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报道原文：

　　“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3月4日，钟南山委员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谈到“一药多名”现象时说。
　　
　　今天下午，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来到了会场，听取委员意见。　　
　　
　　“今天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参加，我说说药品的事。药价虚高和新药审批把关不严有密切的关系，国家药监局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就是证明。”钟南山委员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药监局。钟南山院士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药监局也有责任。
　　
　　他说，一个普遍现象是，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有时连他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往往是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而事实上，这些所谓“新药”良莠不齐，在坑害了病人的同时，肥了很多医疗系统的腐败分子。他特别提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现少数败类，也与这有关系。
　　
　　钟南山院士举例说，“一个‘罗红霉素’，品种就达40多种。我当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他问，“这些所谓‘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来自医药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
　　
　　记者注意到，在钟南山院士发言的时候，张敬礼副局长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联组会结束后，他特意走过去，说：“钟院士，您谈得非常好，您说的问题我们一定下大力气解决。”他承诺，对于审批流程及相关法律滞后的问题将做专门研究。

来源: 南方都市报 2006-03-09

　　关于钟教授的发言的评论，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很多。大约毁誉参半吧。不过，那真是外行人看热闹。我作为在医药圈子里“混”了10多年的“专业人员”（医学7年 + 药品行业9年），对钟教授的发言只是觉得很搞笑而已。

　　一、隔行如隔山，老教授应该保持谦虚。对于钟教授在医学上的成就，我很敬重。但是隔行如隔山啊！对于不懂的行业，或是懂一半的行业，还是不要随便发言的好，否则很容易让人笑话的，有损于自己的名声就不好了。“一药多名”问题让钟教授看来仿佛是S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出来的，其实实情是那些名字是“商标”，是工商局批准的。钟教授难道没有看到“罗红霉素”药盒上的商标名右上角有个“TM”（Trademark）字样？呵呵！医药行业内的知识也同样浩如烟海，一点不比临床医学领域简单。在我看来，钟教授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我从事Marketing Research行业7年了，但最近从事International Trade，就彻底从零开始学习，没有什么架子可摆的。任何专家，离开了自己擅长的专业，就是一介平民，别把自己太当回事。现在的医学教育其实越走越窄，所谓博士的“博”字，我建议换一个字来代替。尤其是现在有的“行业”一个教授带50个博士生，有的学生都毕业了还没见过导师的面，呵呵！说白了就是免费的公司职员，哪里是博士生啊？而且，钟教授目前的职务级别还算可以了，基本上相当于副部级吧，SFDA的最高长官虽然也是副部级，不过实权是远大于钟教授的。钟教授的发言“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很不客气，这可不象是绅士所为，容易让人产生“得志便……”的“误解”。

　　二、看待问题要用法律眼光，政协会议的发言不是儿戏。我这两天看CCTV-新闻频道，听很多两会代表讲经济领域的问题，不过，可以说50%以上的发言都没什么用处，象是背课文，缺乏水平和深度。离开调查与数据的提案象是中学生写作文而已。我也风闻有的代表的提案是秘书写的。说得有点远了，我是想说钟教授的发言缺乏调查与数据。我平时给Boss写Powerpoint文件论述这些问题时都是采用了大量数据来佐证论点，但是钟教授的发言中我没有看到太有力的数据。中国的SFDA批准新药，是依法行政。如果一个企业上报了合格的申报材料，而SFDA在规定时间内不予审批完成，就是行政不作为。这些法律问题我不知道钟教授是否了解。我看某些委员的发言基本上可以用“信口开河”来总结，钟教授的发言基本上也类似。如果大家都这样随便辩论，还不如在网站上设个BBS算了，何苦大家出差过来聚在一起随便聊呢？“我当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通过法规强制大夫下医嘱时采用药品通用名即可，呵呵！这可不是药厂的问题。有的国家——譬如菲律宾，就是处方通用名的。他的发言真的是漏洞百出，不一一评点。

　　三、别动辄“美国”挂在口头，国情实在不同。美国的确在市场经济方面是个标杆，全球都在“学习”他。但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我这可不是用政治用语。美国药厂数量少，医药商业企业也少，FDA受理148种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我国将近5000家药厂，怎么可能一年只申报几百个新药呢？除非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关闭绝大部分药厂，呵呵！也不可能啊！现在大部分药厂都是私营企业，哪能是说关就关的？

　　四、别滥用“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提倡费厄泼赖。SFDA出事了，大家都幸灾落祸，媒体上也频频揭发药品注册领域内的黑幕。其实，我在这个行业内看了这么多年，要说黑，都黑，没几个白的。从SFDA开始往下说（已经有检察院在查，我不评价。说实话曹司长招出那几百万，在他那圈子里基本上就是九牛一毛），国有药企是富了和尚穷了庙，“洗钱”手段一个比一个高明；国有大型医药商业单位效率极低，可是大家赚钱一点都不耽误，每年都往上报亏损，其实管理层基本上都是百万富翁以上，还天天惦记着MBO（管理层收购）；大医院的管理层95%都是贪财的，药厂不是自愿给回扣啊！都是逼出来的，不给高额回扣人家根本就不进你的药，这个行业内人所共知，所以，我看前几天一个报道说某省某些医院院长贪污回扣不足万元，被免予起诉，让我笑了半天，法律条款应该改成“不足百万元即免予起诉”算了。鬼才能相信一个医院院长拿回扣低于万元！

　　五、老百姓说看病贵，其实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医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学过统计的，用多因素分析方法，我分析出来最大的影响因子（自变量）是医院的医疗行为使老百姓觉得看病太贵，谁让医院是离“看病贵”最近的环节呢？现在全国一年大约5000亿元医疗/医药消费。其中药品占了2000亿元吧。如果医院的诊疗行为合理一些，减少1000亿元的诊断费用一点问题都没有（相信很多人去医院看病时都经历过各种诊断手段，其实其中很多是多余的），开药时多从患者经济支付能力着想，省下来500亿也是小菜一碟。另外，我说医院有过错，不等于是说医生有过错，更多的过错在于目前普遍混乱的医院管理层。我自己也当过医生，医生的平均素质在所有行业之中比较还算是相当高的。当然，“看病贵”的命题是个多因素回归问题，其他影响因子也很多，包括国家的财政投入、保险体制的逐步完善、医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价格管理体系的改革等等。

　　六、“佩服”张副局长的软硬通吃的态度。我估计张副局长听着钟教授的这番打落水狗式的外行话，心里恨不得拿着刀子捅过去，但嘴上却笑呵呵说：“钟院士，您谈得非常好……”。真绝！毕竟是官场老手，知道说话含蓄，不象钟教授这样的“新手”直楞楞地冲锋陷阵，最后连自己得罪了谁都不知道。他俩是老手和新手的区别（让我想起了那个《新警察和老警察》的故事，）。

青城刀客    写于北京   2006-3-11　　　 

　　这里又出了一篇新闻，让人啼笑皆非！钟院士真是太天真了！也许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思考问题却太肤浅了。我就奇怪他怎么对媒体发言之前不做一些调查呢？也许，这正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和我们预防医学专业的区别吧！作为我来说，作判断之前是依赖调查的。这篇文章的致命伤在于他根本没有弄明白医药商业的核心价值所在。如果真的如他所说，搞什么专卖，那中国的医药市场就彻底完了，老百姓吃一盒阿莫西林片估计至少得30元了。看在我们是校友的份上，我不多批判了。真心希望我国的“专家”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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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痛斥药价虚高 呼吁建立药品专卖制度 

　　2006年05月24日09:42 　 长江日报

　　同一种药品只要换个名字或在包装上稍作变化，投入市场后“身价”便倍增。昨日(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上，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痛斥这种致使药价虚高的“把戏”。

　　许多常用药经常换名字或包装，以致他这个干了45年的医生，也弄不懂这些冠以“新药”头衔的药品，到底与改装前有什么不同。 

　　与这种走马灯似的改头换面相对应的是，“现在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他介绍，在目前的药品市场，同一种药只是稍微换个包装，摇身一变就成了新药，就能有十多个到几十个不同的名称，单价也从几角钱到几十元不等。仅罗红霉素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药品，全国不仅有50多个品种，而且单价从1元到30多元，价格差达30倍。 

　　钟南山认为，各种“内容”相同的“新药”能拿到生产批号，与监管新药生产批号的部门监管不力有关，药价虚高还与当前药品招标只单纯以价格高低为衡量标准密切相关。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同期仅受理了148种。难道说我国的新药比美国多66倍？ 

　　他解释，由于药品收入是医院收入的“大头”，一般占到其收入的50%，因而医院在药品招标过程中一般也会追求其利润最大化。正是在这种招标只单纯以价格为标准的机制下，因价钱便宜，一些劣等药、假药也趁机顺利进入医院。 

　　对此，钟南山认为，要想真正扭转目前药价虚高局面，应迅速改变药品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即借鉴烟草专卖的方式，通过建立专门的药品专卖制度等形式来控制药品销售渠道，从制度上规避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销商与医院的直接联系。而国家只将生产交给市场，鼓励药品生产企业的自由竞争，开发并生产出各类高质量药品。 

　　他说，药品实施专卖制度，既可使医院改变目前以药养医的不良现象，回归到靠服务求生存的良性循环中，又可最大程度地使临床用药与医院的直接经济利益脱钩，真正使临床实现安全用药。（长江日报/记者 柯进 通讯员 朱俊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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