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人的传说中，是“苍狼”与“白鹿”缔造了蒙古民族。在这些“苍狼”与“白鹿”的后裔里，不仅诞生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出现过“一代神弓”哈撒儿。蒙古四子部落的历史，正可上溯至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射手—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儿(《清史稿》中作“哈萨尔”)，是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嫡系。哈布图哈撒儿是父亲也速该的第三个儿子，公元1164年出生，是铁木真的同母兄弟，与铁木真一直感情很好，在他未成年时就协助铁木真用弓箭射杀了他的异母兄长别克台尔(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蒙古秘史》记载，在铁木真针对乃蛮部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中，哈撒儿统率中军，初次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领导才干。后来，他在为蒙古帝国征战的辉煌一生中以精湛的箭术和无畏的斗志闻名于世，战绩不可胜数，是大蒙古国的缔造者之一。“哈布图哈撒儿”是个从多瑙河到白令海让大地都感到战栗的名字，他的子孙中载于史册者就不下数百人。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后，给予哈撒儿额尔古纳河和海剌尔河附近的封地。哈撒儿家族曾在中亚地区(呼罗珊)试图拓展领地，但统治时间延续很短，尔后大多数哈撒儿后裔均游牧于今天的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三省一带。哈撒儿家族传至七世阿克萨噶勒代，其长子阿鲁克特穆尔，于公元1425年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即阿岱汗。他将哈撒儿家族的势力扩展到兴安岭以南的兀良哈三卫之地。阿鲁克特穆尔即为日后的内扎萨克八部之祖。此八部为：科尔沁、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扎赉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拉特。次子乌鲁克特穆尔与兄长因为属民问题发生纠纷，则率福余卫乌济叶特人为主的部分属民西迁，后成为风格迥异的厄鲁特蒙古之组成部分——和硕特部，在西蒙古游牧。公元1438年，也即中原明朝的正统年间，阿鲁克特穆尔和其属臣阿苏特部首领阿鲁台一起，发动了针对厄鲁特蒙古的战争，当时厄鲁特蒙古与明朝正进行短暂而貌合神离的合作。但此役并未获胜，阿鲁台和阿鲁克特穆尔反而被杀。阿鲁克特穆尔死后，科尔沁之额罗古特部锡古希台巴图尔因怨恨阿鲁克特穆尔而迁徙至嫩江流域。

　　此次战争之后，孛儿只斤氏在蒙古汗国(北元)的地位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蒙古。明朝中期，科尔沁部在蒙古汗国政权内部战争中也取得过一些对其他部落的胜利，但并未继续明显扩大其领地。到了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察哈尔达延车臣汗王朝时期，科尔沁部落与忠于达延汗的其他部落一起通过战争，将厄鲁特蒙古驱逐到了漠西。此后一段时间，因为这片土地上相对安宁的局面，科尔沁蒙古的人口数有了较大增长，曾达二十万人之众。达延汗于公元1517年逝世之后，漠北发生了兀良哈部的叛乱，公元1524年波及到漠南地区。科尔沁王孛鲁乃齐王的次子图美尼雅哈奇的长子奎猛克塔斯哈喇一系为了逃避兀良哈部的威胁，陆续迁徙到漠南东部嫩江流域，称嫩科尔沁，以区别于科尔沁部。在相当于明朝后期的十六世纪末，科尔沁蒙古人在察哈尔图们扎萨克图汗的影响下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归顺了黄教，这片草原上沸动的血液开始变得温顺，对于铁与火构成的征战渐渐缺少了足够的兴趣。

【后金及清早期】

　　哈撒儿家族传至十三世为图美尼雅哈奇，图美尼雅哈奇的次子巴衮诺颜，留牧于呼伦贝尔地方。巴衮诺颜的长子昆都伦岱青，其部称阿鲁科尔沁(蒙语“阿鲁”意为“山北”)，以与嫩科尔沁区分；巴衮诺颜的三子诺延泰(哈撒儿第十五代孙)，诺延泰生有四子，顺长幼依次为僧格(号称“贤锋”)、索诺木(号称“达尔罕台吉”)、鄂木布(号称“正台吉”)、伊尔扎木(号称“贤台吉”)，四子分牧其地，统称四子部落。其时已是汉地的明朝万历年间，蒙古汗国的政权在察哈尔林丹汗手中。阿鲁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以及乌拉特、茂明安、翁牛特等部落统称阿鲁蒙古，属察哈尔林丹汗(执政时间公元1604-1634年)管辖。可惜，察哈尔林丹汗虽是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嫡裔，却生不逢时，空怀一腔光复祖先荣誉的雄心。当通古斯种的满洲人崛起于东方后，漠南蒙古人的自信力便被满洲八旗彻底征服，林丹汗便失去了统驭漠南蒙古各部的能力。后金天聪四年十一月，阿鲁科尔沁部迫于形势压力，在昆都伦岱青的儿子、新的部长——达赉的带领下脱离林丹汗控制，不得已归附了后金皇太极政权。四子部落也于此时在伊尔扎木带领下和阿鲁科尔沁部一起归附后金。科尔沁部已先于诸部在几次战争后归附了后金政权，而且是最先归附后金政权的漠南蒙古部落。这也是蒙古大汗第一次失去哈撒儿后裔的支持。从此，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等以忠诚的纽带和封建的效忠誓言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荣誉和血统(顺治皇帝福临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即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顺治帝可怜的第一个皇后也出自科尔沁部，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咸丰年间勇冠蒙旗的僧格林沁即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等等)联系在一起，有清一季，倍受恩宠，直至清朝灭亡。满洲人的这种广泛的和亲政策在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也奠定了形式上的“满蒙一家”的基础。天聪四年，四子部落以伊尔扎木为代表，给皇太极献上了骆驼、骏马、貂皮等，受到了皇太极的赏识。此时“九白之贡”尚未成定制。

　　天聪五年，后金政权与明朝军队的战争在辽东如火如荼地展开，僧格随后金军在对付明军的大凌河之役中击败明军锦州的援兵，并抓获了一百多名俘虏，僧格以战功受到皇太极的赏赐。天聪六年，僧格随皇太极军出征漠南蒙古的最后一个政权实体察哈尔林丹汗，战争断断续续，直到天聪九年。在此期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等多次向皇太极进献驼马等物，亦受到很多赏赐，四子部落与后金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进献与赏赐的关系颇似“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对于皇太极来说，政权的稳固是最重要的，那些象征意义的“贡物”，所起的仅是羁縻作用而已，往往“中央政权”的赏赐要数十倍于他们的进献。相对科尔沁部而言，四子部落实力较逊，因之爵位亦较之为低。鄂木布等当时的爵位是贝勒。随着察哈尔林丹汗政权管辖区域的萎缩，东蒙诸部落开始向西移动他们的牧场，四子部落于是从兴安岭下西行到了阴山北的锡拉木伦(河)流域，以防守阴山各口。至此，科尔沁系列蒙古人领地的扩展与部落的迁徙活动宣告终结。

　　天聪六年(公元1633年)，四子部落、乌拉特前、中、后三部、茂明安部落、喀尔喀右翼部落(即后来的达尔罕旗)等六个部落首次会盟于四子部落境内乌兰察布地方，故有乌兰察布盟之称，该名称延续至今。天聪八年，后金创建“蒙古衙门”，总管内扎萨克蒙古事务，后又于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此制终清未改，延至民国元年。天聪八年，鄂木布奉旨任四子部落扎萨克(“扎萨克”乃执政者之意，不是爵位，更象是一种行政职务，汉语可作“旗主”理解)，即正式享有后金爵位。是年，后金政权派大臣赴硕翁科尔为四子部落确定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游牧的边界。后在康熙年间，察哈尔八旗建立之后，四子部落与镶红旗察哈尔蒙古以杜木达都腾格里克沃都尔台为界。据《蒙古游牧记》记载，四子部疆界四至：东至什吉罔图山、南至伊克拜山、西至巴颜鄂博、北至沙巴格图、东北至额尔柯图鄂博、西北至查尔山、东南至托克托瓦佗罗梅、西南至察汗和硕。扎萨克驻地——乌兰额尔济坡。旗下设4个道劳、20个苏木。佐领20人。蒙古大汗察哈尔林丹汗先期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失利后，率部十万余众移奔青海，于天聪九年夏天在大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一病身亡。伊尔扎木协助后金军收降了林丹汗的儿子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未料到额哲给皇太极献上一颗无价的宝物——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伊尔扎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得到玉玺后，皇太极非常高兴，于名于实都得到了满足。现在的状况是满洲、蒙古已尽在麾下，后金的强大对手就只剩下长城以南的明王朝。塞北听不到了战争的鼙鼓声，皇太极便着手改革已归顺的蒙古各部，以适应日益扩大的战争需要。天聪九年，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为规范蒙古各部的军事制度之始。环视关外，已无敢侧目者，皇太极看到了扫平寰宇的曙光，遂于次年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即是清室初肇。四子部落其中功不可没，自然恩宠有加。清室起码在形式上并不亏待蒙古各部。不比当年的朱元璋洪武皇帝，狡兔还没死尽，走狗就给烹绝了。

　　四子部落西迁后，开始大规模兴建喇嘛庙，一时间草原上召庙林立，至清末，已有二十四座雄伟的召庙，鼎盛时期有喇嘛三千多名。由此推测四子部落蒙古族男女人口当在一万二千以上，在蒙古各部中算是较大的部落。四子部落游牧地包括瀚海通往阴山南麓的军事要冲——白道岭(今蜈蚣坝)，所以满洲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四子部落的地位。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政府对已经归附的朝鲜下诏书，四子部落的伊尔逊德陪同清廷官员前往平壤，在路途中遇到明军驻守皮岛的精锐部队，结果伊尔逊德毫不畏惧，并击杀二人，顺利完成使命，以其勇武得到清政府的赏赐，也为高贵的四子部落增添了荣誉。就在该年，清政权授予鄂木布“达尔罕勇士”的称号，谕其统领四子部落，并设“四子部落委员”，以应日常行政事务。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伊尔扎木率四子部落蒙军随睿亲王多尔衮和克勤郡王岳托的清军进攻山东济南的明军，破济南。科尔沁等部落和察哈尔各旗均受清军指挥参与了战斗。此役共下五十余城，明人称为“戊寅虏变”。这一期间，满、蒙军的矛头所指，主要是明朝北方的军队。当时的蒙古部落大多数并未仿行满洲八旗的军事制度，在军事指挥方面相对独立，部落内部的管理基本自主(蒙古部落的军政合一体制，依旧是成吉思汗时代确定下来的，自上而下依次为：扎格兰(盟)、爱马克(部)、库西昆(旗)、苏木(骑兵中队))。而清廷虽然希望满蒙军队都依旗制，但当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明朝，无暇对蒙军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崇德六年，在辽东松山的战役中，四子部落的蒙古将士英勇奋战，立下赫赫战功，受到清廷的多次赏赐。顺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军随清军入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李自成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士气已大不如前，再加上从没有与满蒙军作战的经验，一触之后如惊弓之鸟，在狂飙般呼啸而来的满蒙骑兵面前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溃退千里而至山西。这样，四子部落又为清军入关立下功勋。顺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南下征讨残余明军。此时，中国的多民族大一统状况基本稳定下来，军事上的宁静之后，伴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革。

【顺治年间旗制改革】

　　在之前的崇德四年，即公元1639年开始，曾归附喀尔喀的苏尼特诸部开始叛降清朝。崇德五年清朝赐礼物给来降的苏尼特莫尔跟台吉腾吉斯于僧色格格，于是此人成了清朝的额附。该台吉后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固山贝子博勒为妻，后又被封多罗莫尔跟郡王。但后来的顺治三年，即1646年春，腾吉斯又带所部去投奔当时并未归清的喀尔喀车臣汗，却被四子部发现。四子部落首领鄂木布派兵追击，杀苏尼特乌班岱等5名台吉及其追随者。这大概是四子部落与苏尼特部之间发生的第一场历史纠纷。顺治六年四月，顺治帝考虑到东蒙各部“效力有年，功绩卓著”，遂言“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随之朝廷给予鄂木布扎萨克“多罗达尔汗卓哩克图郡王”世袭称号(多罗郡王乃是仅次于和硕亲王的爵位，居清季十四等爵位之二；“多罗”系满语“执政”之意)，四子部落以其开国之勋成为内扎萨克二十四部(所谓内蒙古之始也)之一，从此，四子部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顺治年间，除早已实行八旗制蒙古八旗外，蒙古各部落纷纷进行旗制改革，内扎萨克二十四部一共设立四十九旗。四子部落牧地虽广，但人口不丰，只设一旗。顺治八年，正式设立四子王旗，属外藩蒙古。旗设一扎萨克(满洲八旗每旗设一“固山额真”，级别正一品。蒙旗的扎萨克是“旗主”之意，级别和爵位并不统一)，以郡王任职，下设协理旗务二人，再下设参领数人，每一参领下设六佐领，四子王旗扎萨克下共设二十佐领(佐领是正四品军职，是旗内的基层军官)；扎萨克驻乌兰额尔济坡(而非现在的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当时的乌兰花默默无闻)。单从管辖人口与官员级别的角度而言，满蒙与汉地差异太过悬殊。蒙古一旗，军士至多千余，人口不到一万，而旗主可至正一品；内地譬如湖广，辖两省，人口过千万，带甲之士(包括绿营、土兵等)多至十万，而总督级别从一品，反而低于旗主。个中缘由《清史稿》中《八旗》一卷说的明白，满蒙八旗是立国之基，是军队的精锐、国家的支柱，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汉、回等地不过如羊之皮毛，故慈禧太后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百万里国土，轻易沦于敌手，眼都不眨一下。清廷每有蒙古一地，即广设台站，早期主要用于屯兵驻防，后兼有兵站、交通站、邮递站的性质。

　　鄂木布于顺治十年逝世，在王位十九年。鄂木布长子巴贝于该年继袭王位。后于康熙二年逝世，在位十一年。巴贝长子沙嘎达尔于康熙三年继任王位，康熙十六年逝世，在位十四年。鄂木布是位文武双全的王爷，他号召旗民“崇文习武”，发扬蒙古民族的灿烂文化和教育传统，使四子部落成为一个英勇善战、精明强悍的部族。

【康雍乾三朝】

　　康熙七年，四子部落粮食不能维继，于是向北京请求赈济，康熙帝下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和宣府(今河北宣化)以储备的粮米运往四子部落。康熙十三年，陕西王辅臣叛乱，次年，四子部落蒙军由宁夏进剿叛军；之后，在太原、大同一带设防。康熙十五年，吴三桂叛乱，四子部落蒙军南下河南省一带助剿。康熙十七年，厄鲁特蒙古一部东窜，掠夺乌拉特部，四子部落受命前往布防，对厄鲁特蒙古严加防范。康熙二十一年，四子部落部分部众又陷入粮 食上的困顿，中央政府谕示大同、宣府赈济四子部落，并谕察哈尔蒙古在牧业上支援四子部落。康熙二十九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对北京的清政府公开进行言语和军事上的挑衅，除厄鲁特蒙古的部分部落外，蒙古各部大都反对噶尔丹的主张，尤其是与清室一向互为唇齿的“科尔沁系列”。四子部落亦于是年挑选精锐士兵赴图拉河侦察准部动向。当时正好噶尔丹千里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于是四子部落蒙军在归化城协防，不久战事缓和而撤返牧地。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与噶尔丹在昭莫多(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决战，双方都投入精锐兵力数万。四子部落蒙 古军在大将军费扬古麾下也参加了该次战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清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败亡，战争平息，四子部落蒙军获得清廷嘉奖。

　　宇内硝烟依旧未能散尽。雍正九年，准噶尔部首领不甘心“平淡”，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东西进击，雄霸中亚，并不断袭扰清国边境，这显然并非适时之举，草原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新首领噶尔丹策凌是个彻底的冒险主义者，可惜的是，他除了自己之外，还将整个部族(约六十万人口，是当时全蒙古最大的部族)绑在了战马之上。是年，四子部落应清室之召，又出兵与清军一同作战。清军与准部的战争历经多次，断续绵延到乾隆年间。战争胜利后，倔强的准噶尔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广袤的天山南北，被杀得见不到一顶蒙古包(清军行军中只要见到准噶尔毡帐，便纵马而至，以快刀断其“哈纳”——编织蒙古包围圈的柳条，蒙古包随之坍陷，再戮其间蠕动者，其状言之不忍；准噶尔人即使警于马蹄声而立于蒙古包外，但以一家老幼面对精锐八旗，唯引颈受戮而已)。蒙古其他各部与准噶尔部作战时，丝毫不会因同语同族而手软。一则准部在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其他各部多惧且恨之；二则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更多的是部族概念，故令满洲人有隙可乘，分而治之。历史上“兄弟阋于墙”，作“煮豆”之急的恨事屡见不鲜。

　　乾隆四年，建成绥远城及绥远城将军衙署，设正一品绥远城将军一名，直接管辖绥远、归化、山西右玉等地，并对周边行政区域具有节制权力。四子王旗亦在其节制范围之内。

　　沙嘎达尔长子丹巴彭苏于康熙十七年继任王位，康熙三十一年逝世，在位十五年。丹巴彭苏长子桑吉扎布于康熙三十一年继任王位，康熙四十九年逝世，在位十九年。桑吉扎布长子阿尔巴登道尔吉于康熙四十九年继任王位，乾隆三十六年因患重病辞去王位，在位六十二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王爷。阿尔巴登道尔吉二子齐林旺吉拉于乾隆三十六年继任王位，但于当年逝世，在位不足一年。阿尔巴登道尔吉三子若希阳丕勒于乾隆三十六年继任王位，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逝世，在位十四年。若希阳丕勒长子彭楚克双日布于乾隆四十九年继任王位，道光五年逝世，在位三十五年。彭楚克双日布长子伊什楚克鲁布于道光五年继任王位，道光六年以僭妄削爵，在位二年。

【清后期】

　　经嘉庆、道光、咸丰之后，大清帝国走到了同治年间，竟然一反立国之初中天之势，开始现出千疮百孔之像。同治年间，白彦虎、马占鳌等伊斯兰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回民军在西北同清军作步步为营惨烈的阵地战，捻军骑兵在中原一带展开飘忽不定的运动战，清廷为防止回民军东进，进而与捻军在军事上协同对抗清军，遂命察哈尔副都统(察哈尔的军政副长官，官阶正二品)杜噶尔在四子部落领地驻军，并向四子部落征调大批驼马。南方的太平天国是清朝的心腹大患，国库几为之空，清廷遂鼓动蒙古王爷们向中央“主动”捐献银两，四子王旗扎萨克自然不能例外。同治十一年，肃州回民军东进至乌拉特旗，杜噶尔遣兵堵防，军需重担落在了邻近的四子部落与喀尔喀右翼部落身上，但其时蒙古各部苦于差役繁重，对于频繁的政府征调已不感兴趣，经济发展也由于多种原因停滞多年，不敷调遣。所以各部虽然口头上应允，实质的行动往往敷衍其事。清廷频繁用兵西北，多需蒙古各部落出人出马，残酷的战争和与近代社会发展不相称的原始牧业经济使各部落民生凋零，有的部落已经面临人口锐减的地步。同时，内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牧业经济相形见绌，这时，内地汉籍农民往往迁居长城外寻找农业发展的机会，这种农业经济模式的“入侵”不仅改变了蒙古部落的牧场，而且对他们质朴的思想也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在军事上，蒙旗军制在早期与明军作战及雍正、乾隆年间征讨准、回部中，均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咸、同之后，却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渐同虚设。自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中殒命疆场后，蒙旗威仪，便一去不返，在大清帝国军事舞台上渐渐接任主角的是模仿西洋军队的新式练军。这种状况对于蒙古各部来说很残酷，却的确是事实，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蒙古各部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在发生着严重的危机。

　　从道光年间开始，内地农民往往只要支付并不多的银两就可以在蒙古人的牧地耕种。据一位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他说蒙古人总是很朴实，对于银两多少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而内地迁往口外的农民迫于生计，必然是锱珠必争，这种“世故”程度上的差别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各项交易中蒙古人总是吃亏。而且，因为当时的某种原因，农民租种蒙古部落的牧地后往往逃避官府的税收，而只向蒙古牧主缴纳很少的租金。这种情形在官府的文件里称作“私垦”，是必须严厉禁止的违法行为。四子部落牧地在归化城北，离农业区域并不远，也处于私垦蔓延的境地。同治三年，乌兰花及以北地区已经被开垦。乌兰花是蒙古语。乌兰，即为红色；花，意为山丘。因乌兰花东面有座红色的山丘，故得名。后又开垦了乌兰花以南的东八号、西河子、武川等广大地区。光绪十年，在四子部落境内农业区域设陶林厅，以管理移垦事务，行政上并不对蒙旗负责。是为绥远境旗厅并存、蒙汉分治之始。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察哈尔最高军政长官，官阶从一品)绍祺在前往调解土默特部落与达拉特部落牧界争端的途中经过四子王旗，发现了私垦现象，再加上四子部落多年来对于支差采取消极态度，便上奏北京，对四子部落不积极支差和私垦泛滥提出了批评意见。但蒙古各扎萨克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上归理藩院直辖，地方政府不能实施或不能直接而完全地实施行政管辖权，故纵使有不满意见，也只能通过理藩院再作理论。这次上奏后的处理结果与这位都统大人的期望一样，四子部落受到了中央政府缓和的批评。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与天主教的争端在华北纷起，“仇教”活动展开。设在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的教堂于该年八月也受到当地蒙、汉民众(实以清军为主)的猛烈攻击，教堂被完全烧毁，打死荷兰籍教士三名、当地教民一千余人。朝廷对于藩属的“过错”，向来都是“地方惹祸，中央掏钱”，结果是朝廷赔偿给受损失的教堂十一万两白银。据西方的记载，当时的内蒙各旗几乎遍设教堂，而且信徒甚众。牧师中法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等等都有，在为当地带去基督教的同时，也带去了医药和其他一些先进的技术；当然，也有另一部分牧师在干着一些与宗教精神相违背的可耻的勾当。义和团从简单的逻辑和口号出发，扩大了打击面，所引起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当地法制的无序，这必然遭官府所不容。当时的四子王旗境内的汉族居民(大部分是来自山西的农民)已成相当势力，发生过激行为时由于蒙旗政府力量有限，后果必然难测。中央在支付巨额赔款后(在内蒙古仅口外七厅和西部各盟旗被迫向天主教堂的赔款就达一百三十五万两白银)，所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将蒙旗官员严厉斥责。义和团事件之后，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银两支付赔款，便将吉庆、供济堂、三元井等地以极低的价格赔给外国传教士，每亩地仅折价白银3钱，一次即被讹去3600多顷。传教士取得地权之后又将它们作为股份地分给农民，让他们开荒种地。同时，当时的王爷为了满足经济需要，将一部分草牧场作为“分收地”招募内地农民来此开荒种地，以收取租子。因此，四子王旗由纯牧区演变成了有一定农业比重的牧业旗。

　　又过了三年，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回民起义军所引起的大清帝国西北区域的动荡被来自南方的地方武装——团练彻底平息之后(在这些“新式”的战役中，蒙旗已经不能做得更多，而且此时各部落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为零，旗军战斗力反而下降)，清廷在四子部落南境设武川直隶厅同知(正五品地方官)，府治设于乌兰花，也就是现在的四子王旗旗政府所在地，但常设机构暂寄归化城。武川直隶厅归山西管辖，辖区包括原四子部落、茂明安、喀尔喀右翼的部分蒙汉居民。回民军引发的动荡导致大清帝国的军事制度开始向更加实用化、西洋化的方向迈进，虽然做得还远远不够。山西大同镇成立了采用现代军事制度的新军，就在武川境内驻防。短短数十年以来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这些不再属于中世纪的事物对思想依旧停留在成吉思汗时代的四子王旗的贵族们产生了深刻的触动，但他们的作为却总是相对迟于时代的变迁。

　　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内蒙古和大清国其他地区一样开始推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开放边禁，大举移民垦殖；开办银行、邮政、厂矿、铁路；加强警政、司法；广置厅县，改设行省；创办新式学堂与文化设施等。此外还允许官方或私人与外商合资兴办工矿企业等。内阁中书锺镛于光绪三十二年提奏蒙古事宜十四条：“移建理藩院，变通理藩院官制，行殖民策，移八旗兵饱于蒙古，复围猎之制，借债筑路，设银行，铸造银铜元，兴矿产之利，屯垦之利，畜牧之利，森林之利，榷盐之利”等。但实际上的一个目的是政府可以借此搜刮资金，偿付对外赔款，故借口“移民实边”、开放“蒙荒”、加强边备等等。政府在内蒙古东、西广大地区设立垦务机构，大量丈放、掠卖牧场和已耕土地。在丈放过程中，蒙古王公乘机捞取厚利，清朝官吏贪污中饱，蒙、汉地主包揽大片土地转手渔利，严重影响了当地蒙、汉各族人民的生计，破坏了农业生产。作为“新政”的一个具体措施，管辖范围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绥远城将军兼钦命督办垦务大臣贻榖在其辖区内大力督办农垦事务。较之其他地域，四子王旗境内毕竟水草还算丰茂，贻榖便在请示北京后，着手在四子部落的部分牧区实施大面积垦种。这样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大批来自内地的擅长耕种的汉人向草原移民，蒙古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反而逐渐成了人口数量上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个他们当时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不合适的垦殖使原生草原大面积的退化，直至沙漠化。可惜的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内蒙草原的沙漠化才开始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如梦初醒式的注意，但已经为时太晚。内蒙草原的表层土很薄，平均不过二米，一旦农业耕作破坏了表层土的完整，底层的黄沙便如打来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肆虐开来。昔日处处美丽的内蒙草原，终于在人们双手的不懈努力下，演变成今天的黄沙漫漫。四子王旗的上层贵族对于垦务的态度是消极的，拉旺那尔布王爷曾领导了光绪二十八年的反垦斗争，组织乌盟诸王爷联衔发表“反垦呈文”，对于维护民族利益，垦田废牧的弊端有着相当的远见卓识。伊盟抗垦遭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后，乌盟迫不得已，也于光绪三十二年勉强报垦。至此，广袤的乌盟大地“辟地千里，垦务大兴”，而致后世遗患无穷。

　　拉旺那尔布王爷在历代王爷中是比较开明的一位，他不循旧礼，体恤民情，礼贤下士，熟读蒙文，通晓满汉语，并擅长木工技艺。据述，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曾在北京接见过拉旺那尔布王爷，见王爷身材伟岸，目光炯炯，极度豪爽，谈吐不凡，当即再赐一郡王爵位。这就是民间“双郡王”的传说。拉旺那尔布王爷在执政期间还开办学堂，对四子王旗的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四子部落经济上日渐凋零，债务缠身，便以忽济尔图向地方政府抵债，由官方放垦。四子王旗商人李世俊是年报垦时陈述：“窃商人在四子王旗贸易有年，伊旗所欠商人货银甚巨，无力归还”，因此将本旗忽济尔图的土地抵押给了李世俊，经丈量有1771顷之多。光绪三十二年，又献出察罕依噜格勒图，以解经济上的困顿。其时的行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四子王旗不再直接与理藩院沟通，而须先经过绥远城将军，这自然有利于简洁中央的管理，但对于蒙旗旗主而言，形式上的地位无疑是降低了。这一切都象马蹄下渐渐退化的草原一样让这些尊贵的哈撒儿的子孙们倍感沮丧。

　　宣统元年，归绥道成立巡警总局，先后编练巡警兵马步八旗。武川巡防营步一旗作为“外八旗后路巡防队”的一部分，其一部驻乌兰花，统领兼管带吴鸿昌。辛亥革命起，归绥义军攻至，吴鸿昌遵绥远将军堃岫命令退守归绥，乌兰花遂放弃。民国元年共和告成后，乌兰花易帜，吴鸿昌任后路巡防队统领，后调离。

　　宣统三年十二月，外蒙宣布“独立”，乌兰察布盟七旗中有六旗表示响应或者支持，并在文件上做出响应。四子王旗拉旺那尔布郡王亦对此表示形式上的拥护。而实质上，此时的内蒙诸旗民生窘迫，自顾不暇，在政见上多作“骑墙”之举，不可能得罪任何一方。

　　伊什楚克鲁布的弟弟伊喜车登于道光七年(公元1821年)继任王位，道光九年，因为蒙古各盟设立盟长一职，伊喜车登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后于道光十七年晋升为盟长。同治二年(公元1864年)，伊喜车登逝世，在位三十八年。伊喜车登二子那木海道尔吉于同治三年续任王位，同治四年被任命为副盟长，同治七年当朝授予三眼大花翎，同治十二年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军帅，光绪四年晋升为盟长，光绪十年逝世，在位二十一年。那木海道尔吉长子拉旺那尔布于光绪十一年继任王位，光绪十二年任副盟长，光绪二十年晋升盟长，光绪二十二年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军帅，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逝世，在位四十四年。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四子王旗境南的武川厅改为武川县，县府于民国四年由九龙湾迁至大青山北麓军事重镇——可可以力更镇。民国元年八月，北洋政府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对蒙古王公采取羁縻政策，确定蒙古各部在民国地位；并改清朝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处，后于民国三年改为蒙藏院，直属国务院管辖。后来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控制京津后，改蒙藏院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归行政院管辖，阎锡山任首任委员长。部分蒙古王爷担任了蒙藏委员会委员。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而斗争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策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古某些反动王公和活佛搞外蒙“独立”，煽动内蒙古和黑龙江某些蒙古族反动王公叛国投俄，进而唆使和支持外蒙叛军进犯内蒙，妄图侵占我国整个蒙古地区。在我国人民包括蒙古族人民的激烈反对和强大舆论压力下，当时的中国政府调集军队，进行了反击侵略和平息叛乱的战争。经过爱国军民的英勇奋战，终于击退了进犯内蒙的俄军与叛军，镇压了叛乱武装，收复了内蒙全境。当时的四子王旗境内是重要战场之一。1913年上半年，王德呢吗等率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中、西部地区，滂江(当时为四子王旗境内，今内蒙苏尼特右旗东二十五公里)、拜申图、大佘太诸要隘相继失陷，匪氛颇为猖獗。王德呢吗还遣军一部窜犯后套地区，胁迫各盟旗出兵，绕道围攻包头，于是“晋甘边境，骚然不靖”。绥远将军张绍曾任命驻大同、包头一线之晋军第一师旅长刘廷森为西路司令，旅长陈希义为东路司令(以上两路仍归该师师长孔庚指挥)，驻归化之朱泮藻为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协同防御，相机进剿。以上总兵力约四千余人。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军与叛军进行多次战斗，均获胜利。王德呢吗匪首于7月2日在河套被宁夏镇守使马福祥智擒。在西路军肃清窜犯后套叛军的同时，中路军亦开始反击。5月下旬，叛军二千余人盘踞百灵庙东南之黑沙土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南三十五公里)一带，另有千余人据守百灵庙，并由库伦派后续部队继续南来，准备进攻归化。朱泮藻决定由新到援军第八十混成团团长徐廷荣率所部为右支队；二团团副堵雪笠率该团为左支队；另将所有马队编为一团，由团长特克慎指挥，为预备队。计划“先将黑沙土庙之匪歼灭，再进攻百灵庙”之敌。1913年7月8日，徐廷荣率右支队攻占黑沙土庙。7月10日晨，各部由后厂汗轻装出发，10时抵达百灵庙南面一带高地，并立即发起攻击。此时，百灵庙已集聚叛军五千余人，并筑有防御工事。战至下午1时，朱部攻击未能奏效，而部队已甚疲劳，又值天雨，无法露宿。朱泮藻电请暂返后厂汗，“候令行止”。张绍曾接电后，除令朱泮藻部继续进攻外，又令乌兰花一带部队向西北相机剿堵。朱泮藻接电，立即率队冒敌猛烈炮火奋勇直前，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下午4时许，叛军从百灵庙溃走。此次战斗，共毙敌四百余名，缴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给叛军以沉重打击。

　　1913年5月间，察哈尔军队在滂江、西苏尼特(今内蒙温都尔庙)作战失利。察哈尔都统、陆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派支队司令李奎元率步骑兵各两营，炮兵、机关枪兵各一连，开赴前线，加强防御。5月22日，驻守陶林以北的绥远东路司令陈希义派刘虎臣团往攻西苏尼特，中途与敌遭遇，因弹粮不济，又退回四道沟(乌兰花东七十五公里)防御。张绍曾为了防止该敌与西路叛军会合，便调中路之孟效曾旅进攻西苏尼特、滂江等地。东、西苏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库伦叛国集团，盘踞在西苏尼特王府一带的库伦叛军已增至二千余人，另在镶黄旗驻有叛军千余人，彼此互相策应，气焰甚为嚣张。随后，正白旗、镶白旗王公亦相继降附，形势十分严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发，进攻西苏尼特王府，同时要求驻马王庙之卢永祥部进攻孤山庙之敌，以为声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苏尼特王府，继克滂江。但由于卢永祥部配合不力，致使孟旅孤军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苏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里，驻孤山之敌多次截击孟旅之运输车队，使该旅的供应异常困难。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军运送粮弹，中途又遭叛军截击，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后路断绝，“马匹已倒毙三分之一，人多病，粮已告罄，子弹因连次受敌夜袭，所余无几”。张绍曾一面令东路派兵护送粮弹，一面令孟旅打通粮道。陆军部也急电卢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机进止，如不能久待，即移扎就粮，免生溃变”。卢部为敌所阻，一时不能往援，孟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乌兰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带。于是，滂江、西苏尼特王府得而复失。

　　9月间，卢永祥部在古鲁巴诺尔(镶黄旗察哈尔蒙古东北三十二公里)与叛军交战，又遭失败，官兵伤亡较多，遂由马王庙退守托罗盖(今河北公会)。镶黄旗、马王庙、大马群均为叛军占领。袁世凯将卢永祥“褫去中将(衔)，责令戴罪立功”。时奎苏(今多伦西北约六十公里)方向之叛军鉴于多伦守军兵力较强，便往西南方向窜犯。张家口“附近要塞，已无得力兵队防守，危险情形日甚一日”。直至10月间，高在田骑兵团冒雪力战，将新苏木庙(今多伦西北约三十公里)之敌剿平后，才制止了叛军的进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势稍有好转。

　　在沙俄政府的压力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中俄两国从1912年11月起开始就蒙古问题举行谈判。1913年9月，在北京重开谈判，于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在《声明》中，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声明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俄国则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有名无实的宗主权。根据《中俄声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了中俄蒙谈判。在会议上，俄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对中国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刁难要挟。经过九个多月的谈判，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称《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实际上是《中俄声明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权的一些表面性条款。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绥远与山西分治，建立绥远特别行政区，所辖有归绥(民国元年以绥远城粮饷同知厅并入前归化厅，始称归绥县)、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五原、东胜等八县，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及土默特旗。四子王旗受绥远特别区都统节制，直隶蒙藏院管辖。乌兰花镇时为武川县第一区公所所在地。北洋军阀继续以所谓“移民殖屯”和派兵屯垦的方式，侵食蒙古人民的土地。国民党政府控制华北后，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为省，地方政府和驻军继续霸占土地，侵夺牧场。这个时期，蒙古王爷们的视野开阔了，渐渐开始向往城市生活，习于奢侈浪费，也乐意以“放荒招垦”方式，加重赋役，扩大收入来源。而下层蒙古牧民的生存状况，却每况愈下起来。

　　民国七年，商营大成汽车公司的张家口至库伦汽车运输路线开通，通过四子王旗境内的“滂江”。民国十七年，绥远至百灵庙公路开通，后民国廿三年，克利车行试探行绥远至库伦路线，皆经过四子王旗。四子王旗在内蒙诸旗中是通行汽车运输较早的。扎萨克王班第贡扎布于抗战前购得汽车一辆，运行于四子王旗草原，主要自用，有时也用于王爷府——乌兰花——归绥等地的不定期运输。班第贡扎布经常在汽车上欣赏草原景色，家人远行拜佛、赴那达慕大会等也可使用汽车。他是个浪漫的王爷。

　　民国十三年，孔祥熙在察哈尔地区设立“五大农垦公司”，迁来大量内地农民开垦牧地，影响到察哈尔蒙古的生计，致部分察哈尔蒙古牧民北迁。遂有一部察哈尔蒙古人迁居四子王旗。

　　民国期间，四子王旗的寺庙教育(庙学)得到了很大发展，使蒙古族文盲率大幅降低。至解放时，蒙古族文盲人口约占蒙古族总人口数的50%，相应旗内汉族农区文盲比例却达95%。在庙学之外，还设有家塾、浩特塾(村塾)、公学，并延请很多博学多才的老师任教，为蒙古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学堂毕业的学生成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

　　拉旺那尔布长子班第贡扎布于民国十八年继任郡王，民国二十六年逝世，在位凡九年。1929年11月12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西北考察时路经四子王旗，遂前往拜访班第贡扎布郡王，并互赠礼物。郡王赠赫定一块跪毯，赫定回赠一个闹钟。班第贡扎布郡王给斯文·赫定留下了很和善的印象。据赫定博士后来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的记载，其时四子部一带梅毒十分猖獗，致蒙古人口锐减，并时有匪患；四子王爷的家兵共约300人；四子王旗的图萨克奇(即协理台吉)达瓦公 （实名德瓦根敦，Dewagenden，藏语名字）非常富有，而且有权势，也在他的蒙古包中友好地接待了赫定博士。赫定博士提出购买达瓦公的整个家庙，但遭到达瓦公有礼貌的拒绝。 德瓦根敦与德穆楚克栋鲁普相识，素有往来，且支持德王所谓的“自治运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及伪政权崩溃之后被起义的伪蒙古军第九师乌力吉敖喜尔师长所处死。

　　当时的农业情形是：除王爷外，王府的官员、保安队员均有户口地。多则500亩，少则200亩。他们将地租给农民耕种，劳方大约实得7成到8成，上缴蒙古地主的粮款称“租银”。晋绥当局统治时期的武川县承认这项租银为合法赋税，同时县政府也另向人民征收“粮银”，即田赋。

　　1934年，苏尼特右旗的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百灵庙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其目的是与绥、察省方对抗。国民政府为在西蒙地区减少德王影响，于1936年1月批准成立“绥远省境内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简称“绥境蒙政会”，伊克昭盟沙克都尔扎布王爷任委员长，班第贡扎布任副委员长，但实际权力均在民国政府手中。是年，百灵庙蒙政会迅速瓦解，德王的政治眼光放到了锡、察一带。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为吞并绥远，策动德穆楚克栋鲁普于2月、5月在嘉卜寺(今化德)先后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伪蒙古军政府，并指使汉奸王英成立“大汉义军总司令部”，编组伪军，储备物资。

　　1936年12月3日，伪军副司令雷中田率约2000人，由锡拉木伦庙乘汽车至百灵庙外围，发动数次进攻，均遭守军两个步兵团抗击和反击，被歼过半，雷被击毙，残部回窜。同日，王英率骑兵约3000人，由土木尔台(今察哈尔右翼后旗)方向进至乌兰花和武川东北地区，钳制傅作义部增援百灵庙，遭骑2师和一个步兵团的阻击与迎击。4日，两个方向的伪军向锡拉木伦庙败退。傅为钳制伪军予以围歼，令部队停止追击，调整部署。6日，傅部另三个步兵团，分别由察察和乌兰花向伪军迫进，配合骑2师等部在黄草洼一带截断了伪军退路，包围猛攻，王英逃走，其在锡拉木伦庙的两个旅反正，第7师残部被歼，毙日军顾问20余人。傅部10日占领该庙。王英另两个旅20日在南壕堑起义，战役结束。此役，傅作义部粉碎了日伪军侵占绥远的企图，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军民抗日热情。

　　1937年10月14日，伪蒙古军配合日寇侵入归绥。1938年春，乌兰花沦陷。在日寇入绥后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蒙古军”也进入绥远，并得到日军支持，预定将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德化迁到归绥。为此于10月28日，强迫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当时内蒙西部各旗代表及绥远维持会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会议，议决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绥远省城归绥市为“首都”，并改名“厚和浩特”。当时伪政府下的乌兰察布盟公署辖四子部落、喀右翼、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等六旗。班第贡扎布参加会议，续任副盟长。四子王旗和沦陷区其它旗县一样，也被迫设立日本特务机关长。但这种刺刀下的合作是貌合神离的。李守信担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后，随着日军在绥西的战略观念由进攻转为防御，四子王旗的伪“蒙古军”驻防分布也暂时稳定下来，伊恒额的伪“蒙古军”第五师驻扎在了四子王旗。伊恒额原为卓盟土默特左旗的统领。后来在1938年底，由于国内抗战局势的急转直下，伊恒额对于“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向李守信递上坚决不干的辞呈，德穆楚克栋鲁普遂任命韩凤楼为第五师的师长。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伪“蒙古军”第五师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

　　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和领土的纯洁，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的战场就在阴山南北广袤的土地上展开。在让侵略者和尾随的民族败类付出代价的同时，乌兰花的土地上也洒下了无数蒙、汉志士的鲜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抗日的旗帜猎猎飘扬了八年。

　　1938年8月下旬，八路军第120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以第358旅第715团(团长王尚荣，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人，勇武英俊，时年仅23岁；于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由原第358旅政委李井泉和旅参谋长姚喆率领，从晋西北之平鲁等地出发，向绥远省挺进。9月1日夜，支队主力跨过平绥铁路(今京包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与当地蒙、汉两族人民游击队会合，随即积极展开创建根据地的活动。9月3日，支队首先袭击陶林城，歼敌一部，尔后挥师西进，攻取大滩。9月10日，四子王爷府家兵(时所谓“袍子队”)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八路军遂袭占乌兰花，打开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局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袭占乌兰花后，王尚荣团长为了争取不同日寇、伪蒙疆政府合流的四子王旗的王爷苏达那木朝格吉，使王爷府武装避免与抗日武装发生不必要的摩擦，便派人和四子王爷的代表谈判，很快争取到四子王爷的合作。支队在初入大青山地区之际，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还赢得了团结蒙古族人民、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胜利。支队以大青山为中心，成立了绥蒙行署、绥中专署，在大青山则扩张了骑兵支队、骑兵2团及4支队。到1941年，专署成立了武川县与陶林县两个县政府，负责筹措大青山骑兵部队的粮草经费。后大青山支队在旗南境成立武川一、二联区抗日民主政府，和日寇与内蒙古亲日伪政府作坚决的斗争。武川县政府在1940年分划区政府时，将乌兰花划为第一区，西河子划为第二区。第一区因敌伪控制严密无法单独设区，所以成立了一个第一、二区联合区政府。区内农牧区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人口近10万人，其中蒙古族同胞约6000人。绥中专署在1941年夏季派民政科长张希豪到武川县一、二联区检查财粮征收工作，在与伪蒙军的冲突中不幸牺牲。当地物产贫瘠，民生凋零，日伪势力猖獗，钱粮物的征收极其不易。当地的农民曾有意依靠政府免去蒙古族“地主”索要的“租银”，但是联合区政府考虑到统一战线对武川县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所以拒绝了部分群众的要求，说服汉族群众要照常交租。而且，对汉蒙杂居区内的蒙族一般不摊派财物。一、二联区政府得到区内蒙古族的广泛支持。此后，根据地军民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伪蒙疆政府期间，1942年，旗内查干敖包苏木白音宝力格嘎查兴办了两所女子学校——阿日特斯格小学和策根达赖小学。四子王旗原驻王府(杜尔伯特)，40年代迁昌汗博拉更。

　　1945年8月10日，伪“蒙古军”第九师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乌力吉敖喜尔师长的率领下，从六合营将部队开到乌兰花镇，并召集到防卫第六师，随即击毙日本教官，在乌兰花镇宣布起义，即为“8·10起义”。其时，苏蒙联军已经在中蒙边境集结。部队起义后随即开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整训，1946年1月方返回国内。1945年8月，苏蒙联军进入我国境内后势如破竹，日本侵略军及伪蒙古军势力顷刻瓦解。苏蒙联军经过四子部落旗时，对旗王府、锡拉木伦庙均有破坏。

　　1948年12月，为歼灭辽沈战役中突围西逃的国民军蒙骑第1旅苏和巴特尔部和“蒙边骑兵纵队”胡图凌嘎等部，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贝子庙成立临时司令部，由王再天任司令员，统一指挥从东部区调入的骑1师和骑10师(3师)进行围追堵截。经过近一年的战斗，内蒙古解放军骑兵部队基本肃清了锡、察及昭乌达盟地区的国民党兵力。苏和巴特尔率残部从锡察草原西逃。平津战役结束后，从张家口以北地区西逃的国民军骑兵鄂友三、安恩达等部和苏和巴特尔部会合于大青山以北的四子部落草原。1949年2月初，中共内蒙古锡察军区所属骑兵11、16师，察哈尔军区骑兵旅和绥蒙军区骑兵旅组成蒙汉联军指挥部，绥蒙骑兵旅长康健民、察哈尔骑兵旅政委梁中正分任司令员和政委，锡察军区副司令员吴广义、政委苏克勤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1949年2月初，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锡察军区骑兵部队分三路拟围歼驻四子王旗南部西河子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旅，和驻乌兰花的鄂友三骑兵12旅，对方发现后撤逃。2月16日，乌兰花解放。蒙骑11、16师等部尾追鄂友三部，先后攻占其营地东达乌素和二分子。2月23日晨，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配有几十辆汽车、装甲车和大炮的步骑3000余人，猛扑宿营在召河庙一带的解放军蒙骑11师，并一度攻占了召河庙。联合指挥部急调蒙骑16师和察哈尔骑兵旅增援，正在后撤突围的蒙骑11师也趁机反攻。孙兰峰感到兵力不支，急忙以装甲车开路，乘天黑突围。锡察军区骑兵部队后歼灭四子王旗带兵总管妄作对抗之部队。四子王旗大部遂被共产党部队控制。1949年9月19日，绥远董其武投诚，四子王旗全境和平解放。年底，乌盟成立人民自治政府，四子王旗归属绥远省管辖。

　　苏达那木朝格吉是班第贡扎布的四弟吉格米德三宝的长子，于民国二十七年继任班第贡扎布的郡王位，民国三十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部队解放四子王旗，废除王公制度，苏达那木朝格吉被解除王位，在位十二年，遂为末代王爷。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从此结束了延续三百多年的四子王旗封建郡王世袭制。四子王旗的王爷世袭制，从鄂木布到苏达那木朝格吉，共经历十四代十五人，历时三百一十五年。

　　四子部世系如下表所示：

哈撒儿

↓

……

阿克萨噶勒代(7世)

↓

                阿鲁克特穆尔    乌鲁克特穆尔

↓

……

图美尼雅哈奇(13世)

↓

巴衮诺颜

↓

诺延泰(15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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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格    索诺木   鄂木布    伊尔扎木       

↓

巴贝

↓

沙嘎达尔

↓

丹巴彭苏

↓

桑吉扎布

↓

阿尔巴登道尔吉

↓

齐林旺吉拉    若希阳丕勒               

↓

彭楚克双日布

↓

伊什楚克鲁布    伊喜车登               

↓

那木海道尔吉

↓

拉旺那尔布

↓

班第贡扎布

↓

苏达那木朝格吉(28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绥远省解放后，将全省调整为4个专员公署、两个盟、一个中心旗、一个省直辖旗。其中，乌兰察布盟管辖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6旗。1950年4月1日四子王旗人民政府成立，隶屑乌兰察布盟人民自治政府领导。旗政府驻查干补力格，1952年迁至乌兰花镇。1954年3月5日，蒙、绥合并，绥远省建制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归属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领导。四子王旗和内蒙古其他旗县一样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1958年4月2日，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改为乌兰察布盟行政公署，四子王旗隶属乌兰察布盟行署领导。2003年1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消乌兰察布盟，设立地级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隶属乌兰察布市。

　　末代王爷苏达那木朝格吉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生活到1957年病故。共和国境内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哈撒儿家族的尊贵终于彻底放下。王爷府原址在查干补力格苏木所在地。

　　解放初期，四子王旗共辖三个农业区，即四区八号地、五区朝克文都、六区海卜子；三个牧业努图克。当时乌兰花是盟直属区，与四子王旗以大清河为界。1952年7月，撤销乌兰花直属区建制，划归四子王旗管辖，叫乌兰花乡人民委员会。同时，旗政府从王府迁到乌兰花。此时全旗划分为八个区。牧区建制没有变，农业区变化较为频繁。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乌兰花被命名为乌兰花乡人民公社。1964年，调整公社范围，又从乌兰花乡人民公社单独划出乌兰花镇公社。1981年更名为乌兰花镇，沿用至今。

　　内蒙古牧区的“马背小学”乃是四子王旗教育系统首创，后在自治区的许多牧区得到推广。进入九十年代后，“马背小学”消失，代之以规范的寄宿制学校。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四子王旗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军事管制小组。在四子王旗境内的工矿企业收留了很多知识青年，很多草场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垦殖活动，直到“文革”结束。文革期间，大批召庙毁为废墟。边墙、古墓、古城池也罕有幸免。

　　1971年的乌兰花，一个下雪的秋日，在四子王旗降生了一位可爱的婴儿……

　　2003年10月16日，举世瞩目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四子王旗成功着陆，更使杜尔伯特草原知名度倍增，给草原增添了神奇的色彩。明亮的阳光穿透云霞，普照着一望无垠的金色草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今天的四子王旗，北与蒙古国交界，国境线长102.96公里，东与苏尼特右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察哈尔右翼中旗为邻，南连武川县、卓资县，西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接壤。总面积24016平方公里。辖10个苏木、15个乡和1个镇。1999年，全旗人口21.13万，其中蒙古族1.52万，其他少数民族0.18万，蒙古族仅占人口总数的7.2%。全旗国内生产总值64,984万元，地方财政收入4,404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856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2,490万元。旗府驻乌兰花镇。所辖乡级单位有：乌兰花镇、卫境苏木、巴音敖包苏木、白音朝克图苏木、白音花苏木、吉尔嘎朗图苏木、红格尔苏木、乌兰哈达苏木、查干敖包苏木、查干补力格苏木、脑木更苏木、三元井乡、大井坡乡、大黑河乡、太平庄乡、巨巾号乡、东八号乡、吉生太乡、吉庆乡、西河子乡、乌兰花乡、忽鸡图乡、库伦图乡、供济堂乡、活福滩乡、朝克文都乡。 

　　附图：乌兰花宾馆

　　　　　乌兰花水库

　　　　　宝日花

　　　　　四子王旗的学生

　　(现代部分待继续补充)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用一首诗暂作为尾音：

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于西安

注：此文发表在《蒙古学通讯》第18期上。本网站提供该刊电子版　

附： 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地图  《四子王旗地名录》全书  本文word打印版本下载

后记:

_后记这样的一篇文章，原先以为读者一定寥寥，没想到居然还有不少网友喜欢。在此谢了。当初写作时所参考的文献堆满了我的书桌，还有无数存储在笔记本计算机中的“数字”文献，主要是《清史稿》、《明史》、《元史》、《草原帝国》等，还有一些西方人在清朝时的内蒙古区域的游记。辍笔时正好伊斯兰教的斋月开始，就将这篇试笔之作送给我的一位回族朋友—赛力麦。

青城刀客记后记

参 考 文 献：

1. 彭苏克，三宝，四子王旗达尔罕郡王世袭简记，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
2. 柯劭忞等，清史稿
3. 明史
4. 元史
5. 勒内·格鲁塞(法国)，草原帝国
6.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通史
7.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8. 武川文史资料
9. 德王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
10.斯文·赫定(瑞典)，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11.乌云格日勒，略论清代内蒙古的厅，清史研究，1999年3期
12.张世明，清前期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谫论，清史研究，2000年4期
13.谢守安，绥远省旗县并存蒙汉分治始末，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1988年
14.乌盟教育史专辑，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
15.李守信，“蒙古军”的发展变迁

　　在网友中有一位来自辽宁的燕山胡骑先生，对我的《蒙古四子部落简史》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我深表感谢。以下将我与他之间的四次通信内容逐列如下，有的论点已经超出了本文范畴，供对蒙古学感兴趣的网友们参考。我对燕山胡骑先生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非常欣慰，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提出自己的见解。我相信所有的意见都是自由而严谨的。

Title: 给青城刀客--我的几点意见

　　1. 你写的是四子部落简史还是四子王旗这个地方的简史？因为四子部落是清初从呼伦贝尔移到今天这个地方的。

　　2. “《蒙古秘史》，原来的蒙语版本已经遗失了，而汉文译本却反而流传下来。”《蒙古秘史》由于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如《蒙古黄金史》，蒙文本还是有的。所谓汉文译本是明朝学习蒙文的教材，因为明蒙经常发生战争，学蒙文很重要，碰巧把《蒙古秘史》原本保存下来。

　　3. 关于林丹汗，建国初内蒙古自治区对他评价颇高，称为抗清英雄。不是东蒙古大汗，是蒙古大汗，既北元。我个人认为，投降清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4. “康熙二十九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对中央政府阴奉阳违，奢图独立，叛象渐显。”一句，不是“奢图独立，叛象渐显”，而是本来就不在满清统治下。皇太极击败林丹汗后，漠南蒙古表示臣服，但漠北喀尔喀与厄鲁特会盟抗清。后来被清朝破坏，漠北于是被纳入清朝版图。

　　5. “雍正九年，准噶尔部首领不甘心‘平淡’”，同上，不是准噶尔不甘心平淡，因为他一直在那里存在着，特别是雍正年间与清朝订有界约。1757年准噶尔抗清，许多义士被杀，也有许多人溢入俄国，坚持抗战。不是“蒙古各部与准噶尔部作战时，丝毫不会因同宗同族而手软”，许多蒙古人拒绝参战，因而被清朝杀害，《清史稿》有记载。

　　写蒙古族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许多事实被篡改。因此搜集资料一定注意“兼听则明”，否则很容易受人蒙蔽。以上几点见解，如有不妥还望海涵。

我的回信：

燕山胡骑先生，

　　你好！

　　谢谢你在我的青城驿站上的留言，难得遇到有同类型知识的网友，尽管我从你那儿得到的不是夸奖，而是意见。

　　关于那篇文章，的确不是成熟的作品，当时写完后家里出了重大事件，便再没有管它了。其实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针对意见1，我原来的想法当然是写部落史，游牧民族重血统，而不重地理上的籍贯，乃是习惯。我在文中也指出了四子部落当初在嫩江流域游牧。

　　意见2，我没有详细考证，但你的意见很好。

　　意见3，我看问题总是从全中国各民族平等的角度考虑，所以对过于狭隘的民族英雄并不认同。林丹汗在文献中的形象好像并不是太好。“北元”的概念乃是汉族学者们的看法，其实以所有蒙古各部来看，达延汗之后的察哈尔汗的管辖范围实在是相当小的，起码西域以西的各部不会睬他。

　　意见4、5，对于准噶尔部的问题，文献还是相当多的。准部从来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而且的确曾向满族表示臣服。只不过准部轻率善变，总做一些与事实环境不符的举动。乾隆四年的订界，乃是因为中央政府无力西顾的权宜之举，满族的皇帝们从不认为准部疆界在清国之外，这一点在清初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出，包括康熙年间的地图。(近来很多朋友提意见，我也意识到准噶尔部的确是完全独立的政权，不曾作为一个整体向清朝降服。但我可以认为准部政权乃是中华历史长河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治史中应该摈弃“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观点，尊重当时的史实。)

　　关于四子部，你能提供更多的材料么？譬如世系等等。如有，自然感激不尽。以上仅为商榷，我并不极力坚持。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意见！

　　致

　　礼！

　　青城刀客

第二次通信:

Title: 与青城刀客商榷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音。我认为蒙古民族是一个世界民族，因此仅仅局限于中国是不妥的。

　　你所说的林丹汗形象不好，乃是站在满清立场的书籍，如果站在蒙古族立场上，他就是好的。北元不是汉族学者的提法，蒙古族学者一般把明代蒙古仍看做元朝。当然林丹汗的确是名义上的大汗，这是和当时蒙古封建化有关的，称为小汗时代。关于康熙的版图，推荐你参考孟森的《明清史讲义》，康熙年间，漠北刚刚纳入版图(1697)。关于准部，推荐您参考《俄国，蒙古，中国》一书，里面的描述至少提供给您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您认为和准部的界约是“权宜之举”的话，那么那些界约不是“权宜之举”呢？是否可以说与周边国家的界约都是“权宜之举”呢？四子部落我只知道出自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其他的知道的不多。希望得到您的回音，再次感谢。

燕山胡骑先生，

　　你好！

　　很高兴再次得到你的意见，而且，因为是留言，别的网友也能看见，已经有人告诉我非常敬佩你的学识了。但愿下一次还能在留言版上看到你的“笔迹”。

　　由于家中不幸之事踵至，我已经好几个月不涉足这些蒙古英雄们马蹄下的尘烟了。而且，最近几天忙着搬家，也无暇查阅书籍，以用翔实的资料来应对你的宝贵意见，真是惭愧。

　　的确，蒙古民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其势力范围远不止中国的北方，我很欣赏你的论点。即使在立场上，也要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并不懂蒙文(只知几句口语而已)，所以看到的文献多是清朝的。这的确对个人观点的客观性有所影响。从血统来看，察哈尔汗是成吉思汗后裔(具体来说是拖雷家族的后裔)，这当然有利于他的大汗地位，也是为什么在察哈尔系列(首先是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皈依黄教后能带动其他绝大多数蒙古部落皈依黄教的原因之一。满族扩张，兵锋首先所指，必然是东部蒙古，然后是察哈尔蒙古，谁让他离满洲这么近呢！要谈论攻伐，必定得有借口，所以林丹汗自然沦入暴虐一族。另外，民国成立后，举国上下异口同声声讨满族的历史罪过，大多数与满族作战过的人物都成了“民族英雄”，我想这也是林丹汗为什么能在内蒙古人民(尤其是察哈尔蒙古族)心中成为民族英雄的原因之一吧。

　　俄国的态度就更可笑，凡是与清廷对立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值得支持的，咸、同年间的回民“叛乱”(当然，我认为回民乃是正义的)即是典型例证。新疆的锡伯族一向支持清廷，就另眼相看。准部其实在很长时间都认为俄国是最大的敌人之一，也曾在西扩过程中受到俄国火器的重创。但后来，准部与清廷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地位，俄国人又开始假装同情这些本来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准噶尔蒙古人，希冀能从清准战争中捞到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学者长期“同情”准噶尔蒙古、哲合忍耶回回的原因之一。我就想，为什么他们不向苦难的布里亚特蒙古表示同情呢？为什么不给予乌梁海蒙古充分的自由呢？锡伯族逃难到俄境，他们给一点麦种都要高额的偿还；而哲合忍耶回回九死一生到了俄属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后，受到了客人般的礼遇。一句话，俄国人的话最不可信，当初应该让金帐汗国残酷统治他们一千年才解气。因为你的留言中提到了那本参考书，我怀疑是苏联时期的作品，所以有这一段过激言论。

　　你提到的书籍，我会尽快找到并仔细“咀嚼”。我的藏书中关于藏学的较多，而蒙古学论著相对较少。谢谢你的好意提醒。

　　希望得到你更多的建议，从与你的交流中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致

　　礼！

　　青城刀客

第三次通信:

Title: 再致青城刀客

　　不知是否打扰您，祝您和您的家人生活幸福。您在百忙中复信，我很感激，再次谢谢您。我认为您对俄国人是有偏见的，因为俄国所做的是任何一个国家该做的事，就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也是如此。俄国也有蒙古族，那么他们看中国可能和我们看俄国差不多。布利亚特、加尔梅克是和中国的内蒙一样的自治地方。我想也许只有蒙古国的蒙古族看中国、俄国才更公正些。

　　寄上一篇我在索易《热门话题》上发的一个帖子。土尔扈特东归的“新”说法：

　　有关土尔扈特东归的书很多，如《东归英雄传》、《奔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等等，写得气势磅礴，催人泪下。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不久前还专为此做了评述。不过，究其历史的真相，虽然我也是蒙古族人，但说的都是大实话，不想往脸上贴金。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乾隆二十二年，清兵平伊犁，各部厄鲁特逸入俄罗斯者，悉安置于土尔扈特乌巴锡下，地在伏尔加河。其中有名为舍楞者，盛言伊犁可据状，其四卫拉特新投之人同词附和，劝还故土(土尔扈特原据伊犁)。乌巴锡惑其言，约北岸部落于河冰合时同渡东徙。俄罗斯兴兵追之，哈萨克倾国力战拒之，土尔扈特进退无路，不得已改道各国边界戈壁之地，人畜死亡大半。始及伊犁卡伦，仅存七万余口。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乌巴锡与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词。以上的说法非我独出新裁，而是出自清·魏源的《圣武记》。也就是说，土尔扈特本来打算占据准噶尔故地，但因实力不足，只好缴械投降。一个事实，两种解释，其效果截然相反。那种更可信呢？读者一看便知。更何况东归的土尔扈特中还有1757年抗清的英雄呢。

　　记得过去学过一篇英语课文，叫《皇帝的新装》，说的是一个皇帝“穿”着新衣服走在大街上，当人们毕恭毕敬的站在路边观赏时，一个孩子说：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呀！于是很隆重的场面变得啼笑皆非。我奉劝诸位，再不要上演什么皇帝的新装了！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请各位发表高见。

燕山胡骑先生，

　　你好！

　　关于俄国，我想的确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满、汉两族来说，是有很多历史的怨恨在观点里面，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样，我们对于小日本的看法，也是如此。即使抛开民族偏见不谈，弱肉强食的观点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俄国在领土问题上一贯贪得无厌，有强烈的占有欲。要不是俄国人的野心，外蒙也不会分离出去。我并不是满族，也没有感觉自己偏向满族，只觉得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有许多对满族评价不公平的地方，不应该如此。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有(土默特)蒙古族和回族的血统，我也游历过很多蒙、回区域，我越来越认为在认可各民族的个性的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共性更要提倡。金庸先生也说过，他写《书剑恩仇录》时尚有民族偏见，到了《鹿鼎记》便觉得华族一统格外重要。我在三年前开始同意这个观点。华族一统也是蒋介石先生一向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江西苏维埃时期还认为各少数民族有独立的权力，但待到他在陕北落下了脚，这个所谓的“权力”就从文件中消失了--各民族没有独自决定独立与否的权力，而必须置于中华大家庭的角度看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当然，要绝对排除大汉族主义，以及其他极端民族主义，兄弟之间，应当和睦共处，共御外敌。汉、满、蒙、回、藏是兄弟，俄国人、日本人一旦虎视眈眈，便是敌人。

　　还有一点，我从来不认为外蒙是个中立(注意，我是说“中立”，而不是“独立”)的国家，外蒙无论从血缘上还是历史传统上，都应该是大中华的一部分。中国的疆域是片美丽的海棠叶，而不应该是一只小脚(指海南岛与台湾岛)的公鸡。蒙古国已经被苏联“统治”了七十余年，传统蒙文都已经丧失了，何从谈起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所以先生留言中说只有蒙古国的蒙古族的态度是公允的，这一点恕我不能接受。蒙古国的几乎一切态度都是苏联观点的翻版而已，他们“亲近”中国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还有，布里亚特蒙古、鞑靼人等等，他们在俄罗斯“大家庭”的命运远不及中华大家庭，我这样认为。当然，中国领导人对于内蒙古问题犯下了很多错误，有一些甚至是灾难性的罪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共产党人的作为不能完全代表中华各民族的作为，不能因为这些错误而动摇民族团结的基础。

　　还有一点针对你第一次留言的内容，蒙古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一般不具备现代民族概念，所以他们一贯重部落概念，轻民族概念。譬如清军与准噶尔部作战，对于科尔沁人来说，可能觉得满族更亲近一些，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归属同一个民族的准噶尔蒙古人。铁木真与塔塔尔人作战时，可曾觉得突厥人种而且信仰景教的汪古部更疏远？完全不是这样，铁木真认为汪古部是好兄弟，而同为现代意义上的蒙古人的塔塔尔人是死敌。即使是准噶尔人的“亲兄弟”--和硕特蒙古，在准部与清军之间，也大多选择清军。的确，胜者为王，准噶尔部失败了，便受到所谓正统历史书的“谴责”，我能理解。我判断正义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而不是局部利益。

　　谢谢你的多次留言，希望能读到你的更多金玉良言。和你交流是件很快乐的事。顺便说一句，我有一个朋友是当初拍摄《东归英雄传》的摄影师，他们当初是在新疆伊犁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拍摄的外景。

　　致

　　礼！

　　青城刀客

Title: 致青城刀客先生之四

　　您好，忘了向您自我介绍，我是蒙古族人，是辽宁的。如你所说，“在领土问题上一贯贪得无厌，有强烈的占有欲”的恐怕还得说是我们的成吉思汗。还有，我对所谓“中华民族”一直是有保留意见的，因为“中华民族”，按字典的解释，就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而中国各民族还包括俄罗斯族、朝鲜族、蒙古族这些跨界民族，因此我认为所谓“中华民族”是类似“世界民族”这样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

　　我认为蒙古国当然是主权国家，他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也是中国政府的立场。蒙古国作为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历史，他甚至比越南、朝鲜有更大的权利成为主权国家，因为越南在明朝还曾是中国一郡。因此，如前所述，蒙古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你所说的“大中华”。你所指的“中国的疆域”实际是满清的疆域，但是你为什么不用元朝(蒙古帝国)的疆域作为“中国的疆域”呢？(这里需要说明，所谓四大汗国只是外国给起的名，《元史》称西北诸王)元朝的疆域不是更大吗？至于现在所谓台湾的“伪中华民国地图”，实际是个大乌龙，因为过去中华民国从未占领蒙古，直到1952年蒋介石还在国民党中全会上说自己承认了蒙古独立。那么后来又为什么把蒙古加到他的“伪中华民国”版图里了呢？乃是因为蒋利用窃取的联合国席位，以苏联支持中共为名，取消了“中苏友好条约”(实际上该条约在新中国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已宣布作废)，于是堂尔皇之的在地图上“收复”了蒙古，这只是一种阿Q式的做法，目的无非是“反共”的需要。(国民党在台湾的教育是“反共抗俄”，侮称中共是苏联的傀儡)我所以说“伪中华民国”是因为台湾的“伪中华民国”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有关新蒙文和旧蒙文的问题。旧蒙文的确存在弊端，比如竖写、书面语和口语不附等。因此，文字改革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内蒙古在五十年代也曾推行新蒙文，但是青岛会议后，文字改革方向转为拉丁字母，推行新蒙文遂停止。文革中推行新蒙文的机构被打成“四十一人集团”遭到迫害。另外，新蒙文乃是西里尔字母，起源于古希腊，而且新蒙文字母比俄文字母还多三个。新蒙文是拼音，和蒙语口语完全相符，这都是他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当然为了不割断历史，蒙古目前是新蒙文旧蒙文并用。就象韩国，既使用谚文，也有汉字。

　　作为一个蒙古族，我承认俄国蒙古族在“俄罗斯大家庭的命运远不及中华大家庭”，就“内人党冤案”而言，我也认为他们只是汉族中的个别人，不能代表整个汉民族。把蒙语称为“牲口话”，逼迫蒙古族妇女和牲口交配，这些人连畜牲都不如，他们做的事当然不能代表汉族。(以上例子来自公开出版的资料)如果你详细了解一下“内人党冤案”(可以参考《巴林草原的血泪》、《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相信会对蒙古族在中国的命运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蒙古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一般不具备现代民族概念”，当然，古代的是古代民族，近代是近代民族，到了现代，才有了现代民族。西方在古代也没有现代民族吧？但是蒙古族也绝不象你所说的那样，《草木子》记载元朝“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皇帝死后都要到漠北安葬。至于成吉思汗与塔塔尔的寻仇，是内部问题，成吉思汗还要杀哈布图哈萨尔呢，你说谁近谁远？如果你看一下史书，蒙古人是能分出是否归属同一民族的。实际上，清朝一直在蒙古人中间挑拨离间，这就是事实。我认为，为了现实的需要而篡改历史，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因为，历史不是妓女！

　　由于民族的不同，我们的观点可能相反，这是很正常的，通过交流我们才能够彼此了解。我的观点不能代表所有的蒙古族，只代表自己，你知道还有这样观点的蒙古族人就行了。但愿我的话没使你生气，也愿意和你继续交流。

燕山胡骑先生，

　　你好！

　　能再次得到你的留言很高兴。虽然观点差异很大，但能在一起讨论问题就很不错了。本来很多事情就无所谓对与错，只要不过分偏激就可以了。历史上的事情有一些是没法辩论清楚的，束之高阁即可。

　　外蒙在满清时期是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这一点我想没有什么疑问吧。中央在库伦常驻有乌里雅苏台将军，负责外蒙(漠北五十一旗)军政事宜。一切与领土、外交有关的问题地方不能擅自做主。至于民国期间的管辖权，北洋政府的徐树铮将军(皖系军阀)曾完全控制过外蒙全境，国际上也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包括俄罗斯的列宁时代。蒋介石先生对于外蒙的独立的确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谁叫他是一国元首呢？在法律上来说，外蒙独立始自蒋介石时期的民国，但后来该条约废止了，国民党政权当然可以否认这一点。所以，现在看来承认外蒙独立的责任应该算在共产党身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浩劫，这一点的确首先是汉族的耻辱，对不起广大的民族兄弟，其次才是部分少数民族败类附和的结果(“内人党”事件即是蒙古族败类点火，汉族败类开刀)。

　　清朝的确有“灭蒙”的嫌疑，促使蒙古各部落走向分裂，以宗教柔化蒙古民族精神。但从很多部落亲王、贝勒、扎萨克的感觉来看，还是不错的。清朝对于柔顺的部落一向优抚，譬如阿拉善亲王世世代代与爱新觉罗氏通婚，科尔沁亲王也是如此；在经济上清朝中央对蒙古各部的赋税几乎是象征意义的，总以稳固疆土即可，财政上悉由两江、湖广解决。看问题得用辩证法，所以对于蒙古来说，被清朝统治的结果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论之。

　　我一向很欣赏蒙古民族，也有很多蒙古族朋友，有些还象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我喜欢他们率直的性格，蒙古族是个相当优秀的民族，不仅是历史上出色，现在看来，同样具有很多其他民族少有的魅力。

　　你是东北人，却反而痛恨满清，这一点是个巧合吗？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的话没有半点恶意，只不过觉得有点儿象逻辑上的悖论。我有一位来自东北的满族朋友，她说小时候上历史课时总抬不起头来，因为历史书上连篇累牍论述满清统治的副作用，同学们都笑她。

　　至于“中国的疆域”的概念，我认为采用清朝时期的概念是可取的。再说，满汉两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同化，不用分得太清是谁统治谁。蒙元时代的疆域当然也是中国的疆域，我是指首都建在北京(大都，或汗八里)的元帝国，不包括拔都的那一支，以及其他不听命于大都的部落。中华民族56个兄弟民族不能分得太清，因为我们的DNA中有各民族的基因。各族通婚已久，有的人因为要在户口本上填写民族，才不得已选一个。满蒙通婚尤其源远流长，我甚至可以说相当部分蒙古族同胞的血液中都有满族的成分在里面。

　　今天是周末，明后天可能回e-mail就不方便了，抱歉！说实话，我非常喜欢和你交流这些问题。普天之下的网友，能“对骂”几句的已是凤毛麟角，要想听一曲高山流水，就只能做梦了。

　　顺致周末愉快！

　　致

　　礼！

　　青城刀客

以下是来自上海的劳心先生的信件，照录如下：

　　看了您和燕山胡骑先生的切磋，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您说您看问题总是从全中国各民族平等的角度考虑，所以对过于狭隘的民族英雄并不认同。林丹汗在文献中的形象好像并不是太好。“北元”的概念乃是汉族学者们的看法，其实以所有蒙古各部来看，达延汗之后的察哈尔汗的管辖范围实在是相当小的，起码西域以西的各部不会睬他。我认为林丹汗生不逢时，欲统一自达延汗后群雄割剧局面中用武力解决问题无可厚非，但又因直辖地太小，又受到新兴之满族外来干涉，有心无力，其一生是一部悲壮的史歌，至于在文献中的形象好像并不是太好，这有敌方歪曲事实的记载，请注意收集蒙古方自己记载，兼听则明，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至于您说”对于准噶尔部的问题，文献还是相当多的。准部从来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而且的确曾向满族表示臣服。只不过准部轻率善变，总做一些与事实环境不符的举动。雍正年间的订界，乃是因为中央政府无力西顾的权宜之举，满族的皇帝们从不认为准部疆界在清国之外，这一点在清初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出，包括康熙年间的地图。”可斟酌，准噶尔部祖先浩海为北元太尉，马哈木为北元额勒伯克汗驸马，马哈木曾降明，但至后金，蒙古方只承认后金为“水滨三姓女真”的平行政权，甚至好儿趁(科尔沁)为后金盟友，也只承认林丹汗为宗主，至于上后金博格达汗，那是林丹汗败亡之后，漠北喀尔喀与厄鲁特未承认，“的确曾向满族表示臣服。”这又是满族方歪曲事实的记载，满族在满文中篡改蒙古文来表，例如现存车臣汗硕垒蒙古文表为“水滨六十三姓之主”，关于这一问题非三言两语能说清，兹不赘述，“准部从来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不确，自也先称汗，瓦剌已以独立面目出现于祖国大家庭中，这一事实在漠北喀尔喀与厄鲁特1640年塔尔巴哈台会盟得到蒙古方承认。“满族的皇帝们从不认为准部疆界在清国之外”，是，但南朝皇帝又何尝认为北魏疆界在自己之外。准噶尔汗国是祖国大家庭中一个朝代，其亡于达瓦齐时。

　　“外蒙独立始自蒋介石时期的民国，但后来该条约废止了，国民党政权当然可以否认这一点。所以，现在看来承认外蒙独立的责任应该算在共产党身上。”可再议，该条约废止在蒋利用窃取的联合国席位，以苏联支持中共为名，取消了“中苏友好条约”，建国后，前朝成议很难推翻，否则香港回归祖国不必等到租借期满了，，逼苏联撤出旅顺，新疆就已不错了，何况建国后尚仰人鼻息，“弱国无外交”。中印之战，考虑到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得到美苏武器(尤其是大量飞机)支持的印度由于“知耻而后勇”已处于全民一致的时期，武侯北伐不成正是“蜀道难”。运输跟不上，喜马拉雅之险又过于蜀道，一旦大雪冬季封山，以我十万粮弹将尽之师在喜马拉雅之南将攻守两难，又印度已撤换了考尔将军，换了能干的将军，以同仇敌忾，武器装备远胜我师一亿之众压我，不撤何待。战既不胜，外交也难，唐努乌梁海，南海，台湾之事也类此，五十年代在朝鲜而非台湾与美交战能利用我陆军强项，老人家颇知兵法，外蒙独立，印度之撤不可过责。战需待时。

　　您说“我判断正义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而不是局部利益。”是。

　　您说“我的藏书中关于藏学的较多。”,我粗览之下,收藏精品尚可,但有缺撼,《新红史》是否为黄颢之译注，其书功力很深，但其译注之《贤者喜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不可不备，王尧，陈践的译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敦煌文献选》、《西藏故事集》(汉、英文本)、《西藏萨迦格言译注》、《西藏说不完的故事译注》、《藏学零墨》、《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陆版和台湾佛光出版社)未一见，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四辑)功力很深，苯教历史各方面都有，我欲购《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尚不可得，“藏学的根基在哪儿”，怎么如此评价？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深入浅出，发他人所未发，作者是西域，突厥史专家，“作者不懂藏文，尽引汉籍”之评或当，然而其194页载“达磨之世，悉囊南杰赞位居亚相”这只见于《娘氏教法源流》“韦 ·杰多热任大相，那囊· 嘉察墀松杰任外相”，该书只见藏文，不知其从何得知？难道已有汉文译本？如有，麻烦帮我在北京留意一下，上海购藏学书籍不易，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无论80版还是92版(民族出版社)都未能购到。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比《西藏的文明》翔实的多，不可不看，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耿昇译《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西藏的佛教密宗》、《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发现西藏》、《鞑靼西藏旅行记》、《西藏宗教之旅》、《西藏的黄金和银币》、《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吐蕃僧诤记》，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红史》、《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萨迦世系史》、《王统世系明鉴》。主编《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国藏族部落》，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青藏文化》、《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皆当一看。

　　初次写信，谈的过多，就次收笔。希望听到你的意见！不知能否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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