玛”除暴主的办法。他头戴面具，身穿黑色的袈裟，袖中藏弓箭，天天来皇宫附近跳舞，他跳啊跳，跳得一天比一天熟练，一天比一天精彩，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凡是看到的人都赞不绝口，这个消息传到了达玛那里，他也想看看这个奇怪的僧人的舞姿。于是，他传旨巴拉尔道尔吉到皇宫楼台下来跳，巴拉尔道尔吉越跳越美，越跳越接近楼台，达玛不知不觉被优美的舞姿吸引，身体便探出楼台，巴拉尔道尔吉趁机取出袖中的弓箭射死了达玛这个暴君，之后，他摘下面具说道：“风可吹动土，土可盖过水，水可扑灭火，凤可镇压龙王，佛可压鬼驱邪。同样我也可以杀死罪恶的皇帝达玛。”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复兴佛教的英雄，每年都在寺庙跳“查玛”，旨在打鬼驱邪，拔除不祥。就这样，“查玛”便流传下来了。以上故事虽是传说，但达玛确有其人，他是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他确死于僧人的箭下。
“查玛”起源于西藏，藏语称“羌姆”或“跳允”，由于教派不同，寺庙的规模不一，“查玛”的形式大同小异。如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宁玛派（俗称红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各自的“羌姆”内容、形式都有所不同。但无论怎样变化，总的反映了人们娱神、破灾、图腾崇拜的一种心理。他们都是用舞蹈的形式来宣传宗教教义，既娱神又娱人。所以在有寺庙的地方，还保留着这个习俗。“查玛”久跳不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
（二）“查玛”的发展与演变
元世祖时（1280-1294年）佛教传入蒙古，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蒙古人多由信奉萨满教改为信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的广泛传入，“查玛”也就随之进入蒙古地区，为使藏传佛教扎根于蒙古地区以求得更快发展，传教者们必然要吸收蒙古族固有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从内容到形式也都充满着文化交融的绮丽色彩。
到了清代，清朝统治者深知宗教才能使蒙古族化强悍为驯服。所以，拨巨款在蒙古地区大建寺庙，广泛在蒙古人中传播佛教，吸收蒙古人中聪明、强壮的孩子进寺庙当喇嘛。当时在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孩子都往庙上送。”当时在蒙古地区建庙传教，也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灭蒙古族的一种手段。佛教发展到这一时期政教形成了实质性的合一，仅在郭尔罗斯草原上就先后修建了五大寺庙。1641年郭尔罗斯草原上建成了第一座寺庙“德寿寺（称黑帝寺）”。约在1658年前后，北京“雍和宫”的一位喇嘛来郭尔罗斯传授了“查玛”，但没有跳开，只是制作了面具和道具。1664年，郭尔罗斯王扎日宝去世，他的儿子安达希日继位。安达希日是佛教的信仰者，继位后，大肆宣传佛教。这期间由清朝政府理藩院拨巨款在阿拉街建成崇化禧宁寺，称阿拉街寺，并将此庙定为旗庙。于是便把德寿寺能跳查玛的喇嘛连同面具一起迁到崇化禧宁寺。
“查玛”迁移到崇化禧宁寺后，跳查玛的规模不断扩大，整个郭尔罗斯五个大小寺庙分别都有不同的查玛人员，结构也不一。阿拉街庙的查玛的人数变化由二十一人，三十六人最后固定为六十人。其中，哈兴年王及子女七人，大吐胡莫二人，小吐胡莫二人，阿拉哈柱二人，查干额布根一人，额日布海八人，达日额赫二十一人，共九个小组六十人。此外，还有乐队伴奏的和念经的喇嘛若干人。跳查玛的日期固定每年举行一两次，为正月的十四、十五两天，六月的十四、十五两天。一年跳两次查玛意味着打鬼驱邪，拔除不祥，一年就太平了。也可以说是佛教信徒们向往太平的一种精神寄托。每逢庙会的前两个月，就要集中各寺庙跳查玛的喇嘛到旗庙来进行严格的训练，使众多跳查玛的喇嘛配合默契，动作整齐。据当地年过花甲的老牧民讲，当年每逢庙会跳查玛人们都从四面八方坐勒勒车、骑马或步行，三五成群地涌向崇化禧宁寺拜佛，看跳查玛。场面宏大，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围观的牧民，对喇嘛高超技艺，精彩表演赞不绝口。
1987年我和朱莉（当时在白城地区群众艺术馆）老师等人采风到旺丹扎木苏（此人是阿拉街庙的主跳查玛和教练者，庙里职位是该颂嘎），汉名叫韩福林。据老人讲，郭尔罗斯崇化禧宁寺最后一次跳查玛是在1942年，后来，在1945年又跳了一次，日期既不是正月也不是六月，而是在日本侵略者投降撤退之前强迫组织的一次摄像。建国后，我党注意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尊重个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在1956年吉林省首届业余文艺汇演中组织了尚存的喇嘛，在长春舞台上表演了查玛的片段。这次演出，把查玛由寺庙的庭院搬上了舞台，也使舞蹈动作更加规范化。从此，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查玛舞。
（三）查玛的风格与特点
查玛作为宗教寺庙的一种祭祀活动，这本身就有独特的风格特点，而这种祭祀活动由不同于其他的宗教活动，它跳于寺庙的庭院，场地、面具、道具、服装别具一格，整个活动全部通过舞蹈来体现，是很有舞剧因素的大型舞蹈，具体出场顺序、装饰特点、人员结构及道具是：
1.
道格希达（猛烈的意思）十三人。面具是大晓布拉（脑颅骨）的样式，上面有5个小脑颅骨，小颅骨上面三红色宝石有铜圈，穿没有领的袈裟，脚蹬长筒布靴子，其中袈裟是黑色带大钱花的蟒袍两件，带各种花的蟒袍两件，鸭蛋色各种花的两件，紫色两件，蟒袍浅绿色、有水纹和各种花的两件，蟒袍兰色有花的一件、黑色蟒袍两件，手持的各个武器是有藏语传下来的术语。
2.
达月额赫（女佛的意思）有二十一人参加，及戴面具戴头匝，有在收上面戴盏，手持掏独把，身穿黄色有各种花的三件蟒袍，红色有各种花的蟒袍三件，又有黄色的有花的两件蟒袍，鸭蛋色有花的蟒袍两件，兰色蟒袍一件，这些长袍的花多数是大钱花，水纹花和各种花类的，都没有领子，另外，还有女一件肩垫，脚蹬长筒布靴子。
3.
阿苏日（苍天的意思）四个人参加，面具、颈部红色的脑颅骨象人头那么大，有五绺黑髯，头上有黑色大盘头，红色短衣裤，腰围短裙，裙外有网状裙子，脚蹬长筒靴子，看起来特别雄壮。
4.
查干额布根（白男）面具就是土地爷面具，身穿羊皮塔乎（毛向外的白色长袍子）手持龙头拐杖，脚蹬龙头长筒靴子，看起来特逗人的样子。
5.
阿日哈柱（这个查玛中叫伊日根查玛就是汉族的查玛）两个人参加，雄壮性的面具，头上有散发，身穿黑色缎子短衣裤，上面有大钱花，腰围各种艳丽色彩的长条裙子，裙子外围着网状户腰，脚蹬黑色有团花的长筒靴子。
6.
图赫英（好英海，意思主管骷髅）四个人参加，两大两小，面具脑颅骨白色，头上什么也没有，身穿白色短衣裤，手持红色棍棒。各种颜色的璎珞，脚蹬白色长筒靴子，跳查玛时主要就是起丑角的作用，最逗人，场面上非常活跃。
7.
恶日波海（蝴蝶）八个人参加，面具脑颅骨，上面有五个小颅骨，小颅骨上面红色宝石（外围铜圈的）小颅骨和大颅骨之间有箍上还有宝石，身穿条花短衣裤（白色上黑花）戴手套（手套手心是红色，手背是白色）一手持摇鼓，一手持小敲棒。
8.
哈兴汗（皇帝）面具人脑颅骨，光头，身穿黄色蟒袍，皇上打扮，脚蹬龙头靴子。
9.
六个女儿（哈兴汗的女儿，四女、两男）六个人参加，有面具秃头，身穿各色艳丽绸缎，有花的长蟒袍，跟哈兴汗出场。
以上9部分人物都是包含着佛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跳法和动作都是离奇古怪的形象。
查玛是通过独舞、双人舞、群舞的形式来完成的。整个舞蹈，有的见工夫于腿部，有的见工夫于腰部，有的见工夫于肩部，也有的见工夫于臀部。如阿拉哈柱的双人燕碎抖肩，达日额赫的碎步，阿扎拉的拖转下腰，查干额布根的摔克等等。这些舞蹈动作，既优美，难度又很大。由于查玛起源于西藏，整个舞蹈中许多顺手顺脚的动作，明显带有藏舞的韵味。自传入蒙古地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加之蒙古自身固有的习俗，从而，逐步形成了蒙古本身的风格特点。可以说，查玛是西藏故事题材加以蒙古化，又形成了和蒙古生活密切结合并具有蒙古风格和特点的舞蹈，也是藏族寺庙舞蹈在吉林郭尔罗斯草原的演变和发展。
跳查玛的场地主要是在寺庙的庭院内，距寺庙半华里处有一个场地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在庭院内，庙名前画有直径分别为15米、11米的大小两个圆圈，小圈在内，大圈在外边。跳查玛的喇嘛都从寺庙中且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这两圆圈线上或圈内完成。就是说，场地的圆圈线对表演者有严格的限制，戴面具是查玛在装扮上最突出的特点。除二十一个达日额赫戴头盔外，其余各个角色都分别戴着神态各异，形神兼备，生活逼真，栩栩如生的面具。面具分全面具和半面具两种，全面具有牛头、鹿头、狮子头、凤头等。半面具有骷髅、死鬼、白老头等。使人看了如神鬼境地。查玛的服饰豪华，多数服装都是绸缎蟒袍，款式独特，袖口呈喇叭状。据说是当年巴拉道尔吉跳查玛，为了藏弓不易被发现而设计，所以，这种袖口一直沿袭下来。道具很别致，刀、斧、剑、戟等兵器都在一尺左右长，似像非像，这些道具的设计，制作都很精巧。
查玛的伴奏均是吹打乐。乐件有寺庙大号、羊角号、螺号。打击乐件有鼓和大钹。大号长5米，声音深沉，发出鸣—鸣的声音。羊角号螺号不经常使用，通常用语每场的开头和结尾。乐队的主奏乐件是大鼓和大钹。其中大钹是查玛的指挥乐件。使用大钹的喇嘛必须掌握查玛的全部过程和动作，因为跳查玛的表演者是根据大钹的节奏变化表演的，所以，表演大钹的喇嘛一般都是曾经跳过查玛主要角色，或是教练者。查玛的乐队位置通常在庙台上，在庙门的左侧还有念经的喇嘛。
总之，查玛的历史悠久，从西藏传入郭尔罗斯草原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它随流传的地域、人们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宗教为了得以传播，要对当地人们的观念意识起支配作用，就要吸收当地人们保留的，固有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是蒙古族民间舞蹈进入寺庙和寺庙宗教教义融为一体，使其查玛蒙古化的原因所在。
查玛是藏、蒙古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像一朵艳丽的萨日郎花，将在祖国艺术的百花园中散发出沁心的芳香。
内蒙古历史上的德穆楚克栋鲁普
宝力格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他的一生给予什么样的结论，始终有过不同的看法，因而更值得研讨。
一、内蒙古当时的历史背景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是中国和内外蒙古的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动荡不安的年代。十九世纪末，英、法、俄、日、葡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以不平等条约，强夺在华利益，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东部、华北、西藏等地作为势力范围不断开展侵略活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地区，1904年，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争夺在华利益的战争，俄国失败后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满洲国”。日、俄战争结束后，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相互勾结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政府输出革命，支持、支援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与国民党政府时合作、时冲突的复杂局面。而国内，晚期的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腐败的内蒙古王公们把蒙古民族的土地不断出卖开垦，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政府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县制，汉民族大量涌入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热之苦。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德穆楚克栋鲁普这个历史人物。
二、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经历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年2月出生于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那木吉勒旺楚克家。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君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特亲王。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德王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操纵下的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得)滂(江)守备队。
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热、察、绥改为行省之后，为装点门面，也任命个别蒙古王公上层为省政府委员。德王补选为省政府委员，虽然没有实权，其地位和影响又晋升了。1929年春，班禅活佛应张学良的邀请前去沈阳，德王也随同前往。他为了借助班禅影响实现自己的宏愿，邀请班禅长期居留蒙地，还联络王公和宗教上层，为班禅分别在苏尼特右旗和乌珠穆沁右旗各建了一座寺庙。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锡盟盟长索王和副盟长德王是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但后因对《组织法》的内容及与吴鹤龄观点的分歧，于1931年秋，德王发动了一场以反对《组织法》为引线的“倒吴运动”，得到蒙古各界层及“左”、右两方面不少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颇大声势。这次运动虽然没有给德王带来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使他结识了不少高层人物，给舆论留下了他是位有能力、有见解的蒙古王公的印象，赢得不少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的倾心和崇信。
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为了安抚民心，稳定边疆局势，南京政府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它至少在形式上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蒙政会名义上虽属直隶中央的自治政府，但成立之时起就遭到傅作义及国民党特务的种种破坏。他们挑拨各盟旗之间的关系，拉拢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强夺蒙旗关税，使得蒙政会处于内无资金实力，外受省方欺压和日本西进威胁的困境。其中典型的几个例子是，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风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以至交火动武；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
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时又遇到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华北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南京政府无力扭转、也不阻止这种局面，西蒙不是被伪满政府所辖就是被日本另一傀儡政府所吞并。德王选择寻求日本翼下的“自治”或“独立”。从1935年冬开始德王公开与日本来往，赴长春拜见“伪满”皇帝溥义，与日本关东军头目建立了关系。这既是日本拉拢德王多年的“回报”，也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傅作义等地方军阀鱼肉蒙民，侵占开垦蒙地所造成的后果。
1936年初，德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弃用中华民国年号，改用成吉思汗年号，改元易帜，走上蒙古“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6年，云继光等人率一千多人在百灵庙兵变。但德王在关东军的军械、经费支援下很快建立起两个军，九个师的建制军队，从而一头投靠了日本，并吹嘘：“回想起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支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现在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定能复兴蒙古民族，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
1937年，德王在日本关东军直接参与下占领了归绥市，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把归绥市改为呼和浩特。后来在张家口扩改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又更名为“蒙古自治邦”。
日本战败前夕，德王曾与东蒙代表密谈，寻求东、西蒙共同出路问题，将双方军队集中起来，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但因苏联出兵突然，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只好逃往北平，投靠蒋介石。在北平“闲居”三年，他经常与各界人士交往，找盟旗代表、国民党官员、美国记者等，广泛建立关系，为内蒙古自主自治开展活动。北平解放前夕，德王没接受“留在北平迎接共产党”的建议，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指使下，到阿拉善盟建立“蒙古自治政府”。不久形势所迫，他先打算路经青海、西藏，逃亡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后通过亲属关系和外蒙建立联系，1949年12月29日，像“贵宾”一样的被迎去外蒙，1950年9月18日，以重犯身份被送回国内。
三、对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评价的分歧
德王从当时蒙古民族多次的起义、反抗中得到启示，运用自己的地位，站到蒙古民族斗争前列，面对重重困难和曲折坚持三十多年民族自治斗争，是代表了内蒙古蒙古 民族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因而得到了蒙古人民和各阶层、各派别的支持。在当时的王公官僚中象他这样人是屈指可数的。对德王有不同看法的原因：
一、片面渲染德王与日本“勾结”的一面
我们联系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用历史的观点分析德王所处处境，可以公正的评价出他与日本“勾结”的经过、内容、范围。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近半个多世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公开建立特务机关。1933年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侵略军签定“塘沽协定”以后，中国失去华北的实际控制权，绥东、察北、冀东已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当时德王请示蒋介石“日本特务进出西蒙地区如何对待”时，蒋介石的指示是：“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大谈“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夹缝中，弱小民族为了寻求生存条件，被占领即将成事实的前提下走与日本“合作”的道路，是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日本入侵中国既不是德王招来的，也不是德王所能抗得住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既没有能力，又没做有效制止，怎能责怪德王“与日本人合作，对他们不忠诚”呢?弱小国家和民族，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中寻求生存获得成功的例子不乏其有。在世界二战期间利用荷兰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搞民族独立运动，创建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苏加诺这位历史人物，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我们再看一看德王与日本“合作”的内容和范围
大半个中国逐渐被侵占的情况下蒙古民族怎样苟存延续，什么形式自存，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现实。德王既不愿和国民党政府决裂，又因本身的认识局限不能与苏联、蒙古联合。德王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始终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内蒙古自治必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他与傅作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水火不相容，但他认为这只是“中央管不住边吏”。所以，抗战八年间德王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藕断丝连关系，甚至一度实施了逃出的计划。
1933年成立的蒙政会在傅作义阻梗下处处掣肘，一事难行。当时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突破现在的难结时大家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一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可见当时德王的矛盾心理。索王是锡盟盟长，在蒙政会里虽挂名誉副委员长，但资历、威信都高于德王，也是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左右德王的人物。索王是一个极讲信义的人，心里虽然对德王的有些作法不尽满意，可是对外闭口不言。他对日本西进很担心和心急，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后来蒋介石还想利用索王阻止德王的“联日”活动，但索王也看出此时此刻只剩一条路，别无他选。因为，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县了。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一条办法。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1935年何应钦曾问索王，对于百灵庙蒙政会和德王的意见时，索王明确表态：“德王是依照蒙古人的公意，而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蒙政会的问题希望何氏以指导长官的立场多予协助”。而何应钦对于日本西进、占领察哈尔、紧接着渗透到锡盟却无动于衷，说：“中央大军对于日本尚且抵抗不住，蒙古一点点武力更是于事无补”。言外之意，对于日本西进国民党政府没有军事阻挡之准备。1935年冬，由于日本压力，华北政权形成特殊化、地方化、自治化，在国民政府、日本军方及地方势力三方妥协下在华北出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关东军主使下，李守信统属察东警备军，进住了多伦、张北等六个县。这样锡林郭勒完全处于日本下一步行动的前沿。
韩风林被杀、德王与傅作义的斗争着着失败、国民党改府放弃西蒙的态势，是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这也是日本方面为西侵而多年搞拉拢、挑拨的“杰作”，是求之不得的结果，所以一拍即合，短短的几个月中相互往来，求得资金和武器装备，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蒙古独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 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在一次讨论会上，田中隆吉大为发火，用侮辱谩骂的言辞“蒙古民族为庸懦无能的民族，还谈什么独立?”等。这无疑是对整个蒙古民族的侮辱和刺激。但德王不为所动，从大局着眼，坚持了己见。田中隆吉见这一着行不通，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当时宋哲元所属，二十九军将所属整建制部队一批一批混入王英部，为的是从国民党、日本两个方面都得到军需供应，必要时又从内部造成溃退，拉垮王英部队。后来证明这两个企图均已达到。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其结果全面失败，使傅作义成了得到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这样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利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权力，由各蒙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纸(那时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纸，支持和参与此次活动)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这是日本人当时不得不利用德王的情况下，以任命委员长职务，想封住德王口。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有一种被欺骗、玩弄的感觉。
德王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独立国”的美梦破灭，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共产党，而是仍想投靠有政治关系的蒋介石。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怕德王到外蒙后与外蒙联合搞独立，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理由是怕苏联引渡给日本)。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作为“主席”，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不久，德王看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便与东蒙代表密谈，准备日本失败后东、西蒙共同谋求出路问题，将双方军队集中与林西、林东一带，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但美、苏对日宣战，日本很快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急急忙忙带部分要员逃到北平，投靠蒋介石。
二、偏离历史地评价民族主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为蒙古民族的利益奋斗、为蒙古民族寻找自治和独立自主之路的曲折一生。当然，历史条件、本人地位、环境、世界观所决定，不能用现在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他。
占领呼和浩特，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德王在呼和浩特兴办蒙古学院、蒙古中学，免费招生各地学生，培养民族人才；兴办电信、金融、皮革、商业等企业，起步于民族工业之路，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只提国际主义，而把民族主义当做反动的资产阶级东西来看待。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就存在民族反抗和斗争，是很正常的道理。在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有其存在的土壤。德王自认为他搞的是蒙古独立运动，日本人只是帮助而已。从而一开始对日本顾问和特务机关长的话不大听，甚至抱怨日本人太霸道，管事太宽。他的这种抱怨表露在与溥义的谈话和对部属的交谈中。当时日本军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完全控制整个内蒙古地区，他们怕德王倒戈，投向国民党，所以最初较为依顺德王意见。德王独揽军政大权，大有我行我素之势。1939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对德王的控制加强，从而发生了许多摩擦和矛盾，发展到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至此，德王方始体会到屈膝帝国主义的滋味，感到大不好受。如果长此下去，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即便是这样他也冒着生命危险，再次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向国民党政府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的意向。对于这一历史，有些人以偏见的眼光认为：“蒙古民族遭受当时的国民党军阀剥削压迫是国内矛盾，天经地义，怎么能够与国外日本侵略者勾结?”熟不知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虎狼之差，哪有对错之分呢?因此，不能把德王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军阀剥削压迫的斗争，看成对立汉族劳动人民。
三、应客观地评价德王
三北地区与苏联(俄国)接壤，因此成了各家必争之地。苏尼特右旗虽处偏僻大漠，中蒙、中俄陆路交通纵穿全境，是重要通道之一。
1926年春，国民军被直奉联军击败，冯玉祥退出北京后，曾派代表前往苏俄联络、求助。冯玉祥的代表途经苏尼特右旗时，被德王扣留，所乘数辆汽车也被截夺。这件事引起了冯玉祥对德王的很大不满和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