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城与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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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叫做“青城”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四川成都西北面的青城山，乃是道教四川青城山

的胜地，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另一地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是一座塞外古城，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时期有一首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歌中的敕勒川就是公元五世纪敕勒族在阴山以南活动的地区，也就是今日的大黑河平原—土默川。早在春秋以前，这里居住着戎、狄族，以游牧为生。战国时期，阴山南北为林胡活动地区。秦汉时期，又成了匈奴活动的场所。秦始皇为了抗击匈奴对秦王朝北边的侵扰，于始皇三十二年曾派大将蒙恬率大军进攻匈奴，一直打过黄河，攻占阴山以南地区，并于此地置云中郡。西汉初，匈奴势力大振，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以汉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大量财物，与匈奴结为兄弟。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前往匈奴，为加强汉族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唐代，这里是突厥活动的地方。北宋时，这里又为辽所统治。到了明初，蒙古牧民在这里建造了一大片房屋。公元十六世纪，土默特蒙古的卓越领导人阿勒坦汗率领土默特部驻牧今天的呼和浩特地区。公元1581年（中原明朝的万历九年），阿勒坦汗与夫人三娘子（钟金哈敦），大兴土木建城，并用青砖修起城墙，把房屋等围起来，远远望去，一片青呼和浩特街景

色，所以次年建成后命名此城为“呼和浩特”（当时音名“库库和屯”）。蒙语“呼和浩特”意思是“青色城市”（明王朝赐名“归化”）。由于此城实际是由三娘子主持建成并长期在此居住过，故民间也称“三娘子”城，现俗名旧城。清康熙年间，为加强对西北和北部地区的控制，便在“归化”城东北另筑八旗军驻防城。此城于1739年(乾隆四年)建成，命名为“绥远城”，作为屯兵之用，并为清朝的九边之一。现俗称新城，直到1954年11月25日废除了旧名，恢复了蒙古民族本来的城名—呼和浩特。呼和浩特现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我于1997年3月和1999年10月两次到过呼和浩特，一次是彻底的旅游，另一次是从内蒙古最西面的阿拉善盟旅行结束回北京时路过，小有驻足。我取“青城”为本网站名，是因为呼和浩特，而非四川青城山。

　　中国古代道路运输主要用于传递信息和运输物资，通称驿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有驿传的国家之一，驿传为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文化交流和中外往来做出了贡献。中国有组织的官办驿传始于商、周。起初驿传仅限于传递军事文牍，后来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举凡运送使客、接待官员、转输军需、运送贡品等等，均属于驿传运输范围。而驿则是驿传制度下形成的固定的建筑，专为驿传服务。在古文献中驿站均称为“驿”，多作为名词。

　　据传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从神农、黄帝、尧、舜至禹、汤，处于石器时代，所谓“日中为市”，只是氏族部落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换。殷周之际，这种形式的交换有所发展，多在秋收之后，牵着牛到外地换回珍异产品。但这时候还没有驿站的形制，可以说是处于酝酿和萌芽的阶段。

　　春秋中叶铁器发明以后，历战国至西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手工业和农业开始分离，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出现了商品和贸易之间的中介阶级，于是出现了专门经营商品运输和交易的商人。

　　西周在道路交通上已有馆舍的设置(注意，这是一个飞跃)，专供过往诸侯、使臣食宿和换乘马匹。春秋战国时，驿传运输逐渐发展起来。《左传》载，成公四年（公元前287年）讲到了“传”，注家多释“传”为“驿”；《周礼》把秋官“行夫”之职，说成是“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者。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驿传已经制度化了。不仅出现了邮、传、遽等传递方式与名称，而且还设有主管传递信息的机构与官吏。《孟子·公孙丑》中借用孔子的言论：“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大意是：“德政的流行，比设立邮驿传递文书还要快些。”）说明当时的邮驿制度已经相当发达而普遍了。这句话曾被普遍引用。

　　周、秦、汉官府所修建的驿路和驰道，主要用于政治和军事，但也适应了当时商业及运输交通的需要。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东汉陶马车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道路运输的大变革时期。秦统一中国后在驿传体制上，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各地沿驿道设立亭舍，并制定了邮驿法令。秦代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汉代进一步改善了驿传组织，专门从事运输的行业也发展起来。汉武帝时曾试行“均输”、“平准”方法调剂余缺、平衡物价，后来唐、宋王朝也延其法采取“和籴”、“常平”之法通过运输，平抑物价互通有无。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从者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书的传递，举凡传递的方向，文书的性质(书檄、诏书等)，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单位或人员，传受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和时程，传送的方法(如邮行、亭行、吏马行)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即“邮书课”。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紧急文书则由驿骑持赤白囊递送，称“奔命书”。除文书传递、官吏往来外，方士、贤者有诏命征召的，也得乘传；吏民告急上变的，亦可要求借用轺传至京师言事。汉代驿传的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马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从一马一封到置、驰传的五封不等。东汉时为节省费用，则往往但设骑置而无车，由于法律规定驿传只能用于公事，西汉大贵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驿传的。

　　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到长安，公文往返只需七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的交流。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传的建设。汉武帝通南夷，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沿途置邮亭。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全国道路畅通，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路运输日趋繁荣。隋唐时期，京城长安聚居着许多中外巨商，且多以经营丝绸为业。当时各地所产丝绸通过征调、贡赋及商贸手段集中于长安，远运于西域。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广设驿店，发展了前代的驿传运输。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为三十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诸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宋代的驿传制度有过大的改革。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割据局面，为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邮驿奠定了基础。宋代为适应军事需要，废除了唐代以民为驿夫的制度，实行一整套递铺，特别是急递铺制度。宋代制度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宋代的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制度”，以及官员私书附递制度等，都突破了旧有规定，把传统的邮驿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并置有驿铺，专门传送军事文报。宋代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复旧。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径由入内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进奏院元丰改制后隶门下后省，其任务迄为“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当官实封、不题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北宋苏轼在《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诗中写道：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乱山横翠嶂，落月澹孤灯。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憎。再游应眷眷，聊亦记吾曾。（大意是：我骑在马上继续做没完的梦，不知不觉看到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只见那纵横交错的群山布满了翠绿的屏嶂，到了晚上月亮落下去象一盏澹淡的孤灯。来往奔走麻烦了主管驿站传递书信的邮吏（奔走烦邮吏），安闲自在的老憎却感到惭愧。我何时才能再来游览崇寿院呢？真是恋恋不舍啊，那我就暂且写一首诗于这墙壁上，记下我曾游此地吧。）邮吏给苏轼递送的书信大约就属私函。宋末英雄文天祥(注意：是“英雄”而不是“民族英雄”)还写过诗作《金陵驿》。

　　辽、夏、金政权参照唐宋制度，于主要交通干线设置驿铺，以资传递。在北宋与辽、夏，南宋与金对峙的相当长时间内互相间都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尤以茶马互市为多，交往十分频繁。通过道路运输互通有无，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镀金银牌，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劄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考证，位于现在内蒙古宁城县的辽中京的城市布局中即有驿馆形制。金太宗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

　　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明代的驿传制度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各司其事。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门递送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沿袭元制。但至明代后期，由于官吏玩忽职守，紧急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站递送，急递铺逐渐失去作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还出现了民信局，这是中国民用邮政的开始。官方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右图为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驿传运输日益活跃，分类也更加专业化。清代的驿传组织有驿、站、塘、台、所、铺等名称，内地各省设置的称“驿”，军报所称“站”，关外的驿称“台”、“塘”、“卡伦”等，运输官物的称“所”，专递公文的称“铺”。清代的驿站屡屡因为战争及边防形势的需要而有所增减，尤其是在中央直接管辖的疆域急剧扩大时，如征服蒙古各部以及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等。清代张穆写有《蒙古游牧记》，内中详记蒙古地区驿乘兴废之事。从财政上来看，平均算下来清代每年约需300万两白银用于驿传。

　　清代自雍正帝始，在乾清门外设军机处，以方便皇帝得到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其中的公文递送方式即是“廷寄”。廷寄的程式，由于受命者的官职不同而有所区别：凡军机大臣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督办军务大员等，用“军机大臣字寄”字样；凡军机大臣行盐政、关差、藩、臬及各省提镇等，用“军机大臣传谕”；其中尤为机要之件，则书“军机大臣密寄”。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后，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经皇帝修改阅定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三、四、五、六百里不等。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廷寄谕旨递到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一一向皇帝复奏明白，以杜滥冒传旨。属于内务府系统的官员，则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署衔寄发，款式与军机处廷寄相同。廷寄谕旨较明发上谕易于保密，且传递迅速，所以成为清代皇帝传旨施政的得力工具。清代驿传制度较前代分工更细，组织更为严密，延误、丢失驿报的处罚也是严厉的，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曾因延误驿报而遭革职。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沿海商业城市发展，近代铁路的兴建和汽车的输入，驿传的作用日渐削弱。咸丰年间，冯桂芬（公元1809—1874年，字林一，又字景亭，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各地驿站相继裁去。

　　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以中央命令的形式将驿站全部裁撤，无可奈何花落去，至此绵延三千年的中国驿站史终于划上了句号。但中国境内个别地区仍有驿站存在，并继续行使着其职能。譬如康、藏。

　　提到驿传制度，就不能忽略其交通工具——驿马。林则徐还满怀豪情写过一篇诗作《驿马行》。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汉、唐邮驿非常发达，唐代每30里置一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居延汉简中，关于记录驿马的文书有驿马名籍、驿马阅具簿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牛在某些朝代，也偶尔用于缺马的地区或无需急行的驿运。某些地区只能使用牛作为交通工具，某些地区只能使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这都是个例。

　　管理驿马的机构：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于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于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厂，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厂。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民国成立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设机构分别主持军民马区的繁殖改良工作。

　　另外，驿站人员早已有职业服装，但我还没来得及考证其详情。

　　以上略述了中国驿传制度的历史沿革，至于在这些驿站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著名战役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重要的场所可说是开封城外的陈桥驿、河北怀来的土木驿(堡)、陕西兴平的马嵬驿，个中详情我不作叙述，以免铺陈太过，诸君自酌。至于在驿站内任过职的英雄们，恐怕更少有人知道，我只提两个顶尖人物——明末农民运动领袖李自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苏赫巴托尔(Дамдины Сухэ-Батор)。不过他们当初在驿站任职时只是最底层的驿卒而已，在那时苦难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人能料到他们会有朝一日做一国之君。还有一位名声极大的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先生)，曾被贬谪贵州作过4年驿丞。好了，下面我谈谈各地驿站个案。

吐蕃驿站制度的建立

　　自成吉思汗时仿中原驿传制度设立驿站以来，蒙古各代汗王都不断加强驿站建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内地如此，而要对“地广而险远”的吐蕃藏区的统治更应如此，首先要有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否则统治藏区就会成一纸空文。事实上，早在唐朝时期，吐蕃王朝自身要对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的青藏高原进行有效控制，都必须建立能确保信息传递、交通顺畅，方便人员和军需品过往的驿站制度。但自从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藏区四分五裂，各地往来的驿站也随之瘫痪。直到1239年多达那波入藏侦察和后来忽必烈假道吐蕃、南征大理时才开始复设驿站，但只限于在藏区东部设置了军事驿站。元朝统一乌思藏后，要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更为完善的驿站，以沟通内地和乌思藏的信息、人员和物资的交流。于是，元世祖忽必烈委派答失蛮(das sman)为首的一批官员入藏调查沿途藏区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物产资源以及道路情况，选择设置驿站的地点，着手建立内地至乌思藏地方的交通线，以便使往来使臣和僧俗人员“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对此重大行动，藏文史料《汉藏史集》有详细记载：

　　蒙古薛禅皇帝亲自命令大臣答失蛮说：“答失蛮听旨，吐蕃之地，人民勇悍。先前吐蕃有王统治时，在唐代宗皇帝时期，许多吐蕃军队曾到达五台山，在湖定(bhu-ding)府地方留下了许多称为噶玛洛的军队驻守。现今吐蕃之地无王，仰仗成吉思皇帝之福德，广大国土俱已收归(我朝)统治。萨迦喇嘛也接受召请，担任我朝的上师。上师八思巴伯侄，本是一方之主，其学识在我等之上，如今也在我朝管辖之下。答失蛮，汝品行良善，速前往萨迦一次。使我听到人们传颂强悍之吐蕃已入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达萨迦的消息。”答失蛮启奏道：“臣谨遵陛下之命前往。然则，吐蕃者，其民凶悍，彼等毁坏自己的法度，又不遵汉地、蒙古之法度，又不立边哨巡守。我等来回之经费物资，以及大事如何完成，请颁明示。”皇帝又下令说：“汝等如能使朕听到强悍之吐蕃已纳入治下之赞颂即可。路上所需各种物品，俱由御库官员拨给。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使上师八思巴前往吐蕃之时一路顺利。另一方面，你受任宣政院之职，如能详细了解吐蕃地方之情势，对所掌之大事及众人必有利益，汝其前往!”

　　答失蛮接受了上师的法旨、皇帝的札撒(诏书)等，带领许多随从，携带来往路上所需物品，以及从大小御库领出的对吐蕃各及僧俗首领赏赐所需的物品，前往吐蕃。首先，他到了吐蕃地方佛教再弘的发源地——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依次经过朵堆(即朵甘思)、卓多桑珠(gtso-mdo bsam-vgrub)、藏，最后到了具吉详萨迦寺(dpal-ldan sa-skya)。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诏书和法旨。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七个大驿站(vjam chen)。若分别叙述，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有)七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思藏设置了十一个大站。乌思藏的大站中，由乌思地方（前藏）人支应的大站有：索(克)(sog)、夏克(shag)、孜巴(rtsi-bar)、夏颇(sha-pho)、贡(rkong)、官萨(dgon-gsar)、甲哇(gya-ba)等七个；由藏地方（后藏）之人支应的大驿站有：达(克)(stag)、春堆(tshong-vdus)、达尔垅(dar-lung)、仲达(grom-mdar)等四处。并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办法。答失蛮向吐蕃强悍民众宣布了皇帝施主与上师福(田)的诏敕法旨，绕拜了萨迦寺，考察了整个吐蕃地方的风俗民情。答失蛮返回皇帝驾前，将经办情形奏明。皇帝认可所办之事，并赐宴赐物，任命他为宣政院衙署的主要负责官员。

　　又以吐蕃诸驿站均系新立，请求委派一名能使其安之人管辖。于是派遣名叫额济拉克的大臣，给以管领吐蕃驿站之诏书，任为同知(thong ji)之职，遣往吐蕃。自此以后，他在蒙古施主与萨迦派的联系中，使吐蕃二十七个站保持安宁，使得上师、本钦、蒙古和吐蕃的金字使者们来往路途平安，使吐蕃强悍百姓得享幸福。他是薛禅皇帝派往萨迦的头一个金字使臣，对佛教以及萨迦派十分信仰，是一名良善官员，故将其事迹简述如下：同知额济拉克，在受命掌管吐蕃驿站之前，当蒙古皇帝率军前往云南之时，掌管朵思麻两个驿站，配合汉地的驿站，在收服云南的战争中效力，又掌管朵甘思噶热(ga-re)、郭贝(go-dpe)两驿站。他对乌思藏恩德甚大。

　　值得注意的是，忽必烈命答失蛮入藏设置驿站，旨在联结汉地至萨迦地方的交通路线，目的非常明确，是“使上师八思巴前往吐蕃之时，一路顺利”，“使我听到人们传颂强悍之吐蕃已入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达萨迦的消息”，“使朕听到强悍之吐蕃已纳入治下的赞颂”，是和中央政府通过八思巴为桥梁对乌思藏地方实现全面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驿站健全，道路通畅，元世祖中央王朝的政令方可通行无阻，达于“强悍的吐蕃人”。此外，答失蛮入蕃后，沿途都是凭借“上师的法旨”和“皇帝的札撒(诏书)”在藏区发号司令而一路畅通。这正与汉文史料中的“帝师之命与诏敕举行于西土”相吻合。说明元朝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出了倚重萨迦教派首领协助朝廷统治人民的决策。他们充分利用宗教首领的威望对人民进行直接统治，朝廷的意旨(是)通过一身二任(即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当地宗教首领)的帝师(开始称国师)去贯彻执行，这样做有时比元朝统治者自己亲自出马会更得体，收效也更大些。”同时也说明八思巴在元朝对乌思藏问题上采取的是积极态度，元朝吐蕃驿站制度的建立八思巴功不可没。

云南境内驿站的建立和发展

　　唐代时的南诏国王曾受中央册封，此为云南置驿之始。据在云南省盐津县城西南20公里豆沙关崖壁上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开石门路，置驿。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灭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为了“通达达情，布宣号令”，便在云南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78个站赤，其中马站74个，水站4个云南境内的古驿之一

（见《经世大典·站赤》篇）。这些站赤均派有驿令或提须管理，并备有牛马舟车。这样，就给往返使节、军队、商人、游客提供了方便。公元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前后，马可·波罗正是顺着当时开通的驿道和站赤来到云南，足迹几乎遍全省。他走的路线是从大都（今北京）出发，取道太原、西安、成都，到达建都州（今川南会理、盐源一带），越过布鲁加思河（金沙江），至押池城（今昆明），向西行至哈刺章（今大理），再西行到金齿州（今保山、德宏）后，出国至缅甸。他自缅甸归来时，由南部边境入阿木州（今红河州）北上，再过押油城，到秃落蛮州（今镇雄一带），入叙州（今宜宾），然后回大都。难怪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第六章他曾提到元朝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给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的。住宿时所需的物品，无不俱全。马可·波罗还说仅服务于邮递部门的马匹不下数万。马可·波罗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张，但元朝站赤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元朝站赤的设置，对促进云南交通、文化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为明、清继续在云南设置驿站奠定了基础。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将傅友德、蓝玉、沐英带兵进入昆明，统一云南后，又令开辟通内地的驿道。直到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朱元璋给傅友德、沐英等的命令中还说：“六月初贵州都司文书至京师，知盘江道路尚未通行”，因而指令傅友德、沐英不要仅仅守住城池，应以武装保证通向内地的交通线。于是明军在平定滇东土官叛乱之后。就出动人力，在各驻军的管辖区域，整修出了宽十丈的道路（文献恐有误），并在各府、州、县设置驿站51个。驿站间距离一般为30公里。每个驿站备有馆夫一至二人，马匹、马夫若干。在交通要道处，除委派驿丞、驿官管理外，还建有卫、所、驻扎有军队，一些偏僻地区或民族地区，则由当地的土官管理。驿道沟通了城乡间的交通，城市内部或城市附近，定期的集市——“街子”普遍地繁荣起来了。商品交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清朝的驿站，在明朝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仅类别上就有民站和军站之分。当时云南省共置驿站85个，有马夫1600余名，驿马508匹。驿站间距离15公里、30公里、35公里不等。驿道上的文件传递由驿站的马夫、驿马负责。在不通驿道的地方设有堡，传递文件由堡夫负责。堡归驿站管理。
云南境内的古驿之二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又加设了25个驿站。即：由呈贡县的七甸驿站起，经宜良、路南、大麦地、竹园村、州城、冶坡、小江口、腻草、白色古、树皮、弥勒湾、上安排、者报、者兔、木帖、董那盘、高视槽、蜈蚣箐、响水、普听、亭、平岭、者桑、剥隘驿站，到达广西田州渌冲驿站。整个驿站的交通则统归中央兵部管辖。各驿站管理人员，开始时沿袭明制由政府委派驿丞，后改归各州、县长官兼管，各府、厅、州、县为了与各驿站、堡联络，搞好驿传，在其管辖区域东西南北各方还设有“铺”，铺与辅之间距离5公里、7.5公里、10公里、15公里、25公里不等，驿传则由一铺与邻铺联络。州、县之间则通过其州前铺、县前铺相互联络。如云南府所辖的昆明县设有县前、金马、板桥、赤水鹏、里林折、石园、清水七铺，配有司兵32人。其他各县大致略同。所以，清朝的驿站制度比元、明更完善、组织更严密，对巩固中央王朝的统治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目前在北京周边地区还遗有不少的古驿站，通县“潞河驿”，房山“固节驿”、昌平“榆河驿”、“居庸关驿”，密云“古北口驿”……但是现存规模最大、发生历史事件最多的，当属元代始建的怀来鸡鸣驿。

　　鸡鸣驿又名鸡鸣山驿，坐落在距北京140公里外的河北省怀来县西北洋河北鸡鸣驿外鸡鸣山

岸的鸡鸣山下，离110旧国道不远，是北京通往张家口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地理位置十分显著，也是一处守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它始建于元朝，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的路上设此“站赤”，至明朝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鸡鸣驿重新扩建，它是宣化府进京城的第一大驿站，直到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汰驿站,开办邮政”，鸡鸣驿这个古驿站才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出。现今所保留下来的鸡鸣驿古城始建于明代，周长2330米，高11.7米，城墙为土夯而成，外被青砖，另有护城石坝两道。城内鸡鸣村村民大多为古时驿站兵员后裔。

　　鸡鸣驿曾在我国邮政史上起着重要作

用，其特殊的战略位置使之独驿成城。它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功能最齐全、保存量完好的一座古代驿站。城内设有驿丞署、把总署、公馆院、马号、戏楼、店铺等，还有8座圭庙即永宁寺、龙神庙、白衣观音庙、财神庙、关帝庙、普渡寺、泰山行宫、城隍庙。其中永宁寺是驿城中最早的建筑，已距今800多年。驿城中寺庙内明清时期遗留下的壁画至今色彩依旧，人物栩栩如生。从寺庙的规模和布局可以看出当时鸡鸣驿三教共存的社会状况。由于鸡鸣驿地处交通要道，它在担负军队驿站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商家的汇聚之地。据驿城内碑刻记载，该驿盛时仅当铺就有6家之多，同时还有商号9家，油铺4家及众多的茶馆、车马店等。

　　鸡鸣驿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驿传历史、社会经济及宗教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安徽黟县西递驿

　　西递位于皖南徽州黟县（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城东8公里处，始建于北宋皇祐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黟县原属古徽州，西递地处徽州府西部，原名西川，因宋代设驿站“铺递所”而得名。

　　西递的明清古建筑群是我国徽派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至今仍完好保存着124幢明清邸宅，大多为三间与四合格局的砖木结构楼房，马头墙、小青瓦，且“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都是国内罕见，被游客、学者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村庄”“古民居建筑的宝库”。西递有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塑造的“世外桃源”的生态环境和风情，该村落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美誉。

　　西递以其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精湛超群的徽派明清民居、朴实纯美的民俗风情，以及高超精巧的徽派木雕、砖雕、石雕，闻名于全国。最有特色的民宅有大夫第、膺福堂、惇仁堂、西园、瑞玉庭等。“胡文光牌坊”又称“西递牌楼”，是明代徽派石坊的代表作，是西递的标志。西递村人杰地灵，培养出了明代荆西递徽派木雕

藩首相胡文光、清代二品官胡尚赠、巨富豪商胡贯三等一批国家栋梁之材和儒商。

　　西递被专家、学者称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

　　上里古镇为昔日南方丝绸之路上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小镇依山傍水，田园小丘，木屋为舍，现仍保留着许多明清风貌的吊脚楼式建筑。以“二仙桥”为代表的八座古石桥，风格各异，自成景点。

　　盂城驿是一处水马驿站，在江苏高邮古城南门外馆驿巷内，占地1．6万平方米，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高邮知州黄克明所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远离富庶的南方，加以两京并设，南北联系频繁，物资运输繁忙，驿站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当时仅厅房就有200多间，驿马130匹，驿船18条，水马夫200多人。现存有主、附建筑120多间，虽历经600多年风雨沧桑，不少建筑旧貌依然，但另外的大部分建筑受到损坏。1995年一期工程仅修复了正厅、后厅、库房等建筑，尚有不少重要部分还未修复与展示。盂城驿二期全面修复工程将修复马厂、夫厂和驿站官员住宅“驿丞宅”、官立招待所“秦邮公馆”等古建筑，形成古盂城驿的完整建制，还将整治马饮塘景区。

　　历史上有没有唤作“青城驿”的驿站我没有详细考证，

但作为一种艺术上的遐思我反而觉得更有蕴味。以古代中国人对地名命名的那种不羁的想象力，“青城驿”是完全有可能存在过的。那么这古驿中发生的种种，放在历史的悠远中来考虑，恐怕一个具体的鸡鸣驿也远不能囊括。另外，以今天的诗人的眼光，驿站具有过客、漂泊者的意象。对于远离父母亲的我而言，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对于我来说何尝不只是一个驿站而已，繁华或者古朴有什么分别呢？

　　我用“青城驿站”作为我的个人网站的名称时考虑到很多种含义，最朴素的缘由乃是对一种精神的仰慕，就如网站首页左上角的LOGO，在追求“千里黄云白日醺”的感觉。也许将来随着个人经历的变化这种意境会有所改变，但名称大概不会再变了，因为她本身就有着无穷优美的意境。

1.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经济学卷《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

2. 元史卷一百一·志第四十九·兵四
3. 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
4. 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马汝珩等，清代的边疆政策
6.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